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耀辞官:从慈善司长到大学教授

被媒体称为“*喜欢发言的司长”王振耀，*近再次成为**焦点。6 月21 日，***三任慈善司司长王振耀正式辞官，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是什么促使一位**部委的司长不要级别、不要待遇，主动辞职?王振耀告诉《外滩画报》，辞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慈善”理想：“尽管有落差，但我从来都是为穷人做事，不论是在**，还是在民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为了实现理想而经受的所有挑战，只会让我更快乐。”

56 岁的王振耀原本可以到60 岁再功成身退，但上个月，他辞官了。

6 月21 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挂牌成立，王振耀出任院长。这是****由大学与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成立的专门从事公益理论研究、公益人才培养与公益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机构，将在国内*次开展**公共管理硕士学位的招生和教学工作。从这**起，***三任慈善司司长王振耀正式告别公务员生涯，转身做了一名教书匠。

是什么促使一位**部委的司长不要级别、不要待遇，主动辞职去大学教书?7 月9 日，《外滩画报》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新街口大帽胡同3 号的中国社会政策研究所，这里就是王振耀的新办公场所。推开虚掩的朱漆大门，四合院的一间偏房就是王振耀的办公室。尽管桌面有些凌乱，但新电脑旁边的书架上却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排原**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先生的文集。杜润生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提起这些书，王振耀感慨道：“杜润生是我从事这一行的领路人，他和我原来的直属领导王岐山一样，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谈到辞官，王振耀称之为“幸福的选择”，他说辞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慈善”理想：“尽管有落差，但我从来都是为穷人做事，不论是在**，还是在民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现在为了实现理想而经受的所有挑战，只会让我更快乐。”

王振耀1954 年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贫困山村。回忆童年，王振耀曾说，“少年时，对于‘善’我就有着深刻的体会。1960 年那次大饥荒，那时候我饿得已经站不起来了，只能坐在地下，我是真正知道穷人的那种苦难，那种饥饿的感受。而当时，我清楚地记得人家给我的半块馒头，还有一个老师花两毛钱给我买了一碗饭，这些恩情我一直都记着，社会给我太多的善意，直到现在我仍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978 年，王振耀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后来分别获得了美国哈佛大学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从政之前，他当过兵，也当过乡村教师。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农村政策研究室。2001 年，王振耀走马上任***救灾救济司司长，负责灾害救助及城市*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等。2008年汶川地震4 个月后，原***慈善协调处升格为“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王振耀临危受命，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担任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期间，他曾*倡平民慈善、以善治富等理念。为了推动慈善公益事业的信息公开，他曾经为了一笔500 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而通过多个部门办理足足10 道手续，历时两个月就为了拿回50 元的个税免除。

B=《 外滩画报》

W= 王振耀

“我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

B：从官员到现在民间的学者，你觉得整个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变化大吗?

W：变化很大。我的生活环境全变了，打交道的人也变了，包括上班，我经常坐地铁，大家在一块挤，挺有意思。我其实比较希望能够回到社会，和大家在一块。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这种地方的人，为什么要摆着很强的官架子呢?其实很难受，心态不健康，时间长了是要得病的。

B：现在的王院长似乎比当年的王司长还要红，为什么你始终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W：实际上，大家关注的不是我，而是中国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未来。因为我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慈善，当然，其间推动了一些事情。此外，我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从来没有用官腔、官调和记者谈。比如，无论是南方冰冻灾害还是汶川地震，我都是实实在在地和**沟通，所以大家对我的印象比较深。现在我不去做企业，而去做慈善，大家会关心，你走了，你原来推动的事情该怎么办?你去了，你的新角色会对中国未来的慈善事业有什么样的作用?大家这么喜欢我，主要还是因为我这个人的主意、想法和大家不尽相同，有很多的启发。

B：既然为官为民，都是为了推动慈善事业，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辞官?

W：两个原因，年龄上说，我已经56 岁了。另一方面，北师大和“壹基金”两家的攻势太强大了。他们对我说，筹建这样一个慈善公益的研究院，这是一个难得的时机，过几年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北师大的校长、党委书记为了请我来，还专门开了人事专题会议。我这个人带有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要报答知遇之恩的情结。有个细节，在6 月21日研究院成立前的**，北师大的党委书记和校长忙到晚上十一点，检查了每一个细节之后才下班。这些都让我感动，也没办法拒绝。

B：但还是有很多人认为，你离开是因为在原先的职位上有很多想法得不到一些上层人士的认同，是这样吗?

W：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体制内，当一个司长对很多政策，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政策方面的设计和提升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原来我当六年处长，就把农村选举的制度落实了。我觉得整体上中国的宪法、文件说的口号原则都很好，但如何落实?没有一套具体的程序，所以我当司长就一点一点把它变成具体的程序。

B：那你现在离开会觉得遗憾吗?

W：不遗憾!因为现在的事比原来更多更直接也更累了。我觉得过去我的生活挺丰富的，我的朋友们评价说：“你做了那么多基本制度建设，一个人只要做一件就骄傲一生了，你做了那么多件。”

“我的犀利都是善意的犀利”

B：辞官后，你开的“第一炮”就是宣称中国亿万富翁应该每年捐100 万出来。可能因为你刚刚从**部门回到民间，然后现在又放出这样一个信号。这会不会让人觉得，这是中国**希望民间这样做?

W：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授意。因为我推算的这些东西都是通过我的研究，我个人的风格是经常看报纸、琢磨数据，每天研究这些。有媒体说我有数字癖，但我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就算是在体制内也是这样，经常研究这些数据和动向。因为比尔?盖茨*近倡议富人捐款的事情对全世界的富人冲击都很大，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底线的冲突。他要求富人拿出一半的资金，我觉得，如果中国没有一个回应，甚至中国知识界或者社会界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不好。因为中国的富人刚刚致富，你一下子让他们拿出一半的资金，我觉得实际上压力太大。所以我算了一下，我按照将来中国慈善的发展，根据一般的规律测算了一下，同时又跟很多人商量以后，我认为拿100 万人民币是可以接受的。百分之一的财富，或者说你一年赚了一个亿，回馈社会100 万，还免税呢，那你为什么不做呢?中国有5.5 万个亿万富翁，一人拿出100 万，那就是500 多亿。他们一带头，那么千万富翁一年拿个七八万，那我们百姓的生活就会上一个台阶，社会和谐度就高。按照我的测算，善款就会累计到2000 亿。2000 亿，那对解决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就不得了。

B：从 6 月21日正式辞官，你对以前从不公开评论的话题都给出了*直接的评价，比如号召富豪捐款100 万，你还公开评论“诈捐事件”。这是不是意味着辞官后你的言辞会比以往更加犀利?

W：作为一个公益研究院，本来就应该研究社会的各种现象和趋势。此外，我们除了需要很好地研究，还需要做出积极的回应。但是，我的犀利都是善意的犀利，我的犀利从来都是不伤害大家的，更多的是引导大家更深入地思考。我提出来的就是，能不能给大家多一点善意的压力，千万不要让社会陷入一种恶斗，我们尽量避免，我们斗了几十年、几千年了。现在我们社会财富到了这个等级，咱们多付出一点善，这样让社会真正实现和平转型。我觉得通过研究院的努力先营造一种环境，转变一种理念。比如大家批评诈捐这事，我们批评完了，大家会转过来想想，原谅她，然后接着问问还有谁没捐呢。这样的话社会就平和了很多。在中国，因为文化障碍，往往导致大家都不关心、关注普通人的喜好，不研究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大家动不动或者说做任何一件事都是“领导说了”，你做慈善如果是仅仅贯彻行政机关的指示不行，公民社会不是靠行政命令的，必须要研究普通人的需求。我们要尊重普通人，包括尊重富人，重视他们的尊严和感受，然后去做善意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

B ：你*近反复提到名牌大学的“厕纸”问题，为什么开始关心这个“小事”?

W：因为做官员的时候，很多话你不好说啊，比如我要说名牌大学怎么怎么，那名牌大学觉得你这官员真腐败，本来应该关心穷人的事情，怎么对这些事情感兴趣?官员不像学者，你在大学说大学，你的影响力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还准备找一个名牌大学作为一个公益项目来做，再找一些企业家资助它来做，我就看看一个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卫生纸一年到底要花多少钱。但如果作为司长，这些我能做吗?所以当教授推动一些事情可能更容易一些。另外，我说卫生纸只是一个开头，大家都要研究普通人的需求感受，身边类似卫生纸的事多得去了。这就是好事，要给社会善意的压力、提醒。

研究院是所有NGO、所有慈善组织的培训基地

B：这个研究院成立之后要怎样来运作?因为它毕竟和一般的研究院不同，比如你成为一个民间代言人，其次你还要对“壹基金”的这个项目负责，你是怎么打算的?

W：我不仅对壹基金负责，还对众多的民间组织提供包括项目计划、人员培训等多方面的服务。这里会是所有NGO 慈善组织的培训基地、研究基地，研究院的基本定位是这样的，就是研究大家的需求，为大家找到各种办法，然后设计出项目，这等于是一个平台。建立一个民间与**、国内与国际合作的平台，是我们研究院的重要使命。

B：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处于什么地位?你觉得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W：我觉得他们目前*需要的，第一，用西方的话讲叫能力建设，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不是大家不愿意搞公开透明，而是大家不会，这就是个问题。为什么出现“被”捐款的情况?捐的款你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这就叫“被”。假如你捐完款，过3 个月、半年给你一封信，告诉你捐款用到哪里了，做了什么项目，再给你看看项目的照片，你还有“被”的感觉吗?其实这个问题不复杂，正是因为我们很多机构不会做这些事，不会开展这些活动，就不会让捐赠者满意。

B：我们看到报道，“壹基金”捐助了研究院2000 万元，你觉得这个钱应该怎么用?

W：主要还是用这些钱做项目。到底能做哪些，要怎样分配资金，比如教育培训、政策研究、项目服务等，现在我们正在商量。

B：为什么这么多年中国一直没有这样的研究机构?

W：还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的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吃苦耐劳，但客观上我们被一种传统的体制所束缚。也就是说大家的能量被束缚着，要是能改变一种结构，从以前老的传统中转变过来，注意数据分析、程序建设、规则标准建设，很快大家的能量就可以释放出来，这就是现在的研究院需要做的。这让我想到大家讽刺上海人太注重小事情，这不是笑话吗?本来全中国都应该注意。外国人微笑还要注意露出8颗牙齿，咱们就没有这样的注重细节的文化。

中国的公益时代已经到来

B：你曾经在一个论坛上说，中国的公益时代已经来临，现在还这样看吗?

W：你看，我都被这个社会吸引过来了，中国的公益时代实际上已经到来。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一下子就把这个社会蕴藏多年的一种热情，激发出来了。我认为公益事业现在是持续不断地在升温。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重大的历史机遇。随着我们经济的增长，我们的公益社会建设能够跟得上，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一个和谐的、贫富之间没有特别大的恩怨的社会。那时候中国社会至少在贫富矛盾这一点上，能跨过5000 年来的历史积怨。我们的传统口号“杀富济贫”、“为富不仁”，都是这些词。我当年做农村选举的时候，我就立志，不要让中国再搞农民起义，要在基层解决矛盾，用和平的方法：选票来解决。现在我投入到另外一块：贫富差距的加大，能不能通过慈善公益解决?对于“劫富济贫”、“为富不仁”这些词我们能不能告别它?让中华民族再一次告别几个词。我觉得我的志向就是这个，对此我们研究院会做很多项目，供大家思考。而这些你在**是很难做到的。

B：随着“公益时代”的来临，也涌现出很多非常有性格的人物。包括你在内，还有我们曾经采访过的陈光标等，都带来了很多争议。

W：一个时代来临的同时，会涌现很多有个性的人。正是这些有个性的人，组成了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大家开始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但很快大家就会转变这种观念了，因为现代慈善是多样性的。现代慈善客观上就是要用税收杠杆促使你做慈善，因为你做慈善、捐款给公益事业之后，客观上你投的钱比你接受的免税的那个数要多。你不通过国家缴税，你直接给公益事业了，那效率更高，投入量更大，等于是国家用50块钱的税收达到100 块钱的社会效益。这全世界都算得很清楚，宁可让他逃税，当然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逃税，准确地说应该是捐款免税，来扩大做公益的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