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不能脱离实际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人均gdp和能源强度是影响二氧化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其它依次是能源消费碳强度、城市化水平。该结果说明城市化的确对碳排放有重要影响，加入城市化变量可以更为准确地捕获这一特殊发展阶段对能源需求和碳排放的影响，以及城市化进程本身对碳排放的影响。

政策选择可以通过影响这些因素来控制碳排放。研究结果得出，2010年—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面临约2.2%的年均增长率，2020年碳排放总量将达到约94亿吨。相应地，gdp碳强度下降速度为5.8%（2010年—2015年）和5.3%（2016年—2020年），这意味着2020年的gdp碳强度可以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约50%，能够实现政府设定的2020年gdp碳强度降低目标。如果愿意承受一定的经济社会成本，还可以通过更积极的能源与环境政策将碳排放的年增长率降至1.5%。

结论证明，人均gdp是影响碳排放的最主要因素。中国的人均gdp还将快速增长，意味着碳排放仍将增加。中国提出的gdp碳强度目标与发达国家碳减排目标就降低碳排放来说是一致的，但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发达国家是减少碳排放的绝对量，与gdp增长没有直接关系；而中国gdp碳强度目标与gdp直接相关，达到某个gdp碳强度目标，可以通过减少碳排放、或提高gdp、或两者同时实施来实现。因此，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是以保证现阶段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前提的。

我国可以在保证一定的gdp增长速度的前提下，通过适当控制城市化速度、提高能源效率（节能）来降低能源强度以减少能源消费量的增长和减少碳排放；也可以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增加清洁能源所占的比重）来降低既定能源消费总量下的碳排放。政策含义有几个方面：

首先，在气候问题谈判中，中国必须强调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问题，应当让国际社会理解，其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碳排放将持续大幅度增加，发达国家早已走过了城市化工业化阶段，两者在同一时刻不具可比性。而且，由于国际贸易分工，中国替发达国家生产了大量的高碳含量产品，年转移碳排放高达10亿吨。

其次，从现在到2020年，是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关键时期。为了保证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完成，中国的碳减排应该是一个渐进性的自我约束，因为强制性碳减排将会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延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时间。减排的自我约束就是政府选择现阶段中国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等各方面可以承受的能源结构和能源成本。

再次，现阶段中国的碳减排政策和战略都不能脱离阶段性社会发展规律。我们的结果说明，城市化的人口转移对能源和碳排放的冲击是明显的，政府可以通过适当控制城市化速度，并且把城市化进程作为低碳发展的机会来控制碳排放增长速度，还可以通过制定和执行积极的能源政策，使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效率提高、能源结构更为清洁。此外，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选择生活方式的过程，而生活方式直接影响能源消费，通过政策引导来提倡节能生活方式，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中国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尽量实现碳减排，这是低碳转型的基本意义。除了适当控制城市化速度，低碳发展可以通过节能和改变能源结构实现，转型战略的选择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