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企业“缺位”慈善基金

1954年出生的王振耀，如今的身份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此前曾担任***基层**建设司农村处处长、基层**建设司副司长，***救灾救济司副司长、司长，有“*爱发言的司长”称号。今年6月，其辞掉公职“下海”，进入慈善领域。

谈到慈善问题时，王振耀观点明确：普通人在慈善中有*大力量，应发挥群体的力量。此外，对企业而言，应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请人来专职做慈善。

《21世纪》：在中国，大家普遍觉得慈善离自己还比较远。请问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推行慈善，才能让大家心甘情愿的加入？

王振耀：我认为办法很多，但是*关键是两个概念应该改变。一个概念认为慈善是富人的事情。另一个概念是，做慈善就应该纯洁无暇。

在中国，普通人是慈善的主流，2008年中国的个人捐款超过企业捐款，只是没有被挖掘出来。中国人做慈善有一个习惯，不留名，不认为平民是做慈善的主流，事实上这是大家没有看到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平时做了多少小的慈善，邻里互助、朋友之间相互帮忙经常发生。我认为**应该多发现普通人做慈善的典型事例，这样的慈善更真实，慈善的氛围也会扩大。

另外，在中国通常认为做慈善应该具备很高的道德。这一看法貌似很高尚，实际上却不具备操作性。现实是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如果真这么要求就没人敢做慈善了。因此在中国，很多人想做慈善，不敢公开做，特别低调。这个观点应该转过来，不要把慈善变成道德法庭。

《21世纪》：请问您认为在政策上应该对慈善事业有什么支持？

王振耀：政策上落实免税捐款，这一点北京地区在全国是做得*好的。大家都知道我曾经为500元捐款落实免税的事，刚一开始北京落实捐款免税也有障碍，但是现在已经很方便了。捐款免税应该要多宣传，和大家的生活联系起来，而且好像还能占点便宜，因为企业捐款免税12%，个人捐款免税30%，这个比例不低。事实上这不是占便宜，而是制度对你的尊敬，尊敬你做了好事。免税可能免几十元，也可能免几十万元、几**元，这样一来社会风气就变了，会导致善心的开发，因此一定要落实相关政策。

另一方面，慈善组织的注册应该更方便一些，鼓励更多的企业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在美国有10万个慈善基金会，在中国只有2000多个，显然，没有较多的基金会，就没有办法实施较为顺利的捐赠。还有，股票捐款的规定需要借鉴**经验，一般是股票不卖就不上税，这样才方便捐赠，像这样一些政策要研究和借鉴。

《21世纪》：您曾呼吁建立中国企业基金会，请问您认为企业在中国的慈善事业中担任什么角色？

王振耀：现在需要开发企业的社会功能，在公益事业上面企业能够起到领头作用，**上一般称之为企业社会责任。一个国家中，大企业捐款的总额累计起来没有办法和平民比，但是像巴菲特、比尔・盖茨捐款几百亿美元，就起到一个榜样作用，能发挥更大的影响。

在中国，企业基金会太少了，很多企业还是等着别人从外边来要钱捐助。有很多省市，企业基金会不多，企业捐款怨气不小。其实企业建立基金会的大门是敞开的，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基金会，请人来专职做慈善。

《21世纪》：请问您认为慈善事业如何利用网络？

王振耀：利用网络在做慈善，这个事情刚刚开始，但是效果不错。壹基金利用网络小额捐赠，一年下来募集额达到几千万元。利用网络这一更便捷的方式，可以为普通大众建立捐款的渠道，使大家更方便。

此外，网络可以给予普通人更多的信息反馈。比如捐款之后，可以公布哪些项目是由北京人捐款支持的，哪些是某个省的捐赠者支持的，这比较能够符合捐款人的心理。

《21世纪》：请问您认为，在中国推行慈善事业应该遵循东方还是西方的道德规范？

王振耀：我认为应该中西结合。中国的文化很厚重，中国老百姓的素质相当高，邻里互助、朋友互助是文化中长期具备的，人民乐善好施，大方，别把中国文化丢了。但另一方面，中国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比如大学学生宿舍卫生间缺乏卫生纸问题就普遍存在，大学应该是人文精神*好地方，但是中国没有一个名牌大学注意解决这个问题，反倒是口号不少，这就是不以学生为本，不尊重普通人的普通需求。因此，做慈善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以人为本，一些政策如大众捐款免税等等都应该贯彻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