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转折点中实现就业和收入分配的改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即一个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这个理论来自于刘易斯。

他的理论框架即经济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两个经济部门。一个经济部门是叫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特点是相对于土地来说，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 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当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时候，你在这个部门，如果把劳动力转移出来，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不会影响到这个部门农业的本身增长。

因此，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另一个部门即现在的经济部门，就会随着不断吸纳劳动力而不断扩大，这个过程就叫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直到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被吸纳干净以后，才会出现一个劳动力再继续转移就会导致农业中的减产。此时，面对劳动力不足，则必须有收入的增长，工资的增长，才会**劳动力继续向外转移。

库兹涅茨则关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关系。如果我们将经济发展看作一个横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初是向上，是扩大的。但等扩大到一个*高点以后， 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以后，收入分配差距开始缩小。因此我们把它总结成一个叫库兹涅茨倒U字型的曲线，也即收入差距先扩大，然后到一定程度开始下降。

根据这两人的理论，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经济发展过程要经历哪些阶段，或者说经历哪些转折点。通常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把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归纳成三个。

**个，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典型的二元经济是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如果有**我们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它的吸纳就业的速度已经超过了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可以转移的速度时，我们就会发现劳动力开始不足了，这个时候你如果继续吸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你必须提高工资。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刘易斯的**个转折点。

第二个转折点是和刘易斯**个转折点相关的，即库兹涅茨的转折点。库兹涅茨用一个倒U字型曲线表达收入分配。假如我们到达了一个收入差距*高点以后，经济继续发展，收入差距可以缩小，而这一点，即称为库兹涅茨的转折点，从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到开始缩小。这个转折点非常重要，从这一点开始，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更加均等地在全体居民中进行分享。

第三个转折点，即刘易斯第二个转折点。在经过刘易斯**个转折点，又经历了库兹涅茨转折点，收入分配开始改善，这个时候如果劳动力还在流动，流动到有**我们发现农业中和工业中，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开始相等了，即人们付出同样的劳动可以得到大致相同的回报，这一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差距几乎不存在了。因此这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就被消除了，二元经济发展过程就结束了，经济进入到一个均质的同质的过程。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历这三个转折点是*重要的，经济发展也无非要经历这三个发展过程。

有多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迄今为止经历了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的**个转折点，即劳动力的剩余已经开始减少，此时要吸纳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

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农村劳动力是怎么配置的。八十年代中，在全部劳动力中农村劳动力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乡镇企业就业，绝大多数都是在农业中就业，由于农业的土地有限，劳动力比较多，就意味着在农业中就业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叫做剩余劳动力。过去很多学者也都做过估算，大概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国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在增加，而且农村也在乡镇企业之外生出了相当一部分叫个体的就业，即非农产业的个体就业，私营企业的就业等等。九十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总量之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是非农就业，但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总数也在增长，因此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可看到农村在农业劳动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剩余的。此时大概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目前，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还在增加，大概达到了1.4亿以上，农村大概现在也有2000多万个体就业，还有2000多万私人企业的就业。更重要的，从九十年代开始，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这部分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无论是就地转移，还是外出转移，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已经不是务农了，因此剩下的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大幅度的下降。这时候假设我们还需要一个固定的农业劳动力的话，我们可以想像到剩余劳动力的规模就大幅度减少了，减少的同时，剩余劳动力比例也在减少。

由我们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这种配置可以看出，劳动力在农业中大量过剩的现象已经大幅度的减缓。农村劳动力已实现转移的时候，实际上他包含两部分。一是乡镇企业的就业，大概是1.4亿以上，二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人数，现在也超过了1.3亿，但是在这两个群体中间是有一个交叉的。

因此，这两部分人不能**叠加起来。剔除这两个相交叉的部分我们就可以假设，保守地说，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2亿人实现了非农就业，无论是就地还是外出。

这张图清晰地表明，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大概有2亿人， 占41%的农村劳动力实现了非农就业的转移，接下来还有一部分是农业中仍然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这部分我们是根据实际情况估算的，需要1.8亿。按照现在农业技术条件，大概1亿到1.1亿是假设可能是剩余的，但是我们不敢肯定它是不是剩余的。在这个假设的剩余的1.1亿人中，我们也发现其中有一半是40岁以上的，我们知道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它需要克服很多的障碍，制度障碍，心理障碍，经济的支撑能力的障碍等等。因此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40岁以上的，他的转移能力就减弱了，再去转移的可能性也随之降低。

因此，可供转移出来的，继续为非农产业的增长所需要的劳动力，只剩下五千多万，这就是为什么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状况和十年前、二十年前想像的不同了，也能解释为什么从2004年开始我们广泛听到得有关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的问题。接下来民工荒又到了内地，到了各种各样的大城市，甚至在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也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

我们的非农产业已经加快了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就从农村劳动力配置情况回答了刘易斯的**个转折点是否来到。

从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也印证了这一点，如图所示，有两个关于城市的失业率的指标。一个是直接公布的登记失业率，从2003年登记失业率达到了4.3%以后逐渐下降，达到4.2%、4.1%，现在还在不断下降。同时按照**劳工组织的定义，计算了调查失业率，这个失业率指标*高是2000年，达到了7.6%。在这之后实际上是逐年下降的，从2002年开始每一年都在下降，目前也应该是在5%左右。

从这两个失业率指标的下降趋势也可以看到，从城市劳动力市场显示出了劳动力的就业比较充分，劳动力供求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我们再说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失业率越来越高，就业压力越来越严峻，应该说不是非常准确的。当然我们还存在着就业的压力，这个压力主要是结构性的摩擦性的。

劳动力市场上形势的改观，也即供求关系的变化，我们很自然地看到一个结果，也是刘易斯的模型所预期到的，工资开始上涨。到了没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提供给的时候，如果经济发展继续需要引进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

劳动力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短缺，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上涨，即一个典型的刘易斯的**个转折点的一些征兆。刘易斯的**个转折点实际上也就意味着逐渐在为库兹涅茨的转折点，即收入差距扩大到开始缩小创造了一些主要的条件，从阶段上两者之间应该是有重合的。因此我们也可以去猜想一下，说是不是我们的收入分配恶化的状况开始有所改变？

我们发现了这个趋势，从城市的收入水平来看，在统计年鉴上通常把城市居民分成五个等分的收入组，*高收入的20%，其次的20%，中间的20%，还有下边的20%，和收入*低的20%。我们看到从02年以来，收入*低的20%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是逐渐加快的，而*高的20%这一组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有所下降，到了2006年*低的20%的人群，他们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次超过了*高的这一群的收入增长速度。很显然，这不一定就改变了我们的收入分配格局，因为基数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显示出：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加快，很自然会有一个减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虽然我们还不能证明它在实际缩小差距，但是至少在原来的趋势之上它已经开始显示了另一个方向。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他们把这个增加的钱就用做消费，而且这个消费的结果是直接支出在食品上的。因此我们就可以预期到，低收入群体收入状况的改善必然会刺激城乡消费的增长。

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分配改善情况的发生，城乡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长速度也在加快，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和农村在九十年代后期以后，他们都是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而且这几年他们处于相对高的增长水平。城乡就业的扩大导致普通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低收入家庭的生活状况的改善，他们很自然地就划在了直接消费中。

劳动力供给变化推动转折点实现

从劳动力的供给状况分析，我们把人口通常分成三组，16岁以下叫做少年儿童人群，16岁到64岁我们把他看作是劳动年龄人口，是劳动力供给的一个基础。65岁以上即老年人口。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也可以向未来做一个预测，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的时间里它的总量一直在增长，它的比重也一直在扩大，但是*近这几年它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度的减缓，大概是在2、3年之后它就基本上平稳的，不再增长了。

再往后它就开始下降，这种趋势的发生在中国是**次出现，我们过去一直认为是中国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大国，我们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增长速度是逐年加快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从现在开始往后预测，我们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会比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要慢，我们的人口转变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的结构已经不再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了。

因此，我们前面看到的就业扩大，收入改善，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一个支撑作用，这个趋势不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结果。由于劳动力开始出现不再无限供给了，它就意味着刘易斯的**个转折点。刘易斯**个转折点之后，很自然我们看一看库兹涅茨转折点是否会出现？

库兹涅茨转折点应该说和刘易斯**个转折点是有它的逻辑上的相关性，但其实现还需要一些条件来支持。大概我们想有三个条件。

**个条件即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提高。这意味着劳动力可以更充分的流动。当没有制度约束，没有限制，可以比较充分的流动时，人们很自然地会从低收入的地区，低收入的部门，低收入的企业向收入更高的地区、部门、企业去流动。在这种流动中人们不断的提高、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农村的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都在提高，劳动力流动程度也在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得到提高，这些都意味着库兹涅茨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条件已经开始在成熟。

第二个条件，是政府再分配水平的提高和效率的提高。在整个的改革开放期间，政府一直是高度重视再分配，重视公平的。这个趋势在本世纪，特别是2002年以后显示得更加明确，我们提出了以人为本，改善民生，有些是通过就业**次收入分配的领域进行，还有一些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进行的。比如说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各种转移支付的进行，这些都意味着政府高度重视再分配，而且政府的再分配水平和效率都在提高。

很显然，这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党中央国务院进行了大量的在民生领域的投入，还有各种各样的制度建设，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判断，政府再分配效率提高使得库兹涅茨转折点的第二个条件也趋于成熟。

第三个是改善社会共识的提高，这个包括两个，一是整个社会对再分配是否高度重视。从网民的角度，从社会舆论的角度，从各级官员谈的问题和学者谈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关心我们的收入分配状况，有很多人说收入分配在扩大，这些说法都意味着我们对收入分配扩大的容忍程度在下降，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人们从更积极的角度看待政府在初次分配领域高度重视就业，再就业，能够让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更快一些，就业更快一些，在再分配领域保护和改善低收入群体，这些政府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政府也已经在做。从这两个角度合起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对于再分配，对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共识是在大幅度的提高了。

这三个条件具备了，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库兹涅茨转折已经开始。

有多少收入差距被夸大？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把收入分配状况夸大？从下图所示，纵轴表现的是整体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研究这个不平等的程度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引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在总体的基尼系数中，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不同的构成部分。比如将其分为城乡的和农村的。城乡之间的差距在整个不平等程度中占了一个重要的比重，它的构成超过了50%，大概60%。因此，当我们去掉了城乡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想像基尼系数实际就被去掉了很大的一部分，比如原来是0.46，有可能0.26已经去掉了，假如基尼系数只有0.2，应该算是差距非常小。如果我们消除了城乡收入差距，就可以消除巨大的收入不平等。但是什么才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通常不是政府再分配政策的结果。政府再分配政策缩小这个差距是有效果的，而且在一定时期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历史过程来说它归根结底是靠劳动力的流动，人口的流动。当劳动力流动比较顺畅时，人们从低收入地区，低收入部门流出来，就很自然在逐渐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因此，劳动力流动才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性途径。

从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规模庞大，范围越来越大。

如图所示，劳动力流动总规模已经超过了1.3亿，农民工的人数和城市劳动力就业的比值也超过了46%。很多人会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的收入状况不是太好，有些时候，他们没有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但从另一个角度，他们为什么流出来，是因为相对于在农村就业，在农业中就业，他们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改善。这种改善和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量，就在不知不觉中缩小着城乡差距。

但是从统计数据看，城乡收入差距并没有缩小，甚至还可能在扩大，原因在哪儿？

如上图所示，我们在比较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假设有两个部分在做比较，一个部分城市居民家庭，一个部分农村居民家庭，如果用这两部分人来比较，我们看到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但是我们忘记了还有一个中间的部分，农村转移出来了，流动人口的家庭他们的收入是比原来有大幅度的改善。如果没有把这部分人搁在比较范围内的话，你会看到城乡收入差距是在扩大。但是很重要的是这部分人已经是1.3亿多，他们的收入大致介于城乡之间，而且更接近于城市的收入。

如果把这个部分加进去，我们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会大幅度缩小。但是现在的统计过程，在城市中进行住户调查的时候，并不包括流动人口家庭，不包括农民工家庭，他们的收入自然就被忽略了。在农村进行调查时，由于进行的是常住人口的调查，超过了半年，流出半年以上的这部分人，他们的情况往往也没有抓住，因此我们统计中很自然丢掉了这一块。这样才导致我们看上去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但是我猜想也许还在扩大，但是至少它的幅度不是这样了，甚至还有可能*近几年我们是在缩小这个差距的。

我们可以看到，城镇就业中也有一些统计因素导致我们低估了居民的实际收入。从表面看到的收入差距，可能和真实的收入差距是相对夸大了的，从逻辑的角度来说，就业的扩大必然导致低收入家庭收入的增长，他们收入的提高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有所减小，至少这个趋势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

让我们通过概括三个转折点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未来的发展。

如图，我们得到比较和概括。**个是刘易斯的**个转折点，这时候出现了劳动力开始短缺，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的这么一个崭新的变化，第二个是库兹涅茨转折点，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收入分配状况就开始逐渐改善，城乡居民开始比较均等的分享经济发展的结果，第三个是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即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边际劳动生产力趋于均等。

当出现**个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我们就要创造条件使它进入库兹涅茨转折点，改善收入分配，这个时候*重要的就是发育劳动力市场，改进政府的再分配效率，提高社会对于再分配，对于收入分配改善的共识。当这个趋势在进行，我们还要创造进一步的条件，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条件实现城乡的就业、再就业，与此同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让农业的发展能够支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

归根结底，中国劳动力的总规模还是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仍然是全世界*高的，这个趋势还会持续很多很多年，因此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题目是不会停止的。

我们要超越一个转折点，要实现至少要有两个重要的保障，**个即提高农业的生产率。第二要**劳动力继续转移，充分的流动。

转折点的转变，要求我们进一步改善劳动力流动的条件，包括制度的改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就业制度的改革，也包括各种支撑，比如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等等。因此只有继续实现这个转移，才可能达到第三个转折点，也即刘易斯的第二个转折点，那时候城乡的二元结构才会根本的消除，实现我们阶段性发展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