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蒙：《公司的力量》背后的“60后”晋商

央视财经频道*近三次播出“《大国崛起》之姊妹篇”《公司的力量》。在每一秒都意味着*额广告收入的央视，两轮密集重播，只能说明这部10集纪录片的分量。

《公司的力量》由《大国崛起》原班人马历时2年拍摄完成，采访对象涉及欧亚美8国、50余家***公司、5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9大商学院院长和170余位**学者、商界**。

这其实也是一部“**史”。*播以来，该片获得了张瑞敏、马云、潘石屹和任志强等本土知名企业家的关注，柳传志还“希望我们决策层看到这个片子”。中欧**工商学院执行院长朱晓明9月中旬从上海来京参加中欧北京班新一届毕业生毕业典礼时，还专门约见该片总导演、总撰稿任学安，准备聊一聊这部片子。

央视对内部员工的出国拍摄有着严格规定，囿于创作时间，在高层同意和授权下，央视将《公司的力量》的海外拍摄全部委托给了一家名叫三多堂传媒科技的公司。该公司总裁高晓蒙派出5个摄制组分赴海外7国拍摄，“都是深入到别的国家、别的公司去触摸这段历史，和过去的风光拍摄有很大的不同”。

在与央视的合作之外，三多堂近年还拍摄过反响**的纪录片《晋商》、《汉字五千年》等。当《晋商》、《大国崛起》、《汉字五千年》等商业运作极成功的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都与同一家民营公司密不可分时，三多堂就成为考察中国当下纪录片商业化运作、民营公司与机构合作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两位引路人，一个字的教训

高晓蒙保持着“山西人不太张扬”的秉性，始终强调三多堂在具体的**数量和级别上还不是一个典型的**故事。当这个时代大多数人将人脉作为一种资源时，他仍强调刚毕业时遇到的师长对自己价值观的熏陶和终生影响。

1990年，高晓蒙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毕业后，他进入华北电管局工作。但对“每天拍会议记录”的恐惧，让他回故乡太原做起了山西电视台新闻部记者。

……

辞职前，部里30多个同事，家有录像机的不过四五家，高晓蒙只记得初到北京时，4个合伙人每人的注册资金是2000元――当时已经“倾我们家所有”，注册后的账上资金只够“每人买一个名片夹”。

作为副总经理和合伙人，高晓蒙只做了3年广告，但两次“一个字的教训”却让他终生受益。1994年，代理长富宫饭店一家日本餐厅扒房的直投广告，连续两次向在京日本籍客户直投新菜单，都忘了在信封客户名后署上日语中表敬称的“先生”，因此被甲方大骂，高晓蒙由此认识到什么是“真正地将客户奉为上宾”。如今，收到信件他还会注意名字后是否用上了恰当的敬称。

……

刚去香港，准备逛海洋公园，“打车怕贵”，一群国内纪录片**拿着地图却又不敢去坐地铁，“这就是中国制片人刚刚走出去的尴尬”。而到5年前拍摄《大国崛起》时，三多堂已能向9个国家派出7个摄制组；1年前拍摄《公司的力量》时，已能担负起全部海外拍摄，每个海外栏目组都能在国外待一两个月，如今公司一个小助理“护照上都有很多个国家”。

《方寸国土万千情》在所有**台热播，高晓蒙“才发现自己的兴趣在纪录片”，于是退出雅迪，约请山西台和太原台的两位同学，合资成立三多堂，那时“日本的广告公司的名字以‘堂’居多。”

“你给我拍个《大国崛起》那样的纪录片”

三多堂**个大项目，就是与****的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的人物系列片《20年，20人》，这也是央视当年专题片公司化运作的规模*大的项目。

合作协议还未正式签订，高晓蒙自己垫上了70多万元――这几乎是当时的全部身家――勇气、魄力，也成为三多堂这样的民营公司在与央视这样的强势机构合作之初的精神资本。今天赫赫有名的王石从《20年，20人》开始具有全国知名度，当时还远不及鲁冠球、杨**和王海这些受访者有名，王石那时对张瑞敏佩服之至。

……

从《大国崛起》大获成功开始，高晓蒙更明确了“大型系列片”的概念：投入一般要在500万元以上，制作时间是1年半到3年之间。即使三多堂连个像样的宣传册都没有，也没有一个业务员，但这并不妨碍资本主动找上门来，他们唯一的要求往往是“你给我拍个《大国崛起》那样的纪录片”。

高晓蒙却并不急于扩张，三多堂从北京的北四环搬到北三环，买了一套写字楼，同时又租了一套，员工总数仍不到30人，专业人才仍是三多堂*缺乏的。

《公司的力量》拍竣，高晓蒙谈及感受，再次援引莎士比亚的名言：唯一的黑暗就是无知。这是数年前为《大国崛起》英国那一集的拍摄去伦敦采访时，在伦敦一个街心公园看到的莎士比亚雕像上的警句。

莎翁对知识、真理的强调，或许就是高晓蒙和他的公司在静默中奋力前行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