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曼：全球性开放进入大困惑时代

二十一世纪的**舞台上有很多的演员，但舞剧脚本却是未知的。有人将**性开放的时代称为“大**”时代，而这也将是一个“大困惑”时代

我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数*******时代，而改变历史进程事件的意义在*初往往不能被充分意识到。1776年美国*立宣言的签署者们曾说过，如果殖民地输掉了*立战争，那么这份宣言不过是历史的一个脚注罢了。

设想如果伊丽莎白一世**资助哥伦布的航行或者中国明朝皇帝不取消郑和的西洋之旅，那么过去五个世纪的历史会被**改写。“拉丁美洲人”或许被称成为“中华美洲人”，使用的语言可能就是中文而不是现在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确定一点，某些条件确实能够决定社会的进步或停滞。哈佛历史学家大卫・兰德斯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书中认为，为什么一些国家非常富有而另一些国家非常贫穷？原因之一在于崛起中的国家总是保持着开放、求知好学的状态，而那些衰退的国家在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封闭。

十七世纪以来，荷兰、英国、法国成为**化的主要代言人，而此时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却自我封闭起来。虽然在今天看来，开放的益处显而易见，但是封闭可能是人类为免受外界侵扰更为自然的反应。因此，对外开放往往被定义为一种激进的行为，在那些长期封闭的社会中，这种反应更为明显。

但这一极大的**性革命正发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许多的国家同时选择了开放政策。直到不久前，土耳其、中国、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巴西、智利、墨西哥、秘鲁、南非、加纳、莫桑比克以及其他前苏联****阵营中的国家还是封闭的内向型国家。伴随着社会开放而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外部世界在影响一个社会的同时，这个社会同样影响着外部世界。

十月初，我在博德鲁姆参加了一场会议，博德鲁姆位于土耳其西南部，是公元前四世纪“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在会议讨论中，有很多议题是关于“新”土耳其的。土耳其并不新，土耳其人已经存在了上千年，特别是十四世纪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后，土耳其势力庞大。只是在十八世纪后，当西北欧国家全速前进时，奥斯曼帝国才逐渐衰退并于1923年*终瓦解。

新的土耳其是在穆斯塔法・凯末尔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并进行了广泛的改革，从根本上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2001年，土耳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作为触发器引发了一场由土耳其经济学家凯末尔・德尔维什指导的彻底的改革开放。

2001年之后，“新土耳其”成为一个“新的世界角色”，不再被放逐在欧洲大门之外，今天的土耳其已经成为20国集团中一个积极活跃的成员，在中亚、中东和北非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在与中国、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力量建立了强大的双边关系的同时，继续同美国、欧盟等传统力量保持密切联系。

这些选择开放的新力量恰恰对应了此次博德鲁姆会议所呼吁的“新现实”。认识到现实的新变化是一回事，通过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又是另一回事。二十一世纪的**治理就像一个大舞台，上面有很多的演员，而且会越来越多，但这场舞台剧的脚本却是未知的。有人将这个时代称为“大**”的时代，而这也将是一个“大困惑”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