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迎"关口战" "十二五"点明战略路线

中国经济转型即将迎来“关口之战”。

10月15日~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中，一项极为重要的议程，便是审议研究并通过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国家发改委副***杨伟民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与核心。

“中国的‘十二五’时期可称之为‘战略拐点’，将是划分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发展周期的拐点；换言之，‘十二五’是中国未来30年发展的起点。”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知情人士透露，国家在“十二五”时期将致力于实现“华丽转轨”：初步考虑将经济增长速度定为7%左右，进而集中精力把发展转换到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科技**、创新驱动、民生优先、共建共享的轨道上来，“使‘十二五’真正成为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时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条知易行难的漫漫长路。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如何寻找突破口？

**经济面临再平衡的转型剧痛，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打破“唯GDP”惯性与量化经济转型目标，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特点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王露 刘明霞

“十 二五”规划编制与以往五年规划的*大不同点，便在于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新变。

对此，经济学家们趋于共识的判断是，**经济可能将进入一段难耐的时期，增速放缓、结构转型、竞争加剧等多重特征并存，旧的均衡稳态打碎之后，全世界踏上了寻找“新稳态”的征途。

这些新变，将直接**中国扩展外需的空间，倒逼中国调整结构、扩大内需。中国在占领战略制高点的比拼中，是借机“弯道超车”一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强国，还是错失仍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反而被竞争对手赶超？

“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将进一步凸显。”《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这是中国**编制“十二五”规划中对未来国内形势、问题的基本判断。

“十一五”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4%，人均GDP超过3700美元，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排名世界第二。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消费结构、产业结构酝酿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社会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生态环境保护大势所趋。所有这些，都蕴藏着*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然而，高增长不等于高质量。持续的高增长下面，累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深度调整之中，中国发展的内部矛盾亦愈加突出。

一方面，内需与外需、消费与投资的失衡，环境资源的不可持续，“大进大出”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有必要从**调整产业结构转向全面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等，难度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收入分配、环保等关系全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成为焦点，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则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同时，改革步入攻坚阶段，消除体制机制障碍关涉深层次矛盾、利益关系的调整，存量改革更加必要也更加艰难和复杂……所有这些，都是中国**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必须直面的难题。

随着人均GDP的提升，中国即将开始进入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新阶段。

从**经验和历史研究看，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要难，许多国家都曾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为摆脱这些陷阱，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必须实现内生化，经济社会必须得到转型。

“‘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大风险将是‘中等收入陷阱’，处理不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发展模式的调整是唯一出路。”王小广说。

GDP增速目标初定7%

内外形势催迫下，如何协调发展与调整、改革之间的关系？GDP增速的目标设定，成为*吸引眼球的焦点之一。

本刊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作为预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目标定为7%左右的可能性很大。

所谓预期性指标，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将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并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努力争取实现。

市场的预判与此相近。

花旗集团在*近一份研究报告中判断，“十二五”规划很可能将经济增速目标由“十一五”的7.5%降低至7%。报告认为，尽管未来几年预期实际经济增速仍将继续高于目标，但中国经济已不太可能重回两位数的增长。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认为，鉴于出口减速、房地产需求减速、城镇化速度放缓、劳动力增速下降、生产率增速下降和资金成本上升这6个原因，中国GDP年均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十年的10%左右下降到今后十年的7%左右，“这应该理解为是进入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

对于可预见的经济放缓，王小广认为，这为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只是注意调整不要过猛，比如不要一下子调到6%以下，对于‘十二五’时期应有一个正确的增长观。”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十二五”规划制定发展增速目标，应吸取前几个五年规划的经验教训，防止掉入“低质量高增长模式”，即片面追求GDP扩张、数量驱动，攀比高速度而忽视提高增长质量和减少发展成本。

市场乃至全社会对规划中GDP增速目标的关注，恐怕更多源自数十年延续下来的惯性思维——“唯GDP论”：前些年，GDP这根指挥棒往往成为考核**政绩*核心甚至是唯一的指标。

GDP考核只能反映经济发展总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协调以及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无从体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如果地方**总是把GDP放第一位，调结构、转方式就永远被放在次要地位。

“过分强调GDP，会使地方**更加关注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忽视长期的社会层面社会福利*大化的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孟庆国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如今，这一惯性将被打破。

“‘十二五’规划中不会特别强调经济增长目标，不再简单地看GDP的增长，而是改为调整经济增长质量。”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汪参与了“十二五”规划部分课题的调研制订过程。

在科学发展统领发展大背景下，一个新的考核体系有望在“十二五”规划中得以实现。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面对的公共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并且这种需求不单单是经济上面，而更多的集中在社会层面。”作为“十二五”规划课题的参与专家，孟庆国说，“十二五”期间将会越来越强调社会的发展目标。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十二五”规划将提出新的理念，会考虑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作为宏观调控和**绩效考核的优先指标。同时，还在考虑设立一些新的指标，比如居民消费率、财政性社保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套数、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等，从而将未来发展战略目标落到实处。

在“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的铁腕限制性指标，以硬考核的姿态给外界留下深刻印象，也与官员的“仕途”紧密挂钩。

接力棒传递到“十二五”，下一个对官员的硬考核指标将会是什么，成为了崭新的命题和期待。而对照未来五年的发展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势在必行引出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官帽”将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挂钩。

粗放型转向精细型，定性转向量化管理，将会是“十二五”期间的发展趋势。“这个趋势的实现，要通过一系列科学规范的量化管理指标来实现。”汪玉凯说，“中国开始在**社会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而这些**责任正要通过这些方面的指标体系才能达到。”

“唯GDP论”的发展思路已难以为继。事实上，从上到下，以民众福祉为旨归，扭曲的政绩观正在逐渐转向，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

在五中全会开幕前一周，四川省重新修订了对市州**的目标管理办法，明确提出，省**在年初不再向市**具体下达GDP增长率指标，转而通过12项发展指标的考核，确定各市年度工作的好坏。取消GDP单一考核的端倪初现。

与此同时，中国的决策者们也在着手探寻中长期地方**考核指标体系新的发展方向。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牵头的“构建民生指数”课题组，从去年底开始，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

“民生指数的构建，是为了实现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评价、引导各级**围绕改进人民福祉开展工作。”民生指数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绍杰博士说。该指标的建立也成为全国人大财经委15个“十二五”规划**研究报告之一。

“十二五”规划中，消费将被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驱动力。这意味着，在GDP指标放缓的同时，消费率即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明显提高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刘琳

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4万亿财政刺激的强力拉动以及地方**大兴土木的投资热潮后，如何从中长期减轻经济增长的出口依赖症和投资发热症，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性需求，使得居民消费这块蛋糕的增长在未来五年颇有令人想象的空间。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拟定中的“十二五”规划，考虑首次把居民消费率纳入指标体系中。

“做大消费蛋糕的*大挑战来自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路径依赖。”这是参与制定及建议“十二五”规划的**官员与专家传递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共识。

促进消费对国人而言并不是新鲜词汇，“十一五”期间便已提上日程，并定位为与投资平起平坐的经济撬动杠杆。但“量的增长容易保证，质的调整却困难重重”，这成为“十一五”期间投资与消费目标的执行现状。

“消费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思路，将会浮出水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分析认为。

促进消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十一五”规划纲要曾指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是“十一五”期间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角色定位。

农业银行高级经济学家何志成认为，“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很容易延续过去依靠外需和投资的老模式。”

“虽然中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在持续增长，但多年来消费率却在持续下降。”刘元春表示，这一指标已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8年的48.6%，平均每年下滑0.44个百分点。由于**消费一直保持平稳，这一数据意味着——更能真实反映民众消费能力的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为严重，已从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8年的35.3%，缩水幅度接近30%。2009年中国投资率上升到改革以来的*高水平，而消费率则下降到*低水平。

未来五年，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定位将更加明确。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首次居首。

据《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十二五”规划将考虑把居民消费率设置为未来五年经济工作的预期性指标，作为促进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对此，中国社科院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对记者表示，居民消费率在“十二五”期间的*低要求，应该是“回归历史，也就是*起码达到1995年以前大约45%的水平。”

“十一五”期间尤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促进消费的政策多为“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尚未触及导致消费率低迷的内核。

“一谈到消费上不去，人们总爱说中国人没钱。实际上，这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失调，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带来的后果。”何志成说。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为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率平均为70%，也就是收入每多增加10元，城市居民平均将消费7元。这一指标在农村居民中为80%。而在中国10%的*低收入者中，边际消费率则高达90%。但在收入*高的10%人群中，边际消费率不定，表现出很大的个体波动。“这意味着，中国消费率稳定在低位的主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速度较慢。”李迅雷说。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对记者表示：“居民消费是每个微观个体的自主行为，而且是市场化程度很强的行为，因此**难以对消费率产生直接的干预。真正的可为之处，在于通过调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源头入手，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这位即将前往上海参加“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内部讨论会的官员对记者表示，收入分配改革将通过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机制调整，实现国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同时，将通过二次分配中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缓解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

据记者此前了解，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以及与一线工人收入分配息息相关的工资条例，将在“十二五”期间发挥重要作用。“提低”与“控高”，是本轮收入分配改革主要关注点。

但是，“提低”与“控高”的道路并不好走，将呈现循序渐进的特征。上述人保部官员表示，“提低”的对象大部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低工资水平以上的薪酬水平属于市场定价，地方**难以直接发挥作用，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当前的主要思路，是逐步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他表示，“形成**、企业和劳动者的三方协调机制，这在未来五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控高”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弈。由于“控高”对象大多集中在国有垄断企业，因此如何提高国有企业向财政和社保基金的红利支付比例，成为政策博弈的焦点。

在一份“十一五”期间由某能源类大型垄断央企提交给人保部的《工资条例》反馈意见稿中，记者看到，该企业表示，由于国有企业承担了比其他类型经济主体更重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且国内企业高管收入与国外同类企业相比尚有差距，因此应该适当考虑高管薪酬水平与**接轨。

“各部门各有立场，这可以理解，但是这样的建议显然不能达成。而这种类型的推手与博弈在未来五年也将继续。”上述官员指出。他进一步表示，约束国有垄断部门收入在分配格局中的过快增长，在“十二五”规划中会体现出来。目前希望和努力的，是能够进一步将约束的程度和方式以更具体的方式呈现。

在社会保障体系层面，《社会保险法》将于“十二五”期间出台并落实，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与逐步缩小不同群体的社保待遇差距，是未来五年的工作重心。

同时，“十二五”规划将对各项社保政策设置较为明确的落实指标。人保部保险所所长何平近期公开表示，“一卡通”是“十二五”期间的一个“硬指标”，涵盖了养老、医疗、失业、生育等各项社保信息的社保卡，将在5年后覆盖8亿人群。

据悉，城市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新农保、新农合参保率等，也将在“十二五”规划中设置较为明确的指标约束，“大部分指标定在什么水平，目前仍在各司的研究过程中，尚未形成*终的上报意见。”上述官员表示。

“十一五”期间，提振消费的政策效果之所以不明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地方**有效的激励机制。现有政绩考核模式下，地方**没有足够动力将促进消费摆在经济政策的*重要位置。“如果消费成为‘十二五’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那么如何考核政策效果，将成为政策落实中的重要问题。”李迅雷认为。

刘元春指出，如果单纯的以年度收官时GDP中消费所占比重来衡量，那么很有可能面临促进消费“流于纸面”的风险。“到时候一个好看的消费数据，是否能够反映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必须要多想一下。”刘元春说。

而在上述人保部官员看来，更好的考核办法仍然应从“源头”入手，也就是各级**在收入分配改革和完善社保体系上做了多少功课；而下游的问题则大可交给市场，消费率则会遵循市场规律自然上升。

一个比较理想的指标，是各级**每年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这有可能成为一项约束性指标在“十二五”规划中体现。

上述官员表示，从社保工作的角度看，这一指标的设立大有裨益，这将保证社保覆盖工作有更多资金支持，并受到社会监督。以刚试点不久的新农保为例，目前做到的是试点地区**能够参与，但地方上是不是应该拿更多资金来投入这件事，人保部门很难提出实质性的要求。

但他同时说：“这一指标一旦成行，将给各级财政部门带来较大压力，因此目前遇到了较为激烈的争论。”

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中，“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指标或将被“农民工市民化人数”所取代，具有真正意义的农民工城市化之门即将开启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范若虹 徐淑君

曹秀芝，河北承德平泉县一位普通的农民。1991年初，23岁的曹秀芝离开老家，前往北京打工，她做过保洁员、送过报纸。

19年过去了，年过40岁的她依然住在北京“城中村”廉价的出租屋内，唯一不同的是，她和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小伙子结了婚，10月份儿子刚满五个月。老来得子并没有给夫妻俩带来过多的喜悦。近20年的城市生活，曹秀芝从一个出租屋搬到另一个出租屋，没买过一件像样的家具。

“我们一直这么凑合着过。”曹秀芝说，“现在有了孩子，我更是不敢想到未来，孩子将来上学怎么办？我们老了干不动了怎么办？我能给孩子什么？未来或许只能再回老家。”

像曹秀芝一样，长期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全国范围有1.45亿人。他们绝大部分被纳入到中国城市化率的统计，但却一直保留着农民的身份，没有享受过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

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透露，“十二五”规划中，城市化将是其中一个关键主题。在“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体系中，“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指标或将被“农民工市民化人数”取代，具有真正意义的农民工城市化之门即将打开。

或许不久的将来，曹秀芝们将不再需要举家回乡了，城市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真正的生存空间。而从整个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战略全局来讲，农民工真实意义上的城市化，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一五”期间，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转移农业劳动力人数”，未来这一指标如果变为“农民工市民化人数”计入统计，将意味着统计理念上的重大转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崔传义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指出，原来的指标仅仅关注农民职业身份的转变，把农民当作劳动力来看。而新的指标则看到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把农民当作公民看待，排除二元结构中的不平等，解决他们的基本权益需求。

“这种指标替换是一种进步，关注‘人’的城市化，而不是仅仅‘劳动力’的城市化。”崔传义说。

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相对城市化的进程落后。很多像曹秀芝一样在一个城市工作、生活了10年以上的农民工，仍然没有资格获得当地户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调查显示，截至2007年底，农民工进城后，能够转为城镇户籍的比例为1.7%。

然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都阳看来，表面上，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是户籍制度，实质上却是由于户籍背后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差异。简单的户籍改变，如果没有跟随上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也无法真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农民工办在2010年6月发布的《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中建议，“十二五”期间，应实行两策并举的方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即，将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公共服务改革同时进行。

其具体目标是：未来五年解决20%进城农民工的户籍问题；让90%的农民工子女能够进入城市公办学校，接受免费义务教育；解决60%农民工的医疗保障和50%的养老保险；建立农民工经济租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和现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认为，当前农民工城市化的瓶颈是户籍制度与福利制度的剥离，他建议要破除公共服务属地化管理，实现国家层面的公共服务均等化。

对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大的阻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汤敏说，“就是钱的问题，农民工市民化需要*额的资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