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普」终结「一孩制」？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易洁 镇晶晶 发自北京

“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是不是失败了？”

2005年1月6日零点2分，张亦驰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国家***宣布这个小男孩是我国大陆地区的第13亿个公民，这**也被定为“13亿人口日”。

“再创辉煌，应对挑战”是“13亿人口日”的主题，尽管世界罕有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13亿人口推迟了4年到来，但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庞大得触目惊心。

一位记者在这天采访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提出了本文开头那个疑问。

“那你说怎么才叫***，已经要求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了！即使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人口还是会增长啊！这是由于我们长期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所致，而不是每对夫妇生的孩子多了。” 顾宝昌说。

2004年***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届时印度人口将达到14.49亿，超过中国，戴上****人口大国的帽子。

“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等学者先后于2004年、2009年两度****，建议调整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这边厢有人悲叹“大国空巢”；那边厢也有人提出要实行比现在更严厉的生育政策，“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折中的则说， “再坚持几十年，等到人口负增长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11月1日零时正式开始，*后得出的人口数据将会对哪一方形成强力支撑？能否撬动已经运行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该报告披露：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全部人口比例将超过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据测算，中国的人口红利①大约在2013年达到**，此后将处于缓慢下降的状态。这意味着，“十二五”时期已经到了中国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时刻。

“人口老龄化忧虑症和放宽生育政策争论，可以休矣！”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小平坚决反对调整现有生育政策，“主放派”开列出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快速老龄化，以及公共政策与个人私权之间的冲突，在他的逻辑序列中全都站不住脚。

他提出了**的“两个**人口目标”：100年后，争取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之间，200年后降到3-5亿之间，并且坚决主张，“**，中国在实现人口零增长前绝对不应调整现行生育政策；第二，中国在未来**之内应通过各种手段将总和生育率②控制在不高于1.5的水平。”

他主张先把人口控制在15亿左右，再通过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较快地递减人口，“递减到大约5亿左右，才能在100年内赶上发达国家。”

“李小平的观点完全是理论的推演，虽然逻辑性极强，但并没有任何实证能够证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主张放开二胎，他认为人口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资源，“李小平举过一个例子，‘十个馒头，十个人分一个人只有一个，五个人分那就一个人有两个，两个人，就一人五个。’这个道理听上去很简单很诱人，但问题是，当只有两个人的时候，能生产出10个馒头吗？”

至于“主收派”一再强调的“人口与资源的冲突”问题，李建新认为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日本是一个小岛国，人口压力也很大，但是他们很节俭，从不浪费，所以人口和资源并没有太大冲突。中国*大的问题是浪费，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人的生活习惯……这才是资源*大的问题。而且资源和人口数量的对立是建立在技术不变的基础上的，如果技术能够不断进步，那么资源会因为人越来越多而使得人均变少的前提就不能成立。”

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顾问咨询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正武的主张是“有序放开”：“独生子女政策是从1980年开始执行的，受影响的就是那批60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育龄妇女们，他们按照政策规定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立即全面放开，这批人现在是40岁-50岁之间，大部分都还具有生育能力，已有了一个孩子的她们有可能还会再生。她们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2005-2020年之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的小高峰，有可能使得人口增长速度加快，这对我们完成2020年将人口数量控制在15亿的目标也可能会形成冲击。”

“发展是*好的避孕药”

两度参与学者****的顾宝昌表示，“我们从2001年就呼吁尽快着手调整，希望能够，通过试点，及早地做，缓缓地做，比较从容地探索、积累经验，然后再逐渐地推开。”

我国的生育率处于人口世代更替水平2.1③以下已经长达近20年，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总和生育率为1.33，已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

他表示，“如果不调整政策，高峰过后，今后几十年当中孩子的出生数要减少一半，这个情况几乎没有人关注。现在经济问题上，大家认识到过热过冷都不是好事，但在人口问题上没有讨论，好像生育下降越快、人口减得越厉害越好。”

据说马寅初先生曾对毛泽东主席说，“中国农村人口太多是因为晚上没电。”这确非戏言，社会学家公认，“发展是*好的避孕药”，经济发展，教育水平、生活水平提高之后，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大，人们的生育意愿自然就掉了下来。

在亚洲，步入低生育率行列的除了中国、日本，还有韩国、新加坡，甚至还有伊朗。

韩国的计划生育曾被称为世界上*成功的范例之一。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计划生育官员、人口学者纷纷到韩国取经。

从1962年开始，韩国全面推行家庭计划生育，提出了“我们就生一胎吧！”、“两胎也多！”的计生口号，甚至还出现了类似“即使生一个，三千里也满员！”的鼓励不育的口号。

随着计划生育的大力推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韩国生育率下降很快，1962年总和生育率为6.0，1983年下降到更替水平2.1，1990年则降到1.59。

韩国人口学界曾为此展开过一场大讨论，顾宝昌说，“双方争论的论点、论据，跟我们今天的讨论简直是一模一样。”

支持调整政策者认为，假如生育率再进一步下降，会危及到韩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而且，即便取消了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也不会导致韩国生育率的上升。反对者的呼声也相当强烈，他们认为韩国是个小国家，地域小人口密度高，资源非常有限，所以还是要继续控制人口的增长。而且经过多年辛苦的工作，得来今天的生育下降，一旦取消，多年的成果将会荡然无存。

韩国政府在1995年成立了由20位人口专家组成的人口政策审议委员会，并于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变，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即“新人口政策”。

然而新政收效甚微，在随后的几年中，韩国的生育水平继续下滑，到2004年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19，甚至低于正被人口负增长困扰的日本。

为提升总和生育率，韩国政府提出了新的鼓励生育的口号：“爸爸，我一个人很孤独，我要弟弟和妹妹！”、“两个孩子比一个孩子好，三个孩子比两个孩子好”、“留给子女的*大遗产是兄弟姐妹。”

政府还鼓励以前结扎的育龄夫妇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手术，并为他们生育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孩子提供补助。

发达国家的生育率下降由来已久，然而直到近十年来，人们才意识到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一个严重困扰**经济发展的因素。目前，从欧盟到日本，无不面临这一困境。

发达国家中除了美国生育率为2，其他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均收效不大。一些分析人士将此归因于美国移民的高生育率。

为什么低生育率到来时各国社会的认识和反应往往非常迟缓？澳大利亚人口学家Gavin Jones分析有3个主要原因：

其一是人口惯性带来的错觉，人口还在继续增多，所以低生育率在目力所及的现实层面难以构成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长期控制人口造成了思想定势，在决策者和公众中很难扭转过来，很难换眼光看问题；

第三个是人口转变理论存在缺陷，过去的人口理论一直在研究如何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但对达到低生育率以后会怎么样，怎么办？过往的人口理论没有回答。

一放就乱，还是不放更乱？

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为探索“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计生政策，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人口学者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出版了《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

“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干群关系良好，没有恶性事件，而且越来越转向了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的计划生育，这样既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又为群众拥护，保持了低生育率水平。应该说这些试点地区的成果很可喜。”

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人问顾宝昌，“为什么政策松了计划生育的实际效果反而更好？”

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替他做了回答：“法律脱离实际，大家都违法，反而不如法律比较实事求是，大家都守法效果好。脱离实际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大家都超生。”

有数据显示，在“一胎化”政策推行*严厉的1980-1983三年间，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却异峰突起，明显高于之前与之后。

“30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我们的人口态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的学者们2004年上书中央，提出了一个为期15年的分步缓行调整方案：

**步：从2005年起，允许夫妇双方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

第二步：2010年起允许大龄已婚妇女生育第二个孩子；

第三步：2020年普遍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

照此方案，我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但劳动力减少及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会得到缓解。

2009年，专家们再度****，“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呼吁中央及早作出战略性决策，将生育政策调整提上议事日程。

专家们建议选择若干生育水平长期偏低、计划生育工作基础较好的大城市和较发达省份的部分县市先行试点。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已经连续3年在两会上提出要调整生育政策，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谈到，“把家庭搞得那么脆弱干嘛？人口结构已经成为*主要问题，我不相信会一放就乱！刻不容缓不是马上放开，而是刻不容缓地研究。”

①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人口再生产类型中*富生产性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这个时期里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②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合成指标，就是假设一个妇女在整个育龄期都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生育，她一生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了5。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则低于2。 中国*近十年甚至十五年间，总和生育率已大大低于1.8。

③世代更替水平：一对夫妇生育的能够实现代际交替所需的平均子女数。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是考虑到子女在达到育龄期前的死亡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