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物价与通胀之惑

风暴前夕的中国市场更像是思想争鸣的实验场，到底是弗里德曼的“自由市场”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是“中国通”鲍大可更加切中要害？

■文/俞 雷，财经作家

1988年9月14日，弗里德曼在上海的记者招待会上对中国的评价非常直接，“首先，你们不应该有价格双轨制……只有一种成功的办法，这就是控制货币发行量的增长率。”

弗里德曼明确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如果中国不能抑制通货膨胀，改革就会失败。而且，价格必须进行改革，而对价格改革可能构成的最大威胁，就是通货膨胀。控制通货膨胀率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的增长率。他还建议中国放开各种价格，弗里德曼举例1948年联邦德国就有过这样成功的改革经验。

但即便是德国人也未必认可弗里德曼的观点，联邦德国《镜报》就在弗里德曼访华一个月之后说：“中国的危机是由于发展太快……美国金融家米尔顿・弗里德曼不久前访问北京，建议放开各种价格。这对中国人来说太过分了。”

香港大学的高级讲师蔡俊华则认为双轨制几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产物。在真正的市场建立之前，在价格被扭曲的情况下，很难想像政府会取消对企业的控制。

日本的常务董事兼调查部长小林实就认为，这些由于控制而被“娇惯”的企业没有竞争和破产压力，导致中国不得不过量发行货币，从而推动了物价上涨。小林实的意见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必须是供大于求，而不是现在的短缺经济，过分引入市场机制是不适合的。

国务院农研中心的黄道霞也并不认同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在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建立的情况下，中国并不宜先行进行价格改革，而是借鉴保加利亚和苏联的模式，先行进行金融改革和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等。这“可以解决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不能兼有的矛盾。国家的实力增强了，就能为通货稳定式的价格改革创造充分条件。”

关于建立市场机制这个问题，哈佛大学的教授罗伯特・昂格也有类似观点，他不认为价格问题是中国第一号的问题。老百姓盯着眼前利益，但政府不能就这么跟着。价格问题是表象的，深层的原因是背后的经济关系，应当解决的问题是经济机制的问题。

不同于弗里德曼对中国浮光掠影的认识，美国人鲍大可对中国的理解非常深刻。这个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美国传教士后代可谓典型的中国通，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速度太快，尤其是基建投资发展太快，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引起个人、地区间的经济不平衡与通货膨胀。而目前中国政府的关键问题，是要控制基建投资和货币发行量。假若中国政府不处理好来自底层的骚动，整个社会就可能发生动乱。

厉以宁教授就认为，经济失衡如果和社会心理失衡结合起来就麻烦了。这不仅会挫伤改革者的积极性，而且会使群众对改革的希望破灭。厉以宁说这话的背景是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失败所造成的动乱。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托马斯・罗宾森的认为是，中国的通货膨胀根本原因是宏观失控导致的供求不平衡。只有当中国从严格的中央控制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一个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中，解决对价格的控制，才能增加供应，进而从根本上达到供求平衡。

这一年的7月，中央领导深入到黑龙江的工厂、商店、企业做调查后提出的观点是，物价改革能否成功，不仅仅决定于物价改革方案本身，还取决于整个改革的深入。没有整个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与之适应、相配合，物价改革就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出于对物价持续上涨的担心，是年抢购风潮在各地比比皆是。南昌市郊的一位农民就一次性买下三台索尼彩电，他的认为是“这就等于储蓄”。有人囤了500公斤的盐。有人甚至还为自己不到10岁的儿子抢购起了结婚用品……

鲍大可的预测不可谓不准，事实上，一年之后他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

彼时不少人也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矛盾也许正是“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不可兼得，如果别无其它选择，那么，剩下的只能是勇闯物价改革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