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讯
创业资讯
家世对潘惟德影响比较大。他一辈子都是一个花*大手大脚的人，另一方面，家族过于辉煌的历史使他形成了很深的家族情结。潘惟德一生坎坷，回忆家族的光荣也许是他惟一的寄托 老苏州人有两句俗话：“半潘”和“一条河一条街”。 “半潘”是指老苏州的两个潘姓世家――富潘和贵潘。富潘在鼎盛时期曾经拥有苏州观前街的大部分商号：元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源糕团、文昌眼镜店……生意甚至做到了天津、北京和郑州，北京的老绸缎庄“瑞蚨祥”就是潘家的重要产业。贵潘是苏州的科举世家，自乾隆年间，科举成名做大官的就没有断过，*有名的是乾隆年间的状元潘世恩和他的孙子潘祖荫，曾经官拜尚书。这一商一官两个潘家，“占了半个苏州城”，可见势力之大。 所谓“一条河一条街”，这是说苏州*特的城市格局。官太尉河在城中曲折而过，所有的街道都依河而建，有河道的地方，必有一条街道。街道都是青石板的小路，不宽，恰好能容一辆马车通行。 富潘的祖宅礼耕堂座落在平江路卫道观前，恰好毗邻官太尉河。故事就从这座房子和这个家族讲起。 老潘的遗物 富潘的十九代传人潘志强是个印刷厂的**，他打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是他的父亲、第十八代传人潘惟德的遗物：一套家谱、几个旧笔记本、一些剪报、信件和照片。 2005年1月，77岁的退休会计潘惟德患病去世，这个时候，他苦心整理了四年的潘氏家谱还没有*后完成。儿子潘志强是开印刷厂的，他把父亲整理的家谱排版印刷了60套出来，每套都是厚厚5本。他承认自己没有好好看过，只不过父亲交代的事情，自己必须做完：“他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乱七八糟的，我理起来没个头绪的。” 这些家谱主要是记载潘氏家族的成员名单和流变，并没有提到富潘的起源和家族生意规模。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学群正在研究苏州地方名门望族的历史，他看过潘氏家谱之后说：“从家谱上看不出潘家有多么富有。过去的生意人都不张扬，他们从穷到富、怎么富起来的，外人都不得而知。那时候要挣*都要好几代人的努力，不像现在，可能几个月就富了。” 潘志强说，父亲曾经告诉他，明朝时候，潘家两个兄弟一起从安徽来苏州闯荡，*开始是在苏州齐门外，后来慢慢站稳脚跟，越做越大。史料里面记载，潘家是靠做**贸易起家的，他们把吴地的丝绸和茶叶拿到印度西域去卖，换回金矿石和香料，回来一转手，慢慢发了财。不过，这是很辛苦的营生。有一次，潘家和结拜兄弟一起出门办货，遇上西域强盗，兄弟为此送了性命。回来之后，潘家祖宗立下两个规矩：一，家里每年供奉兄弟灵位，两家世代结亲；二，必须在局势稳定的内地开办实业，方为**之计。 潘家实业里面，代表性的就是北京瑞蚨祥绸缎庄。苏州虽然是丝绸重地，但是京城居不易，一开始也是惨淡经营。到了第十一代，潘家出了一个大宅门里面“白景琦白七爷”式的人物，他叫潘文起，18岁执掌家务，在北京、天津、郑州各地奔走。康熙年间，有一次他在北京的茶馆偶然认识了康熙的十七子胤礼，这位皇子无意中提起，皇太后身体不行了，驾崩就是这几日内的事。这触动了潘文起敏锐的商业触觉，他马上动身回苏州购进大量的黑布白纱，在接下来的国丧中大派用场，这可能是潘家生意的转折点――戏剧性地站稳了脚跟。做生意很多时候也是在偶然中求生存。 潘惟德可能赶上了家族盛世的一个尾巴。他经常跟儿子这么讲：“当年花*的那个高兴劲……”潘志强小时候听父亲讲，家里有一次重新粉刷，工匠从屋梁里面找到一条金子雕的龙。这个可能有演绎的成份，不足为信，但是潘志强亲眼见到的有两件事情。一个是**时候上交家产，家里为了避嫌，用修房子挑石头的那种大箩筐，烧掉整整5筐字画。“当时我7、8岁，还觉得好玩，都很起劲地往里扔。”再一个是**的时候维修老房子，工匠推倒一面老墙，没想到墙里面全部是铜*，“稀里哗啦地倒下来，全是*，怎么也有好几百斤吧。” 这样的家世可能对潘惟德影响比较大。一方面，他一辈子都是一个花*大手大脚的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俭省――电视机就有三台，一台看新闻，一台听京戏，还有一台闲放着。另一方面，家族过于辉煌的历史使他形成了很深的家族情结。他把自己的退休金全都花在修家谱上，还曾经想写一个电视剧本。儿子说：“他对祖宗的那种感情我无法引用、无法理解。他，太多在乎了。” 他有一本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里面记录了他生前的一些零星片语，比如“青春荒唐”、“有一颗被历史扭曲的心灵，天生散漫盖疏狂，纨绔子弟”。在1995年67岁生日的时候，他写道：“今年已是在这个城市度过了67个春秋了，按人生说起来已经是末日途穷了，在生命即将结束之时，回看以前，感慨万千，自己不禁要拍额称幸，我也活得越来越潇洒了，当初政治上没有被迫害，生病也没有病死，生活再苦也没有穷死，劳动再重也没有累死，大概祖宗有灵。” 潘惟德一生坎坷，回忆家族的光荣也许是他惟一的寄托。 徽州人在苏州 潘家是徽商，明清时候经浙江杭州到达苏州。苏州地方专家徐刚毅说：“苏州明清鼎盛时期，徽商大约有40万人，近郊一条十里长街上，全部都是徽商的商户。全国的行业会所和各地会馆，除了北京就数苏州*多，大概有200多个。” 苏州人尚文，徽州人尚武，徽州人在苏州的地域融合和文化互动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一直从事徽州文化的研究，他的研究中就说：“徽州人在苏州经商，以儒商自居，讲究以义取利，但是难免良莠不齐，不免有刻薄和欺诈的行为，引起苏州人反感。”在苏州，士文化是社会舆论的中心，徽商到达苏州，在这个传统士文化占上风的江南城市，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就必须要读书做官，必须要有文化，必须有一个价值观念上的转向。 潘惟德在回忆文章里面写到，潘家在事业有成之后，非常注重“财”与“势”的阶级联姻，“自清代中叶以后，就很少看到和商家联姻的了”。当时潘家人花*捐了一个四品官，努力向书香门第靠拢，而且结下的亲家也都是状元读书人，或者官家。潘惟德自己的母亲也是上海大家族之后，“当年陪嫁就有一箱子珠宝。” 潘家祖宅礼耕堂的一些建筑细节就能够说明这一点。礼耕堂的正厅是接待贵宾和官员用的，房梁上挂着著名书法家梁同书写的匾，大梁被雕刻成12个乌纱帽的形状，让人感觉坐在室内一抬头就好像戴了官帽一样，所以这个正厅又叫纱帽厅。在进门两边的柱子上刻着一副对联：心术求无愧于天地，言行留好样于儿孙。而礼耕堂这个名字的由来正是潘家的家训：诗礼继世，耕读传家。 一个商业家族会有这样的家训，可见当时“儒商”式极其受推崇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礼耕堂大宅的里面，一个砖雕门楼上还是雕刻着一对锁样花纹――是“锁财”之意。“中国古代向来富官不分家，要富还是要官？苏州人的观念是，有官必有富，要富必有官，只有做官才能够保证家族财产的稳定。”张学群说。 吴文化学者徐刚毅说：“家族的渊源力量对于苏州这个城市很关键。一个家族连续出几个状元，多得不得了。文化的传承，家族因素很重要。做生意也是这样子，很多的苏州商人，都是外地过来的，落脚以后把**留在苏州，同时又叫下一代读书科举，或者做生意。” 张学群则说，当时苏州的商人家庭都是让大儿子读书科举，只留一个小儿子学做生意，以防止大儿子不长进考不上功名，是留条后路的意思。苏州这个城市，向来文名重于商名，一是因为商人比较低调，二是因为重儒轻商的传统。 为什么苏州会形成重儒轻商的传统？张学群分析说，有三个原因。 一是地域传统。北方人有*发达以后，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搞排场、修祖墓，但南方人有*之后第一个想到的事情是刻书。江南人认为，功名利禄不过是一生，文章才是经国大事，千百年以后，全国人、所有的子孙都能看到我的文字，这才是*牛的事情。所以苏州的有*人里面，藏书刻书之风很盛，因为藏书搞到家族破败的也不少，后来甚至形成了“藏书比富”的风气。总之，只有读书做官才是正途，而捐官则是被人看不起的，一味从商苟且就更不上台面了。所以像潘家虽然有*，也必须出*先捐下一个四品官来，才好说话。 二是国家制度的鼓励。在汉朝和南北朝的时候，国家推行的是封建门阀制度，就是说，哪怕一个一岁的小孩，只要出生在所谓“世家”，他也是贵族。到了唐朝武则天时期，打击门阀大家，推行科举制度，所谓“天下英雄尽入瓮”。十年寒窗无人笑，一举成名天下闻，这种文化熏陶下，读书好就可以做世家，没人能够逃出这个牢笼。 三是苏州历来经济条件比较好，又没有受过什么大的灾荒。唐宋之后，全国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明清时期，更有资本主义萌芽。富裕的环境使得很多家庭有条件请个老师来家里，教小孩念书。 这种重儒轻商的传统观念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才有所松动。《马关条约》开放苏州，经历了战争的洗礼，面临日本人的挑战，苏州人才了解到非学洋文不可，必须讲究实用的技术，科举并不是惟一的道路。 “当时有个陆家两兄弟，哥哥考上了翰林，弟弟是中学校长，可是两人都放弃了，跑到日本去留学，一个学法律，一个学商科，回国以后，弟弟在上海开银行，成了大金融实业家。”张学群说：“近代苏州又完成了一个从儒到商的转变。这和时代有关系，什么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