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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自2001年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和董事长，现已退休。
秦晓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自晚清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是“对**家、社会**和民众的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在退休前，秦晓的身份是体制内经济高官、央企高管，但他更像一名士大夫，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像传统儒生一样思考家国命运。他提出，改革的目标，是构建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为支撑的，市场经济和****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令“做学问的人都 感到震撼”。
南都周刊特约记者_乐楚
三个多月前，北京稻香湖景酒店高朋满座，名流云集，时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秦晓，与资中筠、雷颐、徐友渔、高全喜等人围席而坐。
“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会上，这位63岁的央企**脸上挂着惯有的微笑，其演讲思维缜密、语言精彩，他认为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去意识形态化，重启以自由、理性和个**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是推进现代性社会构建的价值基础。
这是香港博源基金会与《读书》杂志第二次携手举办研讨会，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半个月后，秦晓的这套普世价值理论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生典礼上得到公开传播，他期望***知识分子应担当秉承普世价值的使命。
一个月后，秦晓退休，辞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的职务，结束了大型央企**的显耀身份，以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角色混迹于民间团体“博源基金会”。
9月份，《秦晓集》系列出版，这套丛书不仅是收集秦晓二十多年来在企业管理和经济学领域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成果，更引人关注的是《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一书，直接将话题指向社会价值和社会制度领域。
这位长期身居国家**和大型央企的高官，提出了一个令人刮目的改革目标：构建一个以现代核心价值观为支撑的、市场经济和****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秦晓作为体制内的一位金融家思考中国当代问题，而且切入到现代性这个角度，这使得我们这些做学问的人感到震撼。”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全喜感叹说。
接班人的教育
对于秦晓本人来说，对国家转型、对社会形态的思考与身处体制内外无关，“我觉得和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关吧。”秦晓说，“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是受传统的理想教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教育比较多，有对国家、对民族的发展前途比较关注的情结。”
秦晓出生于1947年，国共内战期间，幼年秦晓在军旅中度过，新中国成立后，他随北调的父母来到北京。
作为一个干部子弟，秦晓从小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从六一幼儿园到育才学校，再到当时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秦晓一路被传以“接班人”思想，对**党、对国家形成了强烈的主人翁意识。
“当时的公共领域教育，就是你不光是要当一个好学生，当接班人，你要关心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和每个人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国家就没有**党，也没有今天。”秦晓回忆说。
这种主人翁意识直接催生这些**学生的家国情怀，他们对上一辈的革命成果倍感珍惜，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着与生俱来的责任感。
家国情怀有很多种抒发形式，对于秦晓而言，他不太认同激进的阶级斗争。在“四清”运动中，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以干部子女为主的部分学生进行串联、**，给**写“进言书”，要求学校里搞“阶级斗争”，“清理资产阶级思想”。
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斗争不断深化，矛头由文化思想界直指部分党政**和老干部。高中时代的秦晓参与过“四清”运动，但是很快发现阶级斗争过激了，有了初步的反思意识。为了“纠正”红卫兵的过激行为，秦晓和他的同学孔丹等人，组织北京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陆续发出了13个通令，反对批斗、抄家、体罚，针对保卫**党政机关、保护老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等作出规定，试图制止红卫兵对“统战对象”的胡乱抄家等行为，恢复秩序。
当时，周恩来指示国务院秘书长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但是“**文革小组”却把“西纠”定为反动组织，周恩来是它的后台。“西纠”解散后，秦晓和他的同学们开始通过思想传播的途径来引导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他们自办了一份名为《解放全人类》的小报，发刊词是“从解放红五类到解放全人类”，并组织了一系列活动，对“**文革小组”的倒行逆施提出质疑和批判。
四中被军管后，秦晓等人因反对“**文革小组”而被学校拘留、审查，成为运动后期的处理对象。
1968年，在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刘进的指引下，秦晓与他的同学们不辞而别，跑到了内蒙古大草原，后在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牧场开始了知青放牧生活，放羊、放牛、打井、打草，什么都干。
秦晓至今认为，在内蒙古的下乡期间积累了宝贵的人生财富，了解了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
内部书的启蒙
收获并不能掩饰一代人的悲剧，千万青年人放弃学业别无选择地下到农村进行劳动，激情过后前途迷茫，这些青年开始在困惑中学着理性地思考“革命”的意义。
独立思考、反思经历、审视人生的风气在知青群体中蔓延，知青们开始读书、通信、讨论问题。当时各种“内部书”和手抄书为这些知青枯燥的劳动生活注入新鲜的活力。其中有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黄皮书”是比较前卫的文学作品，远离当时流行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手法，例如意识流小说；“灰皮书”是学术性图书；而“白皮书”是更**化的文件、图书。
秦晓称这些是在“文革”前出版社出版的一些专供一定级别官员、知识分子看的内部书籍，秦晓的家中藏有不少，但是在学校的时候一直没用心去看，直到下乡期间才静下心来研读，同时这些书籍在知青之间交换流传。
此外，秦晓通过刘进介绍读到了手抄本小说《公开的情书》。这是刘进的姐姐刘青锋和她的丈夫金观涛两人合写的书信体小说，描绘了一群分散在工厂、农村等不同地方的大学生通过书信往来，讨论问题，保持着独立的思考。小说主人公为秦晓等人的独立反思起了榜样作用。
“大家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又跌到底层，这些经历也促使我们反思了很多问题。”秦晓说。
1972年，部分大学重新招生，秦晓终于有机会再次逆转命运，进入山西矿业学院机械系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煤炭部国际司。
此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经济转折期，个人与国家命运几经跌宕，秦晓在思想上已经走过了信仰困惑时期，开始习惯独立、理性地思考问题，“四人帮”粉碎之后中国该怎么办是这代“接班人”讨论最多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后，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得到解禁，他们不再盲目轻信，而是要重新回到认识论上去，探寻追求真理的方法论，彼时秦晓接触众多当时的知识**，包括孔丹等当年的同学、“农村发展研究组”的一群年轻人、金观涛夫妇等。
交流的过程激发了秦晓对知识扩充的需求，1980年，秦晓已年过三十，但他仍然渴望继续学习，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学经济，攻读企业管理系研究生。
其间，秦晓研读了大量讨论体制改革的书籍，“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我们也卷进去成为一个参与者，虽然层面不一样，但也都关注着，参与思考。”秦晓说。
秦晓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性转型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所谓“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的发端和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当时的**界、知识界和民众形成高度的共识使“启蒙”和“改革”获得了巨大活力。
方法论的探索
“不好意思，我想出去抽根烟。”采访到一半的时间，秦晓烟瘾发作，起身冲往外阳台。在招商局大厦顶楼平台放眼望去，穿过维多利亚港直至辽阔的海际线，十年间，秦晓大量的思考的时间都是站在这里吞云吐雾间进行。
改革为秦晓这一代知识**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实践的空间。1983年，研究生毕业后，秦晓进入中南海工作，成为时任中共****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高层官职生涯使秦晓有机会直接接触到改革的决策层面。
此后由于突出的外语水平，秦晓被调往石油部担任国际司副司长一职，后再调去了中信公司，直至中信公司总经理。2001年，秦晓开始担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肩负亚洲金融风暴重创后的企业改革重组重任。
在改革方向明确的市场中，官员的标签逐步退去，“作为企业**人，我是授权经营企业的，当然要经营好。一个企业家应该更关注在外部给定条件下他该怎么样做，敏感的企业家会发现，外部是在变化的，他会捕捉其中的机会。此时在我的视野中，不存在国民的概念、所有制的概念，也不存在谁进谁退的概念，我该卖掉就卖掉，该买进就买进来，该怎么优化资源就怎么调整。”秦晓说。
在此其间，秦晓尽可能把自己从国有企业**这一角色独立出来，成为一个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经营者角色，他对企业管理进行系统性的学习与研究，并在中信集团初步实施他早期的大型企业战略。
不论企业家如何独立，秦晓依然身在体制内，市场环境的变幻和企业改革发展的进程不能磨灭这位**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在中信期间，就开始看到市场改革进程中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并且也形成了系列的思考，后来这些问题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都暴露出来了。”秦晓说。
秦晓对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的思考整理成初步的理论体系，铺开了其理论和学术研究之路。“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就很喜欢我的文章，还推荐我去**党校讲课。”秦晓说。
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也曾惊叹：“秦晓在公务繁忙之余，还努力把工作中的观察、体会总结出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判断。他思考的问题范围广、角度新、程度深，让人折服。”
50岁那年，秦晓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写得很苦，收获很大。”秦晓说，严格的学术训练帮他建立起一套缜密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有着强烈主人翁意识的秦晓，在推动改革中，都体现出其强势的一面。他认为“风俗是自上而下的，时尚是自下而上的”，因此，改革者的理念是影响改革成果的最重要因素。
秦晓认为，招商局集团十年的蜕变式发展经验就是，在企业内部形成统一的改革意识，建立一套合理配套的企业管理体系。
而我国20世纪90年代是共识破裂的年代，前十年的“思想启蒙”在推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被淡化和遗忘了。**体制改革被悬置，市场化改革在产权、**职能、要素价格方面裹足不前，导致改革伴生了诸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又引发了知识界对改革的质疑和恐惧。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过去三十年改革进程伴生的种种问题，秦晓认为解决这些滋生的社会问题、推进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是一个终极使命，而如何构建社会和如何推进改革是个方法论的问题。
因此，2008年年初，以秦晓为核心的博源基金会成立，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这是秦晓为自己退出体制内后继续履行“接班人”职责的平台。
退休后的秦晓再次转换到最初的知识分子角色，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并以其学识和影响力参与未来的构建。他这样描述“当代中国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型，便是从一个前现代性社会转变到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百多年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而今重新提出这一目标，并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是“对**家、社会**和民众的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我不用什么身份，就是一个普通中国公民，老百姓就可以讲话的嘛。”秦晓说，在他看来，**就是将多数人团结到自己这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