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方向：互相强化的增长模式

在当前欧美经济复苏疲弱的**经济环境中，区域内合作正成为后危机时代亚洲各经济体强烈的诉求。促进更深层的区域和**一体化，正是拿督Ooi Sang Kuang作为马来西亚**银行特别顾问的重要使命。在担任马来西亚**银行副行长8年后，拿督Ooi于今年6月16日被任命为央行特别顾问。与此同时，他也兼任马来西亚国家抵押贷款公司以及马来西亚电子清算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7月13日，在韩国大田举办的IMF亚洲峰会期间，拿督Ooi接受了《**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与广大中国读者分享他对亚洲经济发展和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与看法。

通过“互相强化”成为世界“增长引擎”

**财经日报：在当前需求疲弱的**经济环境中，亚洲应该如何更好地调整并适应？

拿督Ooi：亚洲的方向是更加一体化。亚洲需要更快、更广泛地互相融合，从而形成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强化的亚洲区域联合体。亚洲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规模应该得以扩大，各个国家之间互相购买彼此的产品与服务，共同提高收入。因此我们各国就能够互惠互利、彼此强化，并促进整个亚洲的经济增速，进而提升**增速。

日报：对于大部分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经济体，过去两年的危机都警示，拥有一个更加平衡与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您认为这一转型过程将会持续多久？会有多困难？

拿督Ooi：我并不认为这一过程会漫长而又痛苦。亚洲经济体要做的就是发展本国自己的“增长引擎”，即拉动国内需求而非注重出口。与此同时，增加亚洲区域内贸易，**更多的“区域内需”也至关重要。我们要做的就是拥有足够的意志和意愿，在区域内加强合作。我想亚洲已经意识到，欧洲经济正在放慢步伐，美国也有着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而我们则会****。亚洲需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亚洲也应该通过互相强化而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这就是我称为“互相强化的增长模式”。

日报：危机后西方国家的消费能力有所减弱，而以出口为主的亚洲经济体也刚开始增加内需，那么这一时期内的**消费将何去何从？

拿督Ooi：亚洲的人口较为年轻化，也拥有很高的储蓄率。事实上，亚洲大部分地区的储蓄率是可以下降的。我们的储蓄超过了投资，意味着出现了“储蓄过剩”的现象。随着中等收入人群的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我们**出更好的医疗条件、进一步完善社会安全网，那么所谓的“预防性”储蓄就会减少，亚洲整体的消费信心就会增强。

日报：您不断强调区域内合作的重要性，那么您认为东盟成功合作的前提是什么？马来西亚又在促进区域合作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拿督Ooi：不可否认，亚洲各国之间存在互相竞争的关系。竞争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能提高生产力和效率。但我们也要寻求在一些领域内更好地进行合作。通过东盟以及各种其他**，各国正不断会面、交流并寻求协作。例如，《清迈协议》就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合作，我们同意建立了这一亚洲国家的金融安全网，在遭受危机时提供必要的流动性。

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调动这一区域内的资本成为长期经济实力的动力，因此我们要讨论如何在增强经济实力方面增加协作。由于这一区域非常多元化，相对发达的国家可以帮助那些较不发达的国家，例如在国家建设、培训设施等方面。在马来西亚，我们就有东南亚国家**银行联合会研究培训中心，为这一区域的**银行官员在经济评估、政策制定、政策选择等方面提供培训和互相学习的机会。

区域联合体蓬勃发展的“多极世界”

日报：亚洲在**组织中的角色正不断演变，包括IMF。后危机时代，亚洲在**治理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IMF又会作出怎样的改变来增加亚洲经济体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拿督Ooi：亚洲国家在IMF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在IMF所占份额，而IMF也正在对这一份额进行改革。我希望IMF对亚洲国家份额的重新评估能够尽快完成。即使这一过程有所延误，IMF也可以让亚洲更频繁地参与各项事务的讨论，与亚洲的政府领导、亚洲的研究机构等增进交流。

日报：您认为未来的**金融框架和**货币体系将会如何演变？IMF是否会成为****银行而SDR会否最终成为超主权货币？

拿督Ooi：我认为最终会出现“多极世界”，包括一些区域组织，如欧元区、北约区域、亚洲区域等。如果SDR最终能够演变为**货币，而不用依赖美元，那当然是一个理想的状态，但会需要很久。在此期间，我认为IMF应该继续推进SDR的发展。

与此同时，区域联合体将会蓬勃发展，各区域也会有自己的核心货币：欧元区仍将以欧元为核心，北约区域将会以美元为核心，而亚洲则以人民币、日元或一篮子主要货币为核心。从这种意义上看，就**贸易、清算、投资货币而言的**资产种类多元化，对**经济而言是有好处的。但在保持这种多元化的同时，必须确保良好的治理，就像**金融体系治理一样，如何在各成员国之间协调平衡是一项挑战。

日报：那么您认为亚洲是否需要统一的货币呢？

拿督Ooi：我认为，亚洲拥有统一货币在当前而言还不太成熟。欧元区的教训已经不言自明，何况欧元区国家比亚洲国家要发达得多，就区域内不同发达程度而言的多元化也远远小于亚洲。亚洲的高收入与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极大，各国之间的经济结构也相差甚远，发展阶段的差异化使得亚洲很难拥有统一货币，统一货币政策更是难上加难。因此，这一过程恐怕要在很久以后的未来才有可能发生。

但与此同时，与其考虑亚洲统一货币的可行性，不如想一想亚洲各国增进合作的方法：在企业层面上，增加区域内贸易和亚洲大型企业的跨国投资；政府层面上，监管机构、**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互相合作，磋商并协调各项政策，一起走向**舞台。

让我们在能合作的领域尽可能合作，在存在差异的领域尽可能缩小差异。更密切地携手并进才对亚洲经济最有利。

金融危机与监管改革

日报：您作为央行的政策制定者，一定对此次**经济危机有着独特的见解。您认为造成当前危机的最根本导因是什么？

拿督Ooi：我会把这个根本原因分成四种。首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低息政策，即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个人与机构投资者更愿意承担风险。其次，发达经济体缺乏金融监管。在过去十年间，西方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和欧洲政府，开始逐渐放松监管，缺乏必要的监管措施。第三个原因，这些监管者相信市场会对风险进行充分定价。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我们知道，市场往往会倾向于估值过高或过低，在一些情况下市场会过度乐观因而对风险定价过低。第四，过度杠杆化。一方面存在低息和宽松的货币环境，另一方面又允许金融机构过度杠杆化，这必然是危险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甚至高达30~40倍，这显然已经过分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起酿成了如今这场金融风暴。

日报：亚洲的银行与欧美国家的大多数银行有所不同，那些欧美常见的金融衍生品，如CDO、CDS，在我们的银行体系中都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您如何看待这些“金融创新产品”的功能和本质？

拿督Ooi：我认为，西方国家金融机构**出的这些金融创新产品，已经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所需要的程度，超出了企业所真正需要的范围，从而沦为投机工具。其中一些金融产品，如基本的一些对冲产品，确实对于银行、企业和其他机构的风险管理而言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不断开发这样的金融产品――那些对实体经济有价值的、对经济活动参与者有用的金融工具。但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产品仅仅以投机为目的而被大量激进地买卖，因为金融机构的最基本职能是作为“资本中介”――从储户处调动存款，并配置给投资者，从而最优化资本配置。

日报：在这次危机之后，欧美也开始掀起了金融监管改革的风潮。您认为这些监管改革将会如何改变**金融格局？

拿督Ooi：金融监管改革基本上意味着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会增加，也就是说，危机前的“去监管化”正在转变为“再监管化”，但也面临着过度监管的风险。在新的金融监管框架中，我们将看到金融机构的运营会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例如，银行使用自有资金进行风险交易的自由度将会降低，会受到更多相关管制，这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也有所讨论。

其次，金融机构不能通过成立“特殊目的公司”来规避监管，从而得到高杠杆率。那些投资对冲基金以及其他另类基金的机构投资者，也必须受到限制。即使他们能够投资，也不能使用吸收的存款，而是用自有资金进行。

这意味着资本的成本将会上升，金融机构的中介费用也会上升。但我们希望以此换来的是更加稳定的金融体系，其中的权衡不可避免。

日报：这是否会引发**性的“监管套利”？

拿督Ooi：这是所有监管者都非常在意，也想要极力避免的。“监管套利”通常为**大型金融机构所利用，例如美国**集团在伦敦成立了AIG资本公司，以此来规避美国的监管，从而使杠杆率高达50~60倍，这也酿成了AIG自身的悲剧。因此，**监管者们定期会举行会议，探讨如何才能最好地确保不存在过多监管规则差异性，防止跨国金融机构以此进行监管套利。我相信，不断地重新审视并减少各国监管差异会成为所有监管者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