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航运大王"卢作孚(4)

在我的父亲为嘉陵江三峡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民生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地忘我工作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故乡合川的建设。但是这个像北碚一样在封闭落后的社会里沉睡了千**的城市，在接受新事物方面

一年之后，即1928年，新的电水厂开始向全城供电供水。从此，合川县到处安上了电灯，到了夜里，全城灯光齐明，居民们**了光线微弱的油灯；街头上到处安设了水桩，供应清洁卫生的自来水，人们再也不用到江边去挑江水饮用了。当时在四川的所有城市中，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还****，合川成为*早同时有电灯和自来水供应的县城。

1929年夏，长江上游外商轮船公司偷运军*、**入川，沿江各地轮船和码头秩序十分混乱。时任四川善后督办的刘湘，深感川江航业亟须进行整顿，决定请我的父亲接任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担负起整顿川江航业的责任。

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担任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两项职务。我的父亲又同时担任了第三个职务――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

*先是**整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衙门作风。我的父亲一到任，即作出规定，所有的人员必须努力办事，不准怠惰松懈；必须认真负责，不准敷衍塞责；必须一律穿短服，不准穿长袍大褂；必须一律步行上下班，不准坐轿。我的父亲以身作则，很快就使川江航务管理处的面貌焕然一新。

与此同时，他以极短的时间对川江的航业状况作了深入的调查。通过调查，他“愈知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无不危在旦夕”。

这种危殆局面，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以英商太古、怡和，日商日清为*的外国轮船公司，凭借内河航行权的庇护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了长江上游的航运，肆意排挤和打击中国籍的轮船公司；另一方面是中国籍的轮船公司，深受军阀的**和欺凌。

眼看民族航业陷于如此危殆的处境，我的父亲采取的**个重大行动就是同****轮船公司进行斗争，坚决制止它们的一切违法活动。他找到刘湘，说明为了制止走私军*、**，决定派兵上外国轮船检查。

接着，川江航务管理处向各个中、外轮船公司发出一道命令，要求所有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口，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并由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登上轮船以后，才能开始上下客人；全部装卸货物的工作，必须在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监视之下进行；任何乘客或船员上下轮船都必须接受检查。

这个命令发出后，正如我的父亲预料的那样，外国轮船公司根本不予理会。它们自从侵入中国长江以来，从来都是只向英国控制下的海关巡江司结关，从来没有任何中国士兵敢于上他们的轮船检查。但是经过川江航务管理处力争后，这些规定执行了。惟有日清公司的一只船，无视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命令，**遵照执行。

不执行命令可以，麻烦事可来了。

事情发生在1929年8月5日。这只日本日清公司的轮船“云阳丸”从宜昌开来，驶进了重庆港，川江航务管理处的一队士兵在队长吴定域的带领下，准备上船检查，遭到了船上日本人的横蛮阻拦。

吴定域队长无法，回川江航务管理处向我的父亲报告。我的父亲笑着对他说：“好吧，他不让我们中国人上船，我们中国人就不上他的船吧。”

果然，中国人真的都不上那只日本轮船了。

原来这件事是我的父亲早就安排好并作了极为周密的布置的。他事前已与驳船和码头工人商定，要在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只要外国轮船不服从命令，就不给他们装卸货物。在反帝爱国热情的激励下，所有的中国工人一致投入了斗争。

“云阳丸”停在江中卸不了货，这些平素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洋老爷们发慌了，急电日本***。日本***的领事松本义郎立即去找地方当局施加压力，然而所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件事我们管不着，请去找川江航务管理处。”没有办法，松本领事被迫到川江航务管理处去找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与松本整整进行了四个小时针锋相对的舌战，坚持要派士兵上船检查，至于卸货问题，我的父亲对松本说：“码头工人我们管不着，他们不卸货，我有什么办法？”

四天过去了，“云阳丸”无可奈何地停在江心，既无人为之卸货，食品也难以为继；紧傍着它的日本兵舰，也无能为力。*后，日本人终于屈服，同意川江航务管理处的士兵上船检查。

9月，川江航务管理处得知美国捷江公司的“宜都”轮利用其机器舱秘密机关偷运**，密令万县航务处上船检查，将其机关破获，查出烟土两万一千余两，人赃俱获。捷江公司被迫向川江航务管理处道歉。川江航务管理处随即通知各外轮公司：“以后每轮船之机器舱，必须严密检查，发现秘密机关，即予销毁，即不便销毁，亦必记录明白，俾使每次均检查是处。”

然而斗争并未到此为止。我的父亲接着又向各个外国轮船公司提出：军阀内战时，强拉轮船打兵差，遭殃的都是中国轮船，由此丧失的业务，全部被外国轮船公司侵占。要求各个外国轮船公司在军阀内战发生时，拨一部分增加的运费收入，补偿中国轮船因兵差而遭到的损失。外国轮船公司尽管极不情愿，但怕再吃苦头，只好照办。

与此同时，我的父亲还果断地采取了一项保护沿江船民利益的行动。他通过川江航务管理处下令，规定所有中外轮船在航行中遇到木船都必须减速；如果浪翻木船，必须赔偿一切人财损失。

紧接着，我的父亲开始整顿川江航业的第二个重大行动，即向各军阀提出交涉，解决中国轮船被强迫打兵差造成损失的补偿问题。1929年8月26日由川江航务管理处主持召开的航商会议，专门讨论兵差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我的父亲向各军提出，为了解救中国籍轮船公司的困难，要求各方军事当局：凡军队强拉轮船打兵差，一律必须照付运费和燃料费，不能白运；如果只用船舱上面装兵，必须让轮船公司在船舱下面装货，不能让货舱空着；凡是官兵坐船，必须照章购买船票；军事机关应当派兵负责维持码头秩序，制止军人肇事，使乘客和货物上下，均得到便利和安全。

除此以外，我的父亲在川江航务管理处工作的半年期间，还做了另外两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工作，一是*次组织了对川江航道的整治，二是*次有计划地训练中国自己的驾引人员。我的父亲曾花巨大力量，利用1930年初的枯水季节，组织人员对川江中*险恶的河段进行勘察和整治，清除礁石，改善航道。并曾在重庆千厮门外川江航务管理处所管的一只趸船上开办训练班，培训一批有一定文化和技术水平的船员，特别是引航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