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大都市之外

生活品质高 发展空间大 成就感强

幸福在大都市之外

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

采访/白鹤 周颖 撰文 /白鹤 摄影/张维良

孙晓琳又一次在梦中惊醒――老板指着她的鼻子因一个数据出现失误骂个不停。

孙晓琳的境遇其实还不错，她是80后，毕业于北京名校，在图书策划公司工作。结婚买房后本打算在北京“落地生根”，但最近却起了回家乡武汉发展的念头。

这不是一场接一场的梦靥所致，而是她大病一场后的痛定思痛。“我妈常说我现在是拿人肉换猪肉。”由于工作紧张压力大，作息不规律，孙晓琳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

今年春节回家过年，父母又一次旧话重提，让她回武汉发展。以前孙晓琳对此都是嗤之以鼻，现在却有点动摇了。“我发现自己居然找不到理由反驳，”孙晓琳惊讶地意识到，北京并没有为她留下什么珍贵的纪念，难以割舍的“国际化都市”情结其实是一种错觉。

幸福感打折 青春在缩水

城市宜居指数正在成为一些中产阶层投资养老房的首选要素。北京某外资企业的高管王亦还不到40岁，就在山水环绕的浙江嘉兴置业了。“我退休了肯定不在北京养老，这环境多差啊。”近年来，伴随着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城市概念，从魅力城市到经济活力城市，从国际花园城市到文明城市，嘉兴在不断发展与努力中探寻着适合自己的全新定位―――“宜居城市”，要打造一座集“水、绿、文”为一体的水都绿城。

英国《经济学人》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一线城市的上班族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路上，这个数字居全球之首，城市的拥挤是重要原因。孙晓琳更是需要花3个多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为了打发无聊的上下班时间，她的通勤必备设施从最早的收音机升级到MP5，但仍然无法排遣心中的烦躁。过去让孙晓琳常常夸耀的城市标签――地铁，如今变成了拥挤的代言词。

二三线城市的交通状况则完全不同。步行10分钟上下班是一种常态。“晚上7点肯定能到家吃饭，胃就听话了。”她想的没错。晚餐时间因城市的不同而不同，《广告大观》调查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一线城市，75%的人下午6点至8点吃晚饭，而二三线城市，70%的人下午5点至7点晚餐。

幸福本是心理学的领地，但现在研究幸福成了一门经济学。工作5年后，孙晓琳和老公一起咬牙花96万元买了一所位于北京郊区的房子，每月3000元的月供，还有部分借来的购房首付款，尽管她和老公的月薪加在一起有1.1万元左右，但她只感到压力而没有幸福。

一线城市的高房价已经结结实实地绑架了白领的“小资”生活。2010年初，一份名为《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幸福指数却较低，与人均收入不成正比，尤其2009年房价飙升则令很多家庭感到痛苦。自从住房变成一件很“奢侈的事”，家庭幸福感大打折扣。为了负担房贷，夫妻双方必须获得更高的报酬或用更多时间加班。缺少了沟通的家庭生活变得程序化，家成为临时住所。

今年过年回家，孙晓琳发现武汉的同学月入7000元时，不禁感慨“我才是个穷人”――武汉的平均房价只有北京的三分之一，而两地收入差距并不像孙晓琳想象的那么大。北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巨大的生存压力不时捶打着她的内心：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

与孙晓琳的纠结相比，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后留校工作的陈争上，在2009年果断地离开了上海，回到安徽老家开始了创业。“每月5700元的工资，20年才能在上海郊区买套房，要是买市区的房子恐怕30年都不行。”陈争上其实蛮喜欢上海，但他觉得“离我很远”。要想融入这个城市就必须要有自己的“根”――家庭，“这就需要一个硬性指标，有家就要有房子。”

科锐国际区域总监徐晶劲分析，白领从大都市回归到二三线城市，和个人偏好的生活方式相关。二三线城市具有简单、宁静、恬淡的气息，悠闲的节奏意味着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我的一些朋友回到杭州工作，每个星期都能游览西湖，这在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为求认同感 远离大都市

就在孙晓琳还为是否逃离北京挣扎之时，身边一位朋友余娜的决定震撼了她。

余娜今年32岁，有车有房有孩子，毕业于北京名校英语专业，事业顺风顺水。2009年末余娜举家离京，迁回先生的老家成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要离开生活了12年、将自己最好的青春奉献出来的北京，大概花了我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余娜给同事的最后一封邮件中透露出抉择之难。

尽管和孙晓琳有种种相似的理由，但余娜离京的导火索却是这座熟悉的城市又一次带给家庭并不陌生的歧视。2009年“甲流”肆虐之时，女儿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接种疫苗。“孩子现在小不懂事，将来肯定会受到心灵的伤害。”

户籍垄断成为逼迫余娜离开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大都市，居不易。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人口严重超载。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9年北京常住人口1775万人，流动人口为509万。外来者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也要与户籍人口共享城市设施。当城市资源不堪重负时，它粗暴地向“外人”关上了大门。

“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外来人口占到总人口一半以上，他们创造财富，而资源却仅向本市户口的人开放，不公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张翼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城市资源的分割成为人口流动非常大的障碍，不是合理的竞争，我主张以城市常住人口为资源的配置依据而非以户口，否则会伤很多人的心。”

余娜在北京有家却没有户口，大都市用它特有的傲慢拒绝了她的叩门。“离开北京，可以说85%是家庭的原因，15%的原因是我自己，我渴望一种新的生活。”余娜读完李开复的自传，同样做出了“追随我心”的抉择：“和自己最心爱的人守望相助，无论在A地还是B地；继续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无论在A平台还是B平台。”

“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在徐晶劲看来，二三线城市机会更多，“没有那么多约束，更容易崭露头角。” 徐晶劲原先主要工作地点在上海，成为公司的大区业务总监后，苏杭、无锡、成都就是她的“新地盘”了。“我自己是愿意的。以前在一线城市的工作经验可以到二三线城市发挥，而且我对一线城市的东西很熟，再呆下去边际价值会递减。”

从一线都市转战二三线城市，迁移者大多“有一定的风险嗜好”，徐笑称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太喜欢从一而终，不追求特别的稳定感，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 陈争上从上海到安徽创业，性格上同样有点冒险精神，“高校教师是稳定的，但我是不安分的。”

《数字商业时代》和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41.10%的人因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而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工作。“有朋友总后悔当初没有去深圳下海，但是今天的二三线城市有可能成为明天的深圳。”徐晶劲说。

“人口超多、强者云集、竞争激烈的大都市，更具有江湖特点，给外来者带来疏离感。”华中农业大学传播学教授彭光芒撰文指出，精英人才对大都市有着先天性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和疏离感，使他们在这个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难以获得家乡一样的认同感。

这些离开大都市的白领们，在新的城市里有两种明显的变化，即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如果他们继续留在大都市，那么上述条件他们可能依然无法得到，需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

城市化加速 生活品质不减

余娜之所以用几年时间思索自己的去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成都发展还不够快。如今，成都已与世界上81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3家已经落户成都。这无疑给了她很大的就业空间和选择度。

“星巴克里全是老外和港商。”余娜兴奋地说，她感受到了成都的国际化气息。中国美国商会2009年度“商务环境调查”表明，已有近60%的会员公司进入了中国的二三线城市，同时还有许多会员公司正计划进入这些地区，或是正在研究进入这些城市的可行性。

正在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做好向无数个余娜招手的准备。“哪个城市的后工业化程度越高，对白领的争夺就越强，如设计、规划、电信等行业，因此二三线城市提供优惠条件会使一线城市中产阶层层流散。”张翼分析。

城市化进程即包括了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不同城市的地域集中过程，乡村型景观逐渐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进程，还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前两者是城市化的数量过程，后者是城市化的质量过程。

这种城市化的质量进程正是余娜念念不忘的味道。她刚到成都不久，就借了辆车开到宜家转了大半圈。“什么也不买，就是想看看。”

这些熟悉的味道对徐晶劲来说也没有变。以前出差她看到一个星巴克就很激动，“现在一个城市里都不止一个星巴克了。”常常穿梭不同的城市，她发现省会城市要满足日常生活没问题，“苏州无锡三线城市现在也行。” 屈臣氏、 百盛、巴黎春天，徐眼中熟悉的都市标志一样都不少，“LV都来了。在苏州、成都有很多人买，可能当初我们真的低估了这些城市渴望人才渴望消费的潜力。”

事实上，《广告大观》杂志的调查显示，二三线城市的消费者希望拥有更加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半以上的被访者表示，“我更愿意购买知名品牌的产品，即使它们的价格可能更高一些，如果国际品牌和国内品牌的价格相同，我会购买国际品牌。”

互联网极大压缩了人们的时空成本，使城市人群的迁移有了更多的便利性。1月15日，CNNIC发布的《第2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已达3.8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28.9%。如今的大型IT工厂更愿意迁移到小城市去，而白领工作也不像过去那么受制于地域。“网络时代实际上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白领可以在城市为金领工作。”张翼表示，“你可以住在深圳，也可以在烟台或昆明，这些城市的教育、医疗资源开放程度比北京上海要高，他们吸引外资的措施要比大城市开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