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慧”拐弯儿

2009年9月8日9点，北京万达索菲特大酒店7层宴会厅，中国泛海入股联想控股暨联想控股新战略媒体沟通会在此间举行。

媒体急不可耐地发布消息：联想**走向民营。

联想控股原股权结构为：中国科学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占65%，联想控股职工持股占35%。此番股权转让后，联想控股新的股权结构为：国科控股占36%，仍为联想控股**大股东，联想控股职工持股占35%，中国泛海占29%。

显然，泛海入股之后，三方相对均衡的股权结构，让柳传志等企业创始人和管理层有了更大的“腾挪”空间。

联想控股股权转让尘埃落定之时，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知名企业家褒扬柳传志用了“伟大”一词。

显然，这并非过誉，当国内众多企业的创始人和企业家依旧在哀叹“产权是张网，越挣扎越紧”，柳传志却已悄然气定神闲地破局而出，这种运筹能力绝非朝夕之功。

“婆媳关系”与“关键关系”

20年前的1990年12月，第二届科技实业家创业奖在京颁发，西苑宾馆大堂，柳传志邂逅老朋友华贻芳，“我们联想现在是**民办啊”。**民办，中国特色。

对于海尔、联想这样的“**民办”企业来说，如若企图安然逾越“体制”之坎儿，妥善处理“婆媳关系”、“关键关系”至关重要。

8年来，《中国经营报》记者几乎每年都获深度专访柳传志的机会。采访中，柳传志总会由衷地表达对于中科院**们特别是曾茂朝先生的感谢之情。柳传志曾经无数次在公开和私人场合表露过如下观点：中科院以及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是“开明的好婆婆”。

曾茂朝，计算所原所长，身为国资代言人的他长年担任联想控股公司董事长一职。一定意义上说，曾茂朝是联想真正的***，他从来都是柳传志*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联想事业*无私的捍卫者。

但这许多年来，几乎没有媒体记者能够采访过曾茂朝，这位睿智的科学家理智地避让着传媒的聚光灯，在他看来，柳传志才是报章的头条。

在与中科院**、计算所**交流沟通的过程中，柳传志反复引用的词汇是“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真诚剖白曾让中科院**热泪盈眶。

1992年1月，一份申请摆上了曾茂朝的案头，初具规模的联想要求“脱离”计算所“体系”，归为中科院直管。曾茂朝没有丝毫犹豫，甚至都没有掂量一下计算所“私利”，即签字同意。当然，柳传志也知情不忘报，即使“脱离”了计算所，联想仍主动承担了计算所诸多“办社会”的职能和负担。这也就在更深层面夯实了计算所与联想的“母子亲情”。

1995年2月，中国科学院党组作出决定，委托联想集团公司管理计算所，联想集团公司总裁柳传志担任所长，曾茂朝被中国科学院党组任命为代表科学院、计算所担任联想集团公司董事长。柳传志在计算所所长的位置做了3年，直到1998年10月。

现在看来，这么多年的“相敬如宾”是今日能够友好协商的*佳注解，尽管双方当时都并未想到今日之变动。当然，只处理好“婆媳关系”远远不够，柳传志还要处理好“关键关系”，尤其是与创业元老们的关系。

联想控股中特别值得一提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李勤。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柳传志*为倚重的得力助手，“联想系”的“二号人物”。联想控股公司常务副总裁、神州数码董事局主席，这是他曾经的职务。

李勤其人，个性鲜明、作风硬朗、性格顽强，但尽管如此，“外圆内方”的柳传志却与李勤和谐相处、其乐融融。李勤1985年离开计算所，一年之后的7月14日，王树和辞让，柳传志受命出任总经理，李勤担任副总经理。从那以后，“柳李配”主导了联想早年间的众多重大战略。

“柳倪之争”**之际，曾茂朝、李勤自始至终支持柳传志。彼时，整个中关村都在观望，联想会不会也像方正那样，进入到“院士执政”的**阶段。但联想终究不是方正，倪光南也不是王选，联想*终选择的是企业家柳传志。

事实上，26年以来，联想以及柳传志本人经历过多次危机，每次均能化险为夷，这和柳坦荡的为人、深厚的人脉不无关联。

诚然，创业早期，联想内部人事冲突也曾经相当激烈和尖锐，柳传志的应对之策是让那些人坐更好的轿车，房子住得更宽敞，奖金多多地发。为何如此？柳传志的用意在于，“待遇、奖金全都给你了，那我还有什么？还有**你的权利。”正所谓“名”、“利”不可均沾，取其一足矣。

作为柳传志的多年密友，冯仑对此有过如下解读。“柳传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追求自己的信念，极其执著的基因就是要做成他自己的梦想，把中间该甩掉的甩掉。如果他没有这个强烈的成功欲望、偏执的基因，以及这种偏执背后的社会价值取向，柳传志不会变得伟大。当一个人拥有整体，拥有管理**的权力，就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在他手里。”

当然，保持核心团队的和谐、取“名”让“利”的“柔和”之外，柳传志同样有其“铁腕”的一面。

同为泰山峰会核心成员，冯仑与柳传志交情笃深。曾经有一次，两人在飞机上聊天，各自盘算这些年来经营公司到底把多少人送进监狱。柳传志说，被联想送进监狱的有12个；冯仑想了想说，万通送进去2个而已。

“柳传志很有原则，说送进监狱就送进去，不含糊，但首先他管理自己是成功的。”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写道。

突破性变革与渐进式改革

柳传志曾在清华演讲，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宁向东评价他：“讲实话、说真话，真诚直率、无私无畏，柳总是企业家中的政治家。”

经营企业，“政治”不是万能的，但不懂“政治”是万万不能的。这已成为企业家群体的一致共识。与政治保持合理适度的安全距离，各自安生、不离不弃，这是一种充满技巧的商业智慧。

将中国企业家导向未来的不是产业的危机使然，而是他本人独特的思想与战略决断。激越昂然、狂飙突进，中国企业家遭逢的是这样一个让人无比亢奋、难以自持的财富时代，当此之时尤其需要严肃的思辨、冷静的检视、审慎的行动。

曾任中共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泰州市委常委的陶建幸是春兰集团的当家人。2000年8月20日，春兰公司董事局决定拿出其净资产的25％对经营层和员工进行量化配股时，其产权改制方案还是框架性的。这些框架包括：改制资产以期股形式向全体春兰员工配股；春兰员工以现金方式按1∶1购买股权；在购买股权的同时赠送同样数量的干股；配股期限暂定3年。

春兰改制曾被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陶建幸与春兰的高调行为亦被寄予太多热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尖刻的诟病。其实，普罗大众的质疑与争论聚集在陶建幸身上：一个享受显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怎么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腰缠万贯的超级富翁？

2001年初，相关部门告知陶建幸“方案还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需要进行更科学、更严密、更合理的论证和计算，需要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集体会诊”。

及至2002年，春兰改制戛然而止、无果而终。

春兰改制“夭亡”导致了两大后果：一、海尔、长虹、海信等类似企业的改制方案均被叫停；二、春兰自此不可遏止地步入下滑通道，一年不如一年，光景惨淡。

综观春兰改制，无疑，陶建幸抛出的是兼顾利益相关各方的一揽子解决方案。改制方案披露之时，陶建幸不无感慨：“股权公众化是大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春兰连续15年以93%的速度增长，职工未参加利润分配。改制后，将进一步使员工既能享受利益，又能关心企业的长远发展。”

陶建幸强势强力推动春兰改制，采取的是“深入深刻、一步到位”的策略，很显然，此种“用力过猛”的做法明显过于激进。

反观柳传志对于联想的体系改造，推行的是“稳步稳妥、小步慢跑”的渐进式改革，亦步亦趋、平滑顺遂，在利益让渡普惠的基础上*大可能地规避一应风险。

2004年12月15日，联想在京举行盛大的20周年庆典，段永基作为柳传志邀请的重要嘉宾发言致辞，当段在演讲中述及“20年前，中关村诞生了一批企业，其中有四通和联想”时，端坐台下的联想员工突然**出哄堂嘘声，这样的“噪音”让见多识广的段永基颇为尴尬，柳传志也甚感歉意。

诚然，2004年的四通已经无法与联想比肩，但是倒退15年，四通曾是联想的榜样。四通创始人万润南影响过柳传志，也影响过史玉柱，多年之后，史玉柱坦言“当年是听了万润南的演讲才决定下海创业的”。1993年8月16日，四通公司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关村和内地首家在港上市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募集资金1.89亿港元。段永基骄傲地向媒体宣称：“四通的员工可以获得其中10%的股权，并且只需按照所得股票面值的10%缴纳现金，其余90%由四通公司历年积累的职工福利基金支付。”

四通的上市，对柳传志是个刺激。

柳传志拜会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恳请他向证券监管部门请示，在政策方面给予联想在港上市一定的倾斜与关照。与此同时，柳传志着手制定“联想集团股份制改造方案”上报相关部门，按照这份“股份制改造方案”*初的设想，联想财产的55%归中科院，属国资；45%归全体员工，属民有。

“联想集团股份制改造方案”让中科院**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无权批准或者否定，只有财政部才有权批复。

1994年2月14日，联想在香港成功上市。此外，中科院**又送给了柳传志一个“大礼包”——联想集团每年经营产生的红利65%归中科院，另外35%由联想自主决定分配。这也就意味着，联想集团拥有了极其可观的分红权。柳传志顺势将35%分红权进行了细致的量化：1984年以前的创业元老占有35%，1986年以前加入联想的员工享有25%，1986年以后加入联想的员工拥有40%。

据说，柳传志精确量化35%分红权之时，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然而对于柳传志来说，这是财产确权的关键一步。

耐人寻味的是，�时健也是在1993年前后出事。1993年至1995年，云南玉溪红塔烟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时健，伙同罗以军、乔发科等人，贪污公款2874万元，1999年被云南高院判处无期徒刑。

�时健“没落”，学界如此反思，“透过�时健的犯罪事实可以看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职业企业家产生和成长的良好环境。”

谈及�时健，一位知名企业家亦愤懑不已，“这不是�时健的原罪，而是体制的原罪。”

1997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北京联想、香港联想如愿整合，1998年3月整合宣告完结。其实，柳传志的心愿是将35%分红权“转化”为同等权重的股权。

曾茂朝出面，广泛游说、积极公关，财政部*终同意将35%的国有股权划归联想员工，并允许联想以现金方式购买这部分国有股。走到这一步，换了其他企业，多半会通过向银行举贷方式购买股份，柳传志却早有备手。

1993年35%分红权得以确认之时，柳传志即责令财务人员将用以分红的现金如数登记在册，严禁任何人动用、挤占。历经4年多的积累，分红的现金已经达到了1.6亿元，而后来，正是这笔资金的“启封”使得35%的股权成为事实。从望梅止渴的“分红权”到实实在在的“股权”，柳传志和联想人耐心等待了5年。

之后，联想职工持股委员会成立，工作达到一定年限的联想员工均有资格进入其中。职工持股委员会是35%股权的享有者，分红的分配者。彼时，形成了如此这般的股份比例：联想集团公众股43%，联想控股持有57%。57%又分为两大块：中国科学院持有65%，联想集团职工持股委员会持有35%。

这一格局，维持了11年之久。直到2009年中国泛海的介入。

“柳传志在公司分配制度方面的信念，是社会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混合体。他信奉公司利润应该由所有员工分享的原则，同时他也相信高水平的薪酬一定能够雇到高水平的员工。”著名财经作家凌志军如是评论，“在柳传志的所有智慧要素中，应当说*精妙也*具深意的就是妥协。他在顽强地改变那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东西时，也有足够的胸怀去包容那些他不能改变的东西。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他有足够的智慧区分清楚什么是自己能够改变的，什么是自己不能改变的。”

用润滑、平顺的方式，以时间换空间，把敏感而关键的事情做好、做实，“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这就是柳传志改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