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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的一生，我感到他在如何花*上下的功夫要比在如何挣*上多得多。
文 � 穆家修
父亲反对把社会当成一个“金矿”，只知去开掘，去索取，他比喻社会是一个“储蓄银行”：“大家有力尽力，有财尽财，都加一点东西进去，这个社会就好了。”
父亲曾经说过：“况乎人为万物之灵，人之惟一责任即为事当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终而至于国家，如是方无愧乎此生耳。但社会上许多有益之事非金*不办，因有益于社会之一念，蕴藏于心，而努力于生利事业，及既得财，即用之于社会，因他人所有之*财，自己无权行使，不能如意支配，除非自有，故名分上正当之收入，应提出若干分为社会上有益事业之输助。”这段话可以总结为他社会责任观的思想基础。
回报社会，办好企业为本
作为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责任感的实业家，父亲认为*要的，也是主要的是要把自已经办的实业真正做大做好，唯有如此才能言及其他。
他曾经对德大纱厂兴办前后当地的变化情况做过一个生动对比：“高廊桥，二年前非常冷落，桥下只有一来煽茶馆，来煽云者、顾客无多，须客至，然后催炉应客，其冷落可知，此时固不成为社会也。迨德大纱厂开业后，如粮食业、薪炭业、南北货业、鱼肉业、糟坊业、杂货业、砖瓦业、小菜市及其他一切小贸易，与小车夫、人力车夫、运货脚夫等，先后来集于此，相利相赖，而社会成矣。”实业有利于解决社会就业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它对社会的影响比这还要广泛深远得多。
父亲建于河南郑州的豫丰纱厂是他办实业的*大手笔，并**了我国近代沿海资本向内地大笔投资的先河，对郑州的棉业以至城市发展都很有影响。郑州当地资料《上海人穆藕初的纱厂情结》一文这样写到：“郑州纺织行业的老同志提及穆先生，充满了敬意，评价很高，说他创办豫丰纱厂，不仅是开了郑州办纺织企业的先河，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郑州自1954年至1958年又先后建起了一、三、四、五、六厂，都要派员到豫丰纱厂学习管理、生产技术等。实际上，郑棉二厂成了其他纱厂的“大学校”、“师傅厂”。
这是豫丰纱厂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如果从社会学更为广泛的意义来看豫丰纱厂，它造就了自郑州铁路工人之后又一批产业工人。另外，豫丰纱厂建立后，周边有了马路、街道，兴起了小型商业圈。还吸引了卖菜的、卖饭的、修鞋的，等等，他们为厂子服务，也在养活自己。本来是乡村的豆腐寨，在豫丰纱厂开工一二年后，显现出城镇化气象，电灯、自来水、洋车、黄包车等一应俱全，饮食小吃也在适应纱厂工人的三班倒，昼夜营业。豫丰纱厂*兴盛时有职工5000多人，你可以想见，这是一支多么浩大的队伍，又需要多少辅助行业为他们服务！
获利难，施于正当之途更难
追忆父亲的一生，我感到他在如何花*上下的功夫要比在如何挣*上多得多。
据我的大哥穆菁长回忆，1920年夏天，他和三哥穆家骥一起在阳台上温课，忽然父亲走来问他俩：“我要以金*助人出洋读书，你们意下如何？”他俩一时不知如何作答。父亲继而说：“你们将来自己会*的”，言毕离去。
这里所说的助人出洋读书，就是他把挣来的**笔大*交给北大蔡元培校长，委托他选拔5名品学兼优的男生出国深造，以造就国家栋梁之才。当时选定罗家伦、段锡朋、周炳琳、汪敬熙、康白情五人，后又增加江绍原一人。一行六人于1920秋出国。被选送的人员在出国前即被告之，此举纯系为国育才，捐资人但知出*，不求任何个人回报。此举之后，父亲还通过不同方式选送过多人，前后共有十余人之多。此举不仅开始了选拔人才方式改考试为考察的一种创新，更是开了我国实业界提倡学术之先河。
父亲对社会上的公德事业一贯热心，例如早期在杨树浦的德大、厚生两厂外的临街处就专门开设了“厚德堂”中药铺，施诊给药于贫病者。1923年在他事业受挫，卸任两厂职务之后，他仍筹资将该铺移到自己在兰路住宅边的沿路，易名为“种德堂”，继续施治。父亲在厂内实行科学管理，在狠抓纪律化、标准化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艺术化，以使工人不感到工作为痛苦，而是一种乐趣。他在厂区里设俱乐部，办图书室，并提倡工人在工余时间要学习、看书，为此在自办的夜校里他还时常亲自给工人讲课。在当时的一次讲话中，父亲说：“鄙人之视众工人皆至尊重，以工人之精神为我业之资本，以待兄弟之心待工人，故幸不至于失工人心。”
在1920年元旦与黄炎培、蒋梦麟、余日章等聚餐时，父亲表示：“询以*财应如何使用，而于国家社会得*大之利益，佥谓宜用之于教育，余颇然其说。”我查对了一下年份，这正是父亲*大的投资项目郑州豫丰纱厂即将投产前的时刻，他预计到*财将至，未雨绸缪，已经早早在做准备了。这印证了我母亲常说的话：“你爸经常是这只手*还没拿到，那只手已经打算好怎么花了！”
父亲在他《五十自述》中有这样的感言：“世人咸知获利难，不知有*而能施于正当之途为更难。各业有机会即可获利，唯用之于不偏不倚之途，而适应社会之需要为可贵耳！”
更难之处在于，他要以个人有限财力去应付社会无限之需求，难啊！家人都知道，父亲在纱厂办公期间公务之外的寻访者不少，公余找上家门来的求助者也常有。仅在父亲1921年秋一场大病卧床两个月期间，募捐、借款、谋就、请托的函件，形形色色几及千数，可见一斑。父亲事后的感悟之一就是：“故用少数才力以治多事者，不如集多数才力以治一事。”这实际就是父亲总结出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路。从此他决心屏除一切烦恼，一并谢绝无谓之应酬，“再由自动的作一二利人之事……是幸。”
1920年起，父亲以“昆曲保存社”的名义联合江浙曲艺界在苏州创办了“昆曲传习所”，拯救昆曲于危难之际。由他独资承担了三年全部经费开支的昆曲传习所，终于培养出了一批“传字辈”小艺人。戏剧评论家张庚生前说：“就是这一批传字辈演员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把昆剧艺术保存到新中国诞生。所以，对于穆先生保存昆剧的业绩，中国的戏剧史是不会忘记他的。”
情系昆曲之外，父亲还主持创办了上海位育小学，将我祖母祝寿的礼金用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建造大楼。六十岁生日时，父亲拒绝亲友为他做寿，而是将做寿的*兴办了一所为失学青年开启求学之门的函授学校──穆氏文社。父亲力所能及地把好事做得更有成效，直至寿终。
无形的精神遗产
父亲是因患癌症去世的。当时内地以至沦陷区都先后报导了这一消息。重庆《新华日报》还专门发了短评，称这是我国民族工业的一个损失。在重庆追悼上冯玉祥致悼词：“穆先生是*爱国、爱朋友、爱大众，崇尚正义，帮助革命的人。”他送的挽联上写到：重农重工，为兴实业树模范；立言立德，足与后人作典型。董必武挽联的后半句是：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日，独留清白，堪作楷模。国共双方及朝野舆论都对父亲一生的德才及业绩给予很高评价。
长时期来，我把父亲的一生看成是一场悲剧，总有点惋惜他生不逢时，然而通观父亲一生，总的基调是乐观向上的。我专门研究分析父亲在*后卧病期间的言谈举止，以观察其心态。结果没有发现父亲有什么悔恨、懊丧之情。毕云程先生是父亲*亲近的部属之一，他在父亲逝世前一个半月探望过他，他记述道：“穆先生精神尚佳，和我长谈英国科学家尼德汉博士到成都医院中探望穆先生，希望穆先生病愈后赴英国游历，促进中英经济合作，努力推广中国棉纺织工业。穆先生*后对我说：‘病愈后一定要到英国去，你一定要帮我忙。’我连忙说：‘一定，一定，只要穆先生病愈，我一定跟你帮忙。’呜呼！谁知此为我和穆先生*后一次长谈，穆先生谈了一个小时，始终言不及私，心心念念，惟有为推广中国棉纺织工业之一念而己！”
父亲认为：“一个人来到世上，应该想到的是付出与回报，而不是来为自己索取的。”他尽了力，作为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父亲是尽了责任的，他对自己的一生应该是自豪而满意的。
父亲走得很平静，他本来就不是为索取而来，他临终前留给家人的*后嘱咐就是“不要灰心！”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