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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为多种核心价值之间的“文明对话”提供了平台。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上海参加世博高峰**期间表示，这种对话可用费孝通先生当年访日时提出的一段名言来概括：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大同。
杜维明表示，如果大家都以开放、谦和的学习心态主动地参加这一举世瞩目的文明对话，那么“追求**”就不只是理想，而是引导城市人为自己也为社会提高日常生活品质而进行的实践。
**财经日报：世博会是各种文明对话的契机，你如何看待这种对话的成果？之前你曾经说，儒家参与各个文明平等对话的契机已经到来，要探讨西方核心价值观和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平等对话。那么，应该如何实现这种平等？
杜维明：世博把各国*好的价值、建筑和理念展现给大家，所以我说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把自己*好的呈现出来，然后欣赏人家*好的，这是把文明的对话定型成为一个对话文明的非常好的机制。
现在所谓的对话，像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对话、贸易企业的对话、军事的对话，其实都不是对话，而是谈判、争议、讨论。真正的对话只有一种，就是核心价值之间的对话――自己*精彩的价值和别人*精彩的价值进行平等互惠的对话。对话只有基于核心价值，才是真正的平等。
日报：但我们也注意到，文明在对话中所处的地位还是和经济基础相关的，经济比较强势的国家，文明就容易输出。这种情况下，怎样实现中国和西方、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平等对话？
杜维明：我的意思是，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中西之间的对立，不要从它发展得快还是慢来看，关键是你怎样去形成一个共性。
现在我们有个共识，上海世博也说得很清楚，就是地球需要可持续发展。但是形成的共识却因为权力结构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没有形成确实能为大家所遵循的态度和信仰。
那么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不会来自西方，西方非常清楚怎么维持现在的发展，他们也在创新――虽然不是特别努力。他们希望他们的强势力量能够维持。现在中国的力量非常大，有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也走这条路，地球就没办法可持续发展。
就整个地球而言，我们可以说是救生艇上的成员。因为救生艇可能会沉，所以不管有*没*、有力量没有力量，大家都要进行沟通，这一点没有人不接受。美国有段时间是单边主义，但现在强调对话，但实际上这不是对话，而是谈判。
日报：这种因为权力结构和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导致的分歧，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杜维明：哥本哈根大会上是明显，但有个大问题――如果我们赢了，我们就可以多排放一点碳，少出一点*。这个态度要摆正，因为污染真正的受害者是我们自己，应该有这样一个理念来支撑。
日报：这样的对话感觉很理想化。
杜维明：是理想化，但是你不能想象人类的发展再走50年、70年就没办法再走下去了。
我们有太多可以向西方学习的，但不要忘了借鉴他们从这条路走出来的时候所碰到的困境――人类存活的困境。在21世纪，是不是还要走这条路？我们希望从西方开始改变，越有*越有势越掌握资源的，就越应该有责任感先开始改变。
但我们应该先自己开始改变，因为我们比较“年轻”，动力比较大。我们的发展势头非常大，工作能力非常强，可以感觉到在竞争方面，西方的强势会逐渐减弱。我们不能骄傲，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走上那条路，就像参加一场老鼠的竞赛，你即使赢了，也还是一只老鼠。你*先要做一条龙，换个视野。
如果你说理想，世博就是一个极难在世界上实现的理想，这等于造了一个在世界各国都很难出现的美好世界，这个美好世界基本上就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期待。如果没有这个承诺和期待，那下一步就非常困难。
上海也不能以发展、进步为唯一的标准，因为我们不仅工业要升值，政治制度要提高效率，我们的生活本身也要升值――不是说消费更多，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生活的本质要有新的理念，不要像西方那样用那么多的资源。这就牵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牵涉到大家认为什么才是美好的生活。所以我一直强调行为、态度、信仰都要有所改变，如果我们的改变对别人有所启发，我们自己也能够坚信，那么当然对西方也应该有一定的影响。
日报：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得梳理清楚并认识到我们传统文明中的价值所在。
杜维明：我们常常以中国糟粕中的糟粕与西方精华中的精华相比，我们糟粕中的糟粕，已经完全没有现代精神和民主精神。现在应该把我们的核心价值――仁――仁爱的仁，人之间的同情和理解，还有义――公正，礼――礼貌、人的尊严和社会的责任与法制，予以扩大。
从19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工业奇迹，创造了文明，但是现在碰到了生态、环保的问题，国际组织的问题，经济本身能否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要有更宽广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当然要有说服力，前提就是我们自己能够相信，相信我们传统文化里的资源，相信我们走的这条路。这不仅对我们好，也不会使比我们发展得不行的国家受到伤害。
我们自己要先能够理直气壮，我觉得*难办的是内部，内部要对我们的价值有一种认知。
日报：那我们在对话之初，是不是应该先在内部树立一个架构？
杜维明：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原先认为不是资源的资源重新开发，而这个开发不是空洞的。现在人类碰到的*大问题，像环保问题、人口问题、公正问题，都是我们能不能开发传统资源的前提。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回应，那么进一步的发展，我想很有问题。
日报：你在北大的国研院是不是承担了大量的资源重新开发工作？
杜维明：资源的重新开发，一方面需要精英，这些人要有更大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也要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有这种自觉，否则要改变的可能性还是很小。我们只是做很小的一部分工作。
日报：孔子学院作为在海外宣传推广中国文化的机构，近年来发展很快，但我们也注意到国际上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在你看来，中国文化怎样才能更好地在海外进行推广？
杜维明：孔子学院的目的开始主要是推广汉语，现在主要是注重文化，并且从事中国学术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引起一些争议，就像德国的歌德学院一开始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我觉得经过一段时间，如果它不政治化，不成为输出软实力的策略，而是当作自己文化核心价值所作的一种承诺，而且希望跟大家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