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华老字号-3

中国的老字号同官场或政界或多或少都有关系，这同中国的国情是分不开的。东来顺的创始人丁德山原是一介贫民，毫无政治背景。但是，他却十分乖巧，懂得利用官僚的权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于是，他就认了一个姓魏的太监做干爹，有了可以倚仗的权势了。

丁德山以一个贫民的身份，竟然能够在东安市场后占一块空地搭棚做生意，凭的是什么就凭这个魏太监在后面撑腰，有了这一层保护膜，他就放心多了。

1942年，东来顺的竞争对手正阳楼倒闭了，而东来顺却蒸蒸日上，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清真大饭店。一直到今天，东来顺的生意依旧是红红火火，历久不衰。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东来顺经营者的政治意识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而且，东来顺一直很善于运用大数法则来经营自己的企业。真可谓招徕有术。许多来华访问的外国总统、首相及国际知名人士，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都曾专程前去品尝东来顺的涮羊肉。这些政治名流的光顾，更使东来顺名声大噪。那些慕名而来的食客们络绎不绝，到此一饱口福。

亦官亦商是中国老字号最突出的典型模式。这种经营模式最符合旧中国的国情，也只有这样的模式，才促使许多老字号不断发展壮大，造就辉煌。

叶氏原籍安徽省徽州，明朝初年，迁往江苏省漂水县塔水渡。那时候，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蔽，难以营生。

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善脉络，懂针炙，能替人治病。1637年，叶氏一家迁往武汉汉口行医，以度过兵荒马乱的岁月。

那时候，岳州一带瘟疫流行，叶文机便自告奋勇前去救治病人，因辛劳有加，医术精湛，功绩显著，深得驻军简亲王的常识。

于是，简亲王给了叶文机不少资助。叶文机有了资本，便在汉口大码头鲍家巷口找到了一间店铺，一面悬壶应诊，给人治病，一面研制些成药卖钱。叶开泰的字号就是那时设立的。

从叶开泰中药店成立那天开始，叶开泰便同政界人物简亲王挂上了钩。这可以说是叶文机的一种卓识远见。没有他的这种政治意识，也不会有日后叶开泰中药店的辉煌。

叶开泰中药店开业以后，由于医药两便，深受群众欢迎，业务也稳步前进了。传至叶宏良时，政治局势已经渐渐安定了，于是，叶宏良将全家迁往汉口，进一步改善经营，扩充业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叶宏良不仅善于理财，而且善于治家。他目光远大，把儿子叶松亭教养成名，科举入仕，官至诰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叶松亭的儿子叶云素、孙子叶志铣，继承先辈遗志，一方面搞好店务，一方面调教子孙。叶志铣有个儿子，长子名叫叶名琛，科举入仕，被清政府赏识，18471850年，擢升为两广总督，成为叶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被英军俘虏，英军逼他穿着朝服朝靴，戴着三眼刀翎红缨帽，坐在玻璃房中出售门票，以示大英帝国对中华帝国的侮辱。叶名琛怀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最后吞石自杀，死于印度加尔各答，保存了民族气节。群众对叶名琛的怀念和尊敬，为叶开泰中药店无形中平添了一块“金字招牌”。

叶名琛的弟弟叶名沣，在长兄的爱国精神激励下，继承祖业，刻苦钻研中医理论，扩大作坊，发展生产，又使叶开泰这个老字号更加声名显赫了。

总而言之，从乾隆到咸丰这段时期，从叶宏良到叶名沣，这五代人中，大约年时间，叶开泰中药店兴旺发达，规模不断壮大。

成功的原因是这样的��首先是搞好业务，发展生产；其次是培养人才，科举入仕。一句话，叶开泰走的是亦官亦商的经营模式，结果是有钱则有势，有势更有钱，政治与经济密切结合在一起。官场是药店的保护伞，药店则是官场的财源，相互呼应，各取所需。

叶名琛死后无嗣，叶名津独生一子，名叫叶恩颐。叶恩颐生三子，长子名叫叶孟纪，次子名叫叶仲星，三子名叫叶凤池。

当时称为叶开泰新三房。他们三人继承了先辈的衣钵，同样走亦官亦商，图名图利的路线。但是，这三个人的才华却不如先辈，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只好走捐官之道，花钱买官做。

例如，叶孟纪、叶仲星捐官至候补与资政大夫，叶凤池捐官至陕西道台，以便在政治上依然保持优势。

辛亥革命之后，叶开泰中药店曾经一度受挫折。自从叶凤池主持店务以来，他更加意识到如果想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依据一些权贵人物作为政治背景，叶凤池结交的权贵，军阀中有王占元、寇英杰，杜锡钧，靳云鹏等；政客中有何佩

这些权贵们将搜刮的民脂民膏存入叶开泰店里中药，既可以保密，又可获息很高。而叶凤池有他们的资金支持，资本更加充实。为了更进一步拉拢权贵，叶凤池还采用联姻手段。他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占元的军法处处长程汉卿，后来又把两个孙女嫁给杜锡钧的儿子和何佩叶凤池还出面为权贵们修建房屋。

总而言之，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叶凤池真是用尽了一切手段。叶开泰中药店在结交权贵上得了不少好处，可以这样说，叶开泰中药店的兴盛，不仅因为经营有道，更因为善于利用政治来为自己服务。

政治形势的变幻对经济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老字号中，胡开文墨店最善于透过政治形势来捕捉商机。

胡开文墨店是由绩溪商人胡天柱在1872年设立的。为什么叫“开文墨店”呢原来，南京贡院有“开天文运”的匾额，胡天柱截取了其中“开文”二字来作为店号。胡天柱这人十分精明，他在开设胡开文墨店时，为了防止别人抢走他的好生意，形成独家垄断市场的局面，立下了家规，以后不许再用“胡开文”做招牌，只许用“胡开运”作招牌，以示新老有别。

但是，胡天柱的六房曾孙胡贞益却不以为然。胡贞益认为，制墨开店，旨在获利。胡开文店老名重，已经创出牌子了，为什么不去好好利用呢所以，他不顾家人反对，在芜湖设立了胡开文墨店制墨出售。

胡贞益开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意识。从选择店址开始，他就将政治意识运用于其中了。

为什么要选择在芜湖开墨店，就是因为其中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芜湖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具有以下四大优势：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清朝开科取士，恢复科举考试。芜湖作为太平府文壶考试之地，举人学士汇集，对墨宝的需求量极大。

第二，太平天国中，芜湖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而旧有的制墨业在战争中凋零败落，尚未恢复，一时间需求旺盛而产不应供。

第三，明清以来，私家讲学著述成风，各地书院讲授经史，以备考试。芜湖书院不少，各地的莘莘学子都集中到这里，墨宝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

第四，芜湖是著名的米市，商船米栈，多如繁星，经商写账，耗墨不少。

基于以上考虑，选择在芜湖开店便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胡贞益对经商的门道十分精通。他认为，市如流水，商似行云。要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中引导企业，生存发展，就必须随时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在抓市场行情方面，胡贞益特别侧重抓政治形势的变化。

政治风云变幻，往往会对市场发生深刻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前，文化专制，科举取士，学在官府，因此，墨宝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官府文童。加上口岸开放，芜湖作为商埠之一，大量的货物都集结于此，市场转旺，一般商家算账写牌，对墨宝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由于普通墨宝生产成本低，生产速度快，销量大，企业很快又大赚其钱了。而那些不识时务的商家，对市场结构的变化缺乏敏感，反应迟钝，不少人亏了本，还有不少倒闭了。

胡贞益的的成功，就在于他善于抓住市场结构的变化，反应灵敏，以政治情势变化中捕捉到有利的商机，及时转换，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在中国众多的老字号中，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说法。这“庆余堂”便是指胡雪岩的雪记药铺。

胡雪岩是清代绝无仅有的红顶商人，被人誉为具有“第一等眼光，第一等头脑，第一等手段”。胡雪岩从市井布衣到红顶商人的发迹之路，同他超一流的政治意识是分不开的。

1823年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年少丧父，童年时便搬到杭州谋生。他考入钱庄当学徒，从提壶扫地开始，各种打杂活计都干过。在钱庄打工的这段日子，使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胡雪岩在钱庄打工，深深地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金钱对于他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重要影响，他曾经这样说：“我喜欢钱多

为了金钱，为了出人头地，他决意要做一个大商人，一个很有钱而且很体面的大商人。他对国外商人的地位和富贵推崇备至，他说：“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做生意是第一等人。”但是，胡雪岩出身低微，又没有家庭背景，甚至身无分文，想要在那样的社会里出人头地，谈何容易

好在胡雪岩绝顶聪明，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十分明白“出门靠朋友”的道理。他认识到，只有求助于人，善假于物，自己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和可能。

为了出人头地，胡雪岩一直在寻找最直接、最有效、最保险的敛财方式。钱庄的打工生涯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唯有投机钻营才是自己的出路。

胡雪岩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洞悉封建官场的一切奥秘，熟识封建官场政治权力的运作程序，因此，为了出人头地，他决定用金钱铺路，为自己打开一条光明的坦途，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现在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胡雪岩是怎样巧妙借助政治权力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的。

第一，以哥们义气为筹码，敲开政治大门，踏上仕途。

胡雪岩深知自己出身贫贱，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因此，只有利用江湖义气为武器，杀出一条血路来。

胡雪岩起步的时候，最先“投资”于王有龄，将一生的赌注全押在王有龄身上，颇有点赌徒那种“孤注一掷”的味道。

那时候，王有龄贫穷落泊，虽然很有才华，很有雄心壮志，却连北上求官的路费也凑不出来，更没有钱去捐官了。

胡雪岩认识他之后，“慧眼识英雄”，认定他日后必然会出人头地成大器，定会在官场上青云得志的。于是，胡雪岩以“回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义气为借口，毅然冒着被老板解雇的风险，挪用钱庄公款两银子，资助素昧平生、贫穷失意的王有龄北上买官胡雪岩“东窗事发”，被老板辞退了，丢了饭碗。

许多人都骂胡雪岩是犯傻，但胡雪岩却相信自己的政治眼光绝对没错，而且他深信，只要王有龄一得志，绝对少不了自己的好处。

后来，王有龄果然出任官职，做了杭州的巡抚。王有龄是一介文人，不懂经商之道，要搞好杭州的经济，当然要求助他人。胡雪岩又是他的大恩人，当然要知恩图报，胡雪岩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杭州府，成了王有龄的幕僚。

自从走上仕途之后，胡雪岩有了王有龄的庇护，在商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胡雪岩说：“做官的道理跟做生意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交易行为。”

由此可见他对官商合一有多么深刻地认识。

第二，以金钱铺路，贿赂各方面人士，打通所有关节。

胡雪岩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在官场上得心应手，应归功于他特别精通于“金钱”的魔力，世路难行钱为马，有了金钱铺路，哪有什么办不到的

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处理不同事务所需付出的价码，能够准确地把握对于不同官阶，不同事务所需的“投资”，而且，他的手法十分奇特、巧妙。

例如，胡雪岩进京打点时，对于总理衙门的章京、户部的司官，所馈赠的银子每次大约在两不等。至于宝中堂，他便采用“迂回的战术”，以探讨学问的美名，献上一件价值20000

但是，胡雪岩对于官场政要，也不一味是奉承巴结，有时，也善于打压，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廉洁公正。既捧又打，捧打合一，是胡雪岩的一大绝招。

例如，胡雪岩在第一次处理漕运事务时，就非常秘密、极为稳妥地替巡抚黄宗汉将20000两银子汇回他家乡，极尽巴结之能事。

黄宗汉这个贪官也真是贪得无厌，当他听说各省督抚捐输军钢，大有捞头时，自己也想从中捞上一把。

胡雪岩便打压他一下，立刻指出这是巡抚为王有龄兼理海运局公务而开了的“盘口”，劝黄宗汉不要染指了。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胡雪岩精明过人，善于在官场中周旋。胡雪岩不愧为封建时代官商合一的典型，他利用官场的腐败，谋取了不少商业利益。他开办钱庄，贩卖军火，做金融期货，凡是那时有可能做的生意，他都做了，如果没有官府的庇护，这绝对是办不到的。

第三，以商业利益为诱饵，不断拉拢官场政要。

胡雪岩所处的清末乱世，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矛盾尖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场政要无不以权谋私，大量掠夺，敛聚钱财。

胡雪岩抓住了这个乱世机会，同官场默契地合作，投极钻营，不遗余力，精心筹划，拉笼收买，以利益为诱饵，拉拢政要，大发国难财。

趋炎附势，投靠政要是胡雪岩成功的绝佳手段。

胡雪岩运用物质的、精神的双重筹码，先后同王有龄、左宗棠、何桂清、黄宗汉、德留等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拉上了关系，以利益为锈饵，笼络他们，达成自己的商业目的。

例如，当年慈禧太后命令左宗堂去大西北征伐叛乱，让左宗棠左右为难。为什么因为太后没有给他军费，只答应各省将税款按年交给左宗棠。这明摆着是一句空话。因为税款是“远年期货”，远水不救近火，而打仗是需要现金的

胡雪岩便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抓住机会，既帮助了政要左宗棠，也使自己从国难中大捞了一笑。

原来，胡雪岩绝顶聪明，替左宗棠想了一个办法：将各省的税款承诺变成一张租单，向汇丰银行透支胡雪岩便拉拢华商，存钱入汇丰银行，存入的利息是四厘，然后，再转手倒腾，以八厘的利息贷款给左宗棠胡雪岩这一招，八面讨好，既拉拢了政要左宗棠，又拉拢了华商和汇丰银行，自己又暗中吃了一笔，真可谓一箭三雕

第四，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投靠政府。

胡雪岩认为，自己身处社会下层，又逢乱世，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仅靠自己的精明和目光敏锐是不够的。只有投靠政府，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胡雪岩说：“做生意，要眼光看到天下。”

他解释说：“我做生意如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仗，帮政府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胡雪岩极力投靠政府，果然官至二品，成为身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的红顶商人，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红极一时。他的生意也如日中天，令天下华商羡慕不己。官商合一，这胡雪岩的成功奥秘。

但是，胡雪岩所投靠的政府却是腐败无能的政府，腐朽无能的官商合一关系既成全了胡雪岩，最终也将胡雪岩毁灭了。这是胡雪岩当初万万没料到的。

其实，商业的繁荣最终有赖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安定。胡雪岩将希望寄托于腐败无能的政府，哪有不遭灭顶之灾的道理

当李鸿章这个贪官对胡雪岩实施釜底抽薪之毒计时，胡雪岩便注定要完蛋了

仰仗于政治却被黑暗的政治葬送了一生的努力，真是一个绝妙的辛竦的讽刺

北京前门外大街清真一条龙羊肉馆，本名叫南恒顺羊肉馆。但是，它的本名很少有人知道，而它的别称“一条龙”却家喻户晓，不仅北京人都知道，就是在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一条龙”也尽人皆知。

“南恒顺”这家老字号，原是山东省禹城韩家寨一位姓韩的回民在清朝乾隆年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有

相传清朝光绪皇帝曾经在南恒顺吃过饭，因此大家都叫它“一条龙”，从此，南恒顺就兴旺起来了。但是，南恒顺真正兴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叫一条龙，而是因为它经营的涮羊肉、绿豆杂面、芝麻烧饼很有特色。

关于南恒顺的创业史，另外还有一段故事。

1779年时，山东禹城韩家寨有一位十四五岁的韩家少年从家乡去北京谋生，经人介绍，他便在东四牌楼一家羊肉铺当学徒。

当时，东四牌楼是北京至通州的要道，来往行人很多，商业极为旺盛。这家羊肉铺既卖生羊肉，又卖自制的烧羊肉、酱羊肉、白羊头肉等熟肉，还烙芝麻酱烧饼等食品，买卖很好。韩家少年在这羊肉铺一呆就是三年多。

由于他勤快好学，尊敬师兄，所以店里的所有活计他都学会了。出师之后，他先是在柜台上干了一年多，然后就辞职出来自己干了。

开始时，他只是在东四牌以东摆了个羊肉摊为生。后来，他又在前门外大街路西找了块地方，支

这个小买卖的地点位于他当学徒和摆摊的东四牌楼的南边，他又盼望自己这个买卖永远兴隆，事事顺心，所以就取名为“南恒顺羊肉铺”。

南恒顺开张后，果然生意很好，他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便又从家乡找了个十几岁的少年给他当小学徒。

开始时，南恒顺只卖生羊肉，后来又添加了熟肉生意。由于他们待客和气，肉拾掇得干净，所以特别受人欢迎。

从此，南恒顺便在前门外大街站住了脚。南恒顺羊肉铺的买卖传到韩家第六代的韩同利时，终于建成了店房，业务上从过去的羊肉铺发展为经营涮羊肉、炒菜、杂面、抻面等食品的羊肉馆了，从业人员也增加到十几人。

当时，南恒顺的掌柜看这两人不像是骗吃骗喝的人，就说：“没什么，你们二位请便吧，什么时候方便，给我带来就行了。”

第二天，一个宫内小太监把钱送来了。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昨天那个年轻人就是光绪皇帝。南恒顺赶紧把昨天光绪皇帝坐过的方凳当作“宝座”供奉起来，不许别人再坐。

于是，“一条龙”在南恒顺吃饭的事很快便在北京传开了，好奇的人都来南恒顺看一看“宝座”。从此，南恒顺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后来，人们都把南恒顺叫“一条龙”。

1900，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地展开，大栅栏着火，直烧到前门外大街。从大栅栏东口往东一家挨一家，除了合盛永颜料外，都毁于大火，南恒顺也未能幸免。

因此，光绪皇帝坐过的“宝座”也烧没了。

尽管如此，一条龙的雅号还是流传下来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呢。

中国的老字号同官场或政界或多或少都有关系，这同中国的国情是分不开的。东来顺的创始人丁德山原是一介贫民，毫无政治背景。但是，他却十分乖巧，懂得利用官僚的权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朝中无人怎么办?

认干爹!

于是，他就认了一个姓魏的太监做干爹，有了可以倚仗的权势了。

丁德山以一个贫民的身份，竟然能够在东安市场后占一块空地搭棚做生意，凭的是什么?就凭这个魏太监在后面撑腰，有了这一层保护膜，他就放心多了。

民国19年，即公元1930年，东来顺已经发展成三层大楼了，雇工务达140人，能够承办山珍海味的清真教席。

民国31年，即公元1942年，东来顺的竞争对手正阳楼倒闭了，而东来顺却蒸蒸日上，成为京城首屈一指的清真大饭店。一直到今天，东来顺的生意依旧是红红火火，历久不衰。

为什么会有这样辉煌的业绩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否认，东来顺经营者的政治意识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东来顺把社会上层作为经营对象!

这是一条很有意思的经营思路。

而且，东来顺一直很善于运用大数法则来经营自己的企业。真可谓招徕有术。许多来华访问的外国总统、首相及国际知名人士，例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都曾专程前去品尝东来顺的涮羊肉。这些政治名流的光顾，更使东来顺名声大噪。那些慕名而来的食客们络绎不绝，到此一饱口福。

●  亦官亦商，名利双收

亦官亦商是中国老字号最突出的典型模式。这种经营模式最符合旧中国的国情，也只有这样的模式，才促使许多老字号不断发展壮大，造就辉煌。

叶开泰中药店是极为典型的例子。

叶氏原籍安徽省徽州，明朝初年，迁往江苏省漂水县塔水渡。那时候，社会动荡不安，民生凋蔽，难以营生。

叶氏的祖先叶文机，深谙医学术理，善脉络，懂针炙，能替人治病。1637年，叶氏一家迁往武汉汉口行医，以度过兵荒马乱的岁月。

那时候，岳州一带瘟疫流行，叶文机便自告奋勇前去救治病人，因辛劳有加，医术精湛，功绩显著，深得驻军简亲王的常识。

于是，简亲王给了叶文机不少资助。叶文机有了资本，便在汉口大码头鲍家巷口找到了一间店铺，一面悬壶应诊，给人治病，一面研制些成药卖钱。叶开泰的字号就是那时设立的。

从叶开泰中药店成立那天开始，叶开泰便同政界人物简亲王挂上了钩。这可以说是叶文机的一种卓识远见。没有他的这种政治意识，也不会有日后叶开泰中药店的辉煌。

叶开泰中药店开业以后，由于医药两便，深受群众欢迎，业务也稳步前进了。传至叶宏良时，政治局势已经渐渐安定了，于是，叶宏良将全家迁往汉口，进一步改善经营，扩充业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叶宏良不仅善于理财，而且善于治家。他目光远大，把儿子叶松亭教养成名，科举入仕，官至诰授中宪大夫，晋赠光禄大夫、建威将军。

叶松亭的儿子叶云素、孙子叶志铣，继承先辈遗志，一方面搞好店务，一方面调教子孙。叶志铣有个儿子，长子名叫叶名琛，科举入仕，被清政府赏识，1847年，出任广东布政使，1850年，擢升为两广总督，成为叶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叶名琛被英军俘虏，英军逼他穿着朝服朝靴，戴着三眼刀翎红缨帽，坐在玻璃房中出售门票，以示大英帝国对中华帝国的侮辱。叶名琛怀着“士可杀，不可辱”的决心，最后吞石自杀，死于印度加尔各答，保存了民族气节。群众对叶名琛的怀念和尊敬，为叶开泰中药店无形中平添了一块“金字招牌”。

叶名琛的弟弟叶名沣，在长兄的爱国精神激励下，继承祖业，刻苦钻研中医理论，扩大作坊，发展生产，又使叶开泰这个老字号更加声名显赫了。

总而言之，从乾隆到咸丰这段时期，从叶宏良到叶名沣，这五代人中，大约100年时间，叶开泰中药店兴旺发达，规模不断壮大。

成功的原因是这样的��首先是搞好业务，发展生产；其次是培养人才，科举入仕。一句话，叶开泰走的是亦官亦商的经营模式，结果是有钱则有势，有势更有钱，政治与经济密切结合在一起。官场是药店的保护伞，药店则是官场的财源，相互呼应，各取所需。

叶名琛死后无嗣，叶名津独生一子，名叫叶恩颐。叶恩颐生三子，长子名叫叶孟纪，次子名叫叶仲星，三子名叫叶凤池。

当时称为叶开泰新三房。他们三人继承了先辈的衣钵，同样走亦官亦商，图名图利的路线。但是，这三个人的才华却不如先辈，无法通过科举入仕，只好走捐官之道，花钱买官做。

例如，叶孟纪、叶仲星捐官至候补与资政大夫，叶凤池捐官至陕西道台，以便在政治上依然保持优势。

辛亥革命之后，叶开泰中药店曾经一度受挫折。自从叶凤池主持店务以来，他更加意识到如果想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必须依据一些权贵人物作为政治背景，叶凤池结交的权贵，军阀中有王占元、寇英杰，杜锡钧，靳云鹏等；政客中有何佩?、李华堂、程汉卿等。

这些权贵们将搜刮的民脂民膏存入叶开泰店里中药，既可以保密，又可获息很高。而叶凤池有他们的资金支持，资本更加充实。为了更进一步拉拢权贵，叶凤池还采用联姻手段。他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王占元的军法处处长程汉卿，后来又把两个孙女嫁给杜锡钧的儿子和何佩?的儿子。叶凤池还出面为权贵们修建房屋。

总而言之，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叶凤池真是用尽了一切手段。叶开泰中药店在结交权贵上得了不少好处，可以这样说，叶开泰中药店的兴盛，不仅因为经营有道，更因为善于利用政治来为自己服务。

●  留心政情，捕捉商机

政治形势的变幻对经济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中国老字号中，胡开文墨店最善于透过政治形势来捕捉商机。

胡开文墨店是由绩溪商人胡天柱在1872年设立的。为什么叫“开文墨店”呢?原来，南京贡院有“开天文运”的匾额，胡天柱截取了其中“开文”二字来作为店号。胡天柱这人十分精明，他在开设胡开文墨店时，为了防止别人抢走他的好生意，形成独家垄断市场的局面，立下了家规，以后不许再用“胡开文”做招牌，只许用“胡开运”作招牌，以示新老有别。

但是，胡天柱的六房曾孙胡贞益却不以为然。胡贞益认为，制墨开店，旨在获利。胡开文店老名重，已经创出牌子了，为什么不去好好利用呢?另起炉灶，岂不是事倍功半?所以，他不顾家人反对，在芜湖设立了胡开文墨店制墨出售。

胡贞益开店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有十分敏锐的政治意识。从选择店址开始，他就将政治意识运用于其中了。

为什么要选择在芜湖开墨店，就是因为其中政治因素在起作用。

因为，芜湖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具有以下四大优势：

第一，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之后，清朝开科取士，恢复科举考试。芜湖作为太平府文壶考试之地，举人学士汇集，对墨宝的需求量极大。

第二，太平天国中，芜湖成了兵家的必争之地，而旧有的制墨业在战争中凋零败落，尚未恢复，一时间需求旺盛而产不应供。

第三，明清以来，私家讲学著述成风，各地书院讲授经史，以备考试。芜湖书院不少，各地的莘莘学子都集中到这里，墨宝自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工具。

第四，芜湖是著名的米市，商船米栈，多如繁星，经商写账，耗墨不少。

基于以上考虑，选择在芜湖开店便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胡贞益对经商的门道十分精通。他认为，市如流水，商似行云。要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竞争中引导企业，生存发展，就必须随时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在抓市场行情方面，胡贞益特别侧重抓政治形势的变化。

政治风云变幻，往往会对市场发生深刻的影响。

辛亥革命以前，文化专制，科举取士，学在官府，因此，墨宝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官府文童。加上口岸开放，芜湖作为商埠之一，大量的货物都集结于此，市场转旺，一般商家算账写牌，对墨宝的需求也有所增加。

针对这种情形，胡贞益规定企业的产品结构是8∶2，即高级名墨占8成，普通墨宝占2成，主营高级名墨供文人骚客们使用。

辛亥革命之后，废除科举，推广办学，全国各地学校林立，这一变化对徽墨的影响极大。胡贞益审时度势，马上将产品结构由8∶2调整为3∶7，即普通型墨宝占7成，全力发展适应一般民众需求的产品。

由于普通墨宝生产成本低，生产速度快，销量大，企业很快又大赚其钱了。而那些不识时务的商家，对市场结构的变化缺乏敏感，反应迟钝，不少人亏了本，还有不少倒闭了。

胡贞益的的成功，就在于他善于抓住市场结构的变化，反应灵敏，以政治情势变化中捕捉到有利的商机，及时转换，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  官商合一的红顶商人

在中国众多的老字号中，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说法。这“庆余堂”便是指胡雪岩的雪记药铺。

胡雪岩是清代绝无仅有的红顶商人，被人誉为具有“第一等眼光，第一等头脑，第一等手段”。胡雪岩从市井布衣到红顶商人的发迹之路，同他超一流的政治意识是分不开的。

胡雪岩1823年出生于安徽省绩溪。年少丧父，童年时便搬到杭州谋生。他考入钱庄当学徒，从提壶扫地开始，各种打杂活计都干过。在钱庄打工的这段日子，使他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胡雪岩在钱庄打工，深深地认识到了钱的重要性，金钱对于他的人生观的形成起了重要影响，他曾经这样说：“我喜欢钱多!越多越好!”

为了金钱，为了出人头地，他决意要做一个大商人，一个很有钱而且很体面的大商人。他对国外商人的地位和富贵推崇备至，他说：“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做生意是第一等人。”但是，胡雪岩出身低微，又没有家庭背景，甚至身无分文，想要在那样的社会里出人头地，谈何容易?

好在胡雪岩绝顶聪明，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十分明白“出门靠朋友”的道理。他认识到，只有求助于人，善假于物，自己才会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和可能。

为了出人头地，胡雪岩一直在寻找最直接、最有效、最保险的敛财方式。钱庄的打工生涯使他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唯有投机钻营才是自己的出路。

胡雪岩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洞悉封建官场的一切奥秘，熟识封建官场政治权力的运作程序，因此，为了出人头地，他决定用金钱铺路，为自己打开一条光明的坦途，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商业利益。

现在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胡雪岩是怎样巧妙借助政治权力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的。

第一，以哥们义气为筹码，敲开政治大门，踏上仕途。

胡雪岩深知自己出身贫贱，没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的号召力，因此，只有利用江湖义气为武器，杀出一条血路来。

胡雪岩起步的时候，最先“投资”于王有龄，将一生的赌注全押在王有龄身上，颇有点赌徒那种“孤注一掷”的味道。

那时候，王有龄贫穷落泊，虽然很有才华，很有雄心壮志，却连北上求官的路费也凑不出来，更没有钱去捐官了。

胡雪岩认识他之后，“慧眼识英雄”，认定他日后必然会出人头地成大器，定会在官场上青云得志的。于是，胡雪岩以“回海之内皆兄弟”的江湖义气为借口，毅然冒着被老板解雇的风险，挪用钱庄公款500两银子，资助素昧平生、贫穷失意的王有龄北上买官!结果呢?胡雪岩“东窗事发”，被老板辞退了，丢了饭碗。

许多人都骂胡雪岩是犯傻，但胡雪岩却相信自己的政治眼光绝对没错，而且他深信，只要王有龄一得志，绝对少不了自己的好处。

后来，王有龄果然出任官职，做了杭州的巡抚。王有龄是一介文人，不懂经商之道，要搞好杭州的经济，当然要求助他人。胡雪岩又是他的大恩人，当然要知恩图报，胡雪岩便顺理成章地进入杭州府，成了王有龄的幕僚。

自从走上仕途之后，胡雪岩有了王有龄的庇护，在商场上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胡雪岩说：“做官的道理跟做生意的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一种交易行为。”

由此可见他对官商合一有多么深刻地认识。

第二，以金钱铺路，贿赂各方面人士，打通所有关节。

胡雪岩在商场上呼风唤雨，在官场上得心应手，应归功于他特别精通于“金钱”的魔力，世路难行钱为马，有了金钱铺路，哪有什么办不到的?这是胡雪岩的人生信条。

胡雪岩以商人特有的精明，能够准确地计算出处理不同事务所需付出的价码，能够准确地把握对于不同官阶，不同事务所需的“投资”，而且，他的手法十分奇特、巧妙。

例如，胡雪岩进京打点时，对于总理衙门的章京、户部的司官，所馈赠的银子每次大约在100两至500两不等。至于宝中堂，他便采用“迂回的战术”，以探讨学问的美名，献上一件价值20000两银子的古董!这种手段，不可不谓十分妙绝!既有行赂之实，却无行贿之名!

妙哉!

但是，胡雪岩对于官场政要，也不一味是奉承巴结，有时，也善于打压，目的在于显示自己的廉洁公正。既捧又打，捧打合一，是胡雪岩的一大绝招。

例如，胡雪岩在第一次处理漕运事务时，就非常秘密、极为稳妥地替巡抚黄宗汉将20000两银子汇回他家乡，极尽巴结之能事。

黄宗汉这个贪官也真是贪得无厌，当他听说各省督抚捐输军钢，大有捞头时，自己也想从中捞上一把。

胡雪岩便打压他一下，立刻指出这是巡抚为王有龄兼理海运局公务而开了的“盘口”，劝黄宗汉不要染指了。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胡雪岩精明过人，善于在官场中周旋。胡雪岩不愧为封建时代官商合一的典型，他利用官场的腐败，谋取了不少商业利益。他开办钱庄，贩卖军火，做金融期货，凡是那时有可能做的生意，他都做了，如果没有官府的庇护，这绝对是办不到的。

第三，以商业利益为诱饵，不断拉拢官场政要。

胡雪岩所处的清末乱世，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矛盾尖锐。“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场政要无不以权谋私，大量掠夺，敛聚钱财。

胡雪岩抓住了这个乱世机会，同官场默契地合作，投极钻营，不遗余力，精心筹划，拉笼收买，以利益为诱饵，拉拢政要，大发国难财。

趋炎附势，投靠政要是胡雪岩成功的绝佳手段。

胡雪岩运用物质的、精神的双重筹码，先后同王有龄、左宗棠、何桂清、黄宗汉、德留等大大小小的官吏们拉上了关系，以利益为锈饵，笼络他们，达成自己的商业目的。

例如，当年慈禧太后命令左宗堂去大西北征伐叛乱，让左宗棠左右为难。为什么?因为太后没有给他军费，只答应各省将税款按年交给左宗棠。这明摆着是一句空话。因为税款是“远年期货”，远水不救近火，而打仗是需要现金的!左宗棠左右为难。

胡雪岩便以商人特有的精明，抓住机会，既帮助了政要左宗棠，也使自己从国难中大捞了一笑。

胡雪岩有什么妙法?

原来，胡雪岩绝顶聪明，替左宗棠想了一个办法：将各省的税款承诺变成一张租单，向汇丰银行透支!汇丰银行也没有这么多现金呀!胡雪岩便拉拢华商，存钱入汇丰银行，存入的利息是四厘，然后，再转手倒腾，以八厘的利息贷款给左宗棠!胡雪岩这一招，八面讨好，既拉拢了政要左宗棠，又拉拢了华商和汇丰银行，自己又暗中吃了一笔，真可谓一箭三雕!

第四，以国家利益为幌子，投靠政府。

胡雪岩认为，自己身处社会下层，又逢乱世，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仅靠自己的精明和目光敏锐是不够的。只有投靠政府，谋取官位，官商一体，利益与共，才能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胡雪岩说：“做生意，要眼光看到天下。”

什么意思呢？

他解释说：“我做生意如宗旨，就是要帮助官军打仗，帮政府的忙，就是帮自己的忙。”胡雪岩极力投靠政府，果然官至二品，成为身穿黄马褂、紫禁城骑马的红顶商人，备受慈禧太后的赏识，红极一时。他的生意也如日中天，令天下华商羡慕不己。官商合一，这胡雪岩的成功奥秘。

但是，胡雪岩所投靠的政府却是腐败无能的政府，腐朽无能的官商合一关系既成全了胡雪岩，最终也将胡雪岩毁灭了。这是胡雪岩当初万万没料到的。

其实，商业的繁荣最终有赖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安定。胡雪岩将希望寄托于腐败无能的政府，哪有不遭灭顶之灾的道理?

当李鸿章这个贪官对胡雪岩实施釜底抽薪之毒计时，胡雪岩便注定要完蛋了!

仰仗于政治却被黑暗的政治葬送了一生的努力，真是一个绝妙的辛竦的讽刺!

●  南恒顺为什么叫“一条龙”

北京前门外大街清真一条龙羊肉馆，本名叫南恒顺羊肉馆。但是，它的本名很少有人知道，而它的别称“一条龙”却家喻户晓，不仅北京人都知道，就是在新疆、甘肃、宁夏等地，“一条龙”也尽人皆知。

这是为什么呢?

说起“一条龙”，还有一段故事呢。

“南恒顺”这家老字号，原是山东省禹城韩家寨一位姓韩的回民在清朝乾隆年间创办的，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南恒顺”又叫“一条龙”呢?

相传清朝光绪皇帝曾经在南恒顺吃过饭，因此大家都叫它“一条龙”，从此，南恒顺就兴旺起来了。但是，南恒顺真正兴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叫一条龙，而是因为它经营的涮羊肉、绿豆杂面、芝麻烧饼很有特色。

关于南恒顺的创业史，另外还有一段故事。

大约在清乾隆44年，即公元1779年时，山东禹城韩家寨有一位十四五岁的韩家少年从家乡去北京谋生，经人介绍，他便在东四牌楼一家羊肉铺当学徒。

当时，东四牌楼是北京至通州的要道，来往行人很多，商业极为旺盛。这家羊肉铺既卖生羊肉，又卖自制的烧羊肉、酱羊肉、白羊头肉等熟肉，还烙芝麻酱烧饼等食品，买卖很好。韩家少年在这羊肉铺一呆就是三年多。

由于他勤快好学，尊敬师兄，所以店里的所有活计他都学会了。出师之后，他先是在柜台上干了一年多，然后就辞职出来自己干了。

开始时，他只是在东四牌以东摆了个羊肉摊为生。后来，他又在前门外大街路西找了块地方，支3个棚子，把羊肉摊迁了过去。

这个小买卖的地点位于他当学徒和摆摊的东四牌楼的南边，他又盼望自己这个买卖永远兴隆，事事顺心，所以就取名为“南恒顺羊肉铺”。

南恒顺开张后，果然生意很好，他一个人忙都忙不过来，便又从家乡找了个十几岁的少年给他当小学徒。

开始时，南恒顺只卖生羊肉，后来又添加了熟肉生意。由于他们待客和气，肉拾掇得干净，所以特别受人欢迎。

从此，南恒顺便在前门外大街站住了脚。南恒顺羊肉铺的买卖传到韩家第六代的韩同利时，终于建成了店房，业务上从过去的羊肉铺发展为经营涮羊肉、炒菜、杂面、抻面等食品的羊肉馆了，从业人员也增加到十几人。

大约在光绪23年春末的一天，在南恒顺众多的顾客中，有两个人吃完了饭没给钱。一个约20多岁，像个主人，另一个约40岁上下，像个仆人。

当时，南恒顺的掌柜看这两人不像是骗吃骗喝的人，就说：“没什么，你们二位请便吧，什么时候方便，给我带来就行了。”

第二天，一个宫内小太监把钱送来了。

这时候，大家才知道昨天那个年轻人就是光绪皇帝。南恒顺赶紧把昨天光绪皇帝坐过的方凳当作“宝座”供奉起来，不许别人再坐。

于是，“一条龙”在南恒顺吃饭的事很快便在北京传开了，好奇的人都来南恒顺看一看“宝座”。从此，南恒顺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后来，人们都把南恒顺叫“一条龙”。

三年后，即光绪26年，义和团运动在北京轰轰烈烈地展开，大栅栏着火，直烧到前门外大街。从大栅栏东口往东一家挨一家，除了合盛永颜料外，都毁于大火，南恒顺也未能幸免。

因此，光绪皇帝坐过的“宝座”也烧没了。

尽管如此，一条龙的雅号还是流传下来了，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