改革需要长期制度性

当前国内宏观政策的焦点在刺激经济以“保八”，只要有利于“保增长”，政策资源和经济资源就会倾斜。但在着眼于短期效果的“强心剂”政策**时，很多既定的长期改革措施被忽略了，典型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对环境的保护和节能减排等问题。

中国是个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管制仍然严重的国家，停滞改革就意味着长期经济增长动能的消失；而只有在危机中继续加快改革步伐，才能使中国经济实现持久的发展。

推动长期制度性改革才是*本之策

与中国集中**短期的刺激措施相比，即使经济已跌至衰退状态的主要发达经济体，在注重短期内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努力从制度上引导经济走上可持续复苏的道路。

美国就是*典型的例子。奥巴马在近期提出了打造美国经济持久复苏的五大 “支柱”——对华尔街实行新的监管；着眼于加强劳动力队伍的教育开支；旨在**就业、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度的再生能源投资；控制医疗**成本；基于控制联邦医疗保险、医疗补助计划和社会**计划增长的长期性削减赤字计划。从这五大“支柱”可以看出，这些基于为美国经济长期增长提供动力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在谈改革。

如果措施得力，不仅将改善美国的社会**制度、增加消费者的储蓄，*终使美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发生转变，针对新能源等领域的鼓励措施，也有可能为下一轮美国经济增长培养出较为**的技术进步动力。

与美国相比较起来，中国显然还是个市场体系尚未完善、管制很严重的国家。短期内，**“保增长”之心可以理解，但万万不能以牺牲长期增长动能为代价。在我们看来，**一方面要把在医疗、教育、养老以及失业等社会**领域的“缺位”补上，另一方面也要从对诸多领域过度管制的“越位”中退出。

**如果将社会**的任务扛在肩上，便能极大地减少民众消费的后顾之忧，从而在外需面临长期萎缩的情况下，使消费成为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在垄断行业、服务业领域放松管制，则能够使民间资本投资的领域更加扩大，获利的空间更加广阔，这其实是一个“让利于民”的过程。将给未来数年的服务业带来增长的潜力。

放松行业管制是当前*紧迫的改革任务

实际上，此轮中国经济放缓也不全是坏事，这为国内推动某些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时机。这其中尤以社会服务业的放松为*紧迫。通过放开服务业管制的制度性改革来 “保增长”，这样不仅能促进民间投资和消费，而由于服务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更能通过保就业来保证社会的稳定。

在金融服务业方面，目前无论是民间投资和消费的疲软，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都与金融业的管制密切相关。即使目前银行信贷投放处于高速增长的狂欢状态，但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旧如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内的金融资源严重偏向于国有经济部门。而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反过来又大大限制了民间投资的增长。其实，如果**部门能够放开像孟加拉穷人银行那样的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展，扩展其融资的渠道，便利其对中小企业和穷人的贷款，就会带来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加速以及就业增加等一连串结果。

不单民间金融需要放开，公共服务业、垄断行业投资的门槛都需要大大降低，对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管制也应大力放开。

相比服务业管制的放开，推进目前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同样重要，不过面临的阻力也会更大。*典型的莫过于非常不情愿淡出人们关注视野的煤电市场——2008年晚冬的那场大雪，暴露出垄断状态下国内电网建设的巨大问题；2008年上半年，煤价扶摇直上，而为反通胀电价却纹丝不动，罕见的“电荒”其实反映了数年来电价改革的停滞状态；2009年初，煤企和电企的煤炭订货会的“谈崩”，同时将煤价“双轨制”以及电价的行政控制等诸多问题推到了前台……由电价管制传导至煤炭市场，一个价格行政控制的传导链条就此形成，这也成为国内煤电市场不断上演各种乱象的根源。而在其他垄断领域，如石油、电信（特别如目前的3g投资）、粮食进出口等诸多领域，只见**管制的强化，却不见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而市场人士都很清楚，只要能放开服务业的管制，降低垄断行业的门槛，**又何愁民间投资不旺盛，又何愁“保增长”不成功呢？

我们通常所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就是意指进一步放开**的管制、实行市场化，必然触及到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进一步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可想而知。但在目前情况下，单靠**投资、宽松货币以及产业振兴等**强力措施来支撑的经济回暖，不仅其可持续性是个问题，还会损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能，甚至会沿着既有的改革路径走 “回头路”。我们应该意识到，继续改革并不是折腾，而是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经济危机面前，中央应进一步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通过大力推进服务业和垄断行业管制的放开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唯有如此，中国经济才能找到长期的增长动力。否则，我们可能将付出比此轮经济调整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