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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四十岁会有场雪
这一代中年人的危机与解读
人到中年，事业小有所成、人生小有所悟，上有高堂可膝前尽孝，下有儿女可传承血脉，正是精力和经验曲线双双走高的人生黄金期。
可中年人习惯说自己有危机，像但丁说的，“人生之旅的半途中，我突然误入秘密森林，迷了路”。每个人生阶段都会面临挑战，为什么视“中年”如“危机”？
危机不是按时到来的考核，而是一次心理体验。人到一定年纪，得到一些东西后，好奇、冲动不在，少了激情、宽容还不够，心里最怕见“高不成低不就”，偏偏就最像。
中年危机，或许只是硬币另一面。
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2亿人现在进入“中年期”了。
“有承担”和“做实事”是这一代的标签，这些现实主义者如何理解“中年”这种状态？
1965年到1975年，单年净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的年份有七年，期间有超过2亿的新生儿降生……如今他们大多事业有成，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他们还比较传统，愿意最大限度的为家庭付出；他们正值壮年，世界是他们的……
老陆从美国回来，浦东机场刚落地，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通知他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20周年同学聚会。在2010年的第一个月里，他从旧金山回上海，只有短短三天去公司，视察业务并安排直到春节前的各项计划；然后回北京，停留半个月，参加为期三天的同学聚会、见见老同事，还要处置两处房产和一辆汽车，都是六七年前在北京工作时买的；最后回河北老家，好多年没回家过年，去年给爸妈换的房子要装修，外甥夏天毕业找工作还要见见检察院的老同事，以前跟着他的两个人现在都是副处长了……。
老陆1966年出生，同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开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年确定的“三五”一方面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在被迫中断后重新走上轨道；另一方面其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计划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转变：由“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这一方针一直影响到下一个“四五”计划，甚至更远。这一时期出生的人，成长经历里都离不开“高速度、高积累”的影响。
按照当时《汇报提纲》的要求，“三五”计划期间各主要经济指标都完成了计划。其中，工农业总产值超额14.1%~16.2%完成了计划，农业总产值超额2.2%，工业总产值超额21.1%，新增主要产品能力：煤炭开采6806万吨，发电机组存量860.4万千瓦，石油开采2777万吨，炼钢652.7万吨，铁矿开采3590.1万吨……，新建铁路交付营运里程3894公里，新建公路31223公里，沿海港口吞吐能力1191万吨……这还是在备战的前提之下完成的数据。
老陆和大学同学已经很久没见了。1989年毕业后，这样规模的聚会只有两次，上一次是2000年。十年的时间，大家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脱离体制、下海或者出来自己干的人变多了”、“好几个同学的小孩都上高中了，还有一大堆要参加中考的”、“上次拉关系、找同学帮忙的多，这次谈健康、养生的多了，回忆过去的也多了……”。
60后老陆形容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一代。他们很早就开始回忆了，这个特征其实是面对现实压力时，返回去在心灵深处寻找精神动力的一种“应激反应”。小时候的成长经历在人生中留下了记忆深刻的一笔。
一个几乎与老陆同时代的人在BBS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六十年代末期的人，上幼儿园的时候跳椅子操，歌中唱道：批林批孔战鼓响，英勇上战场……，我们还到街上去欢送最后一批知青，当时以为长大了就和大哥大姐们一样上山下乡，一二年级的时候，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好像天都要塌下来。1976年9月11日，好像是星期四的下午，我正在班主任家里念批邓的稿子，然后传来消息，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接着9月18日全国的追悼大会，广播里一声默哀声，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任凭倾盆大雨冲洗幼小的身躯。
老陆的青年时代是真正的“天之娇子”。80年代的高考入学率只有2%~15%，考上大学代表着真正进入精英领域。武汉大学原招生分配办公室主任黄鲁瑞教授说：“80年代的高等教育可以说是真正的‘精英教育’，那时适龄青年中，只有10%左右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在国家‘统招统分’的培养政策下，学生进了大学的校门，便可以享受公费教育，甚至工作也都由国家‘包办’”。
由于当时大学毕业生人数较少，国家建设迫切需要优先安排大学生充实到重要部门，因此高校毕业生分配主要集中在国企、国家事业单位或机关等工作岗位。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捧上了“铁饭碗”。这也是为什么老陆会强调“脱离体制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在他们的成长和教育背景中，坚守已经是性格的一部分了。2000年那次同学聚会后，老陆辞掉了地方检察院助理检察官的工作，回到北京跟几个朋友做文化公司，几年后，他又放弃初具规模的生意，移居上海，住在张爱玲住过的小楼旁。因为骨子里的他是个文人。从有梦想到放弃“铁饭碗”，再到追求梦想，对于老陆和他的同学们来说，放弃的绝不仅仅是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有一种说法，评价各个时代人的特点，说60年代的人是“人类”，70年代的是“新人类”，80年代是“新新人类”；还有一个关于人生观的笑话，谈到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的时候，60年代说：我必须结婚生子，然后给他最好的教育；70年代说：咱们结婚吧，但别指望我会马上要孩子；80年代说：天哪，为什么要结婚啊？这不是为了抬高或贬低任何一代人，只是说明共同的成长经历经过时间的沉淀后，会像胎记一样伴随一生，使人们区别于其他年龄段。
广州日报集团旗下《赢周刊》杂志的总编辑熊晓杰曾说过，60年代生人现已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坚人群。他们身上的气质充满吸引力，他们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最后守望者。因为从70年代生人开始，价值观开始转变而且多元化，相对而言，60年代生人的气质有着相当程度的趋同性。熊晓杰策划《生于60年代》系列丛书时，是想给同时代的人“多一些人文关怀，多一些相互慰藉”，他说他怀念那些影响和感染了他们的青春期的东西，在面对生活和工作挑战时，这些人之所以能比别人更有耐力和韧性，正是因为与生俱来的这种力量。
老陆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情感，比如他习惯从书籍中获得知识和方法，而不是从朋友或者是家人那里；比如他努力赚钱，四处置产，回老家却要去住酒店或者朋友家，因为“亲戚家买不起房，不帮他们就要让父母承担了”。
这一群人从小学会了责任和承担，执着于信念，肩负着道义与效益，80年代上大学，90年代集体发光，现在把社会背在肩上。《生于60年代》的作者之一的王延礴说：“似乎是精英在塑造时代，其实他们只是比别人多努力了一点，他们真实地思考和言说，脚踏实地地行动，因此而显得出类拔萃” 。
数据显示，“三五”、“四五”计划这一代人与美国的“婴儿潮”一代时间相差不远，甚至有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的婴儿潮又叫"4664"现象：从1946年至1964年，18年间美国新增了7600万人。约占美国目前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群人已经成为当今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
随着婴儿潮的成长，美国经济步入了令人眩目的成长期：20世纪60、70年代，婴儿潮一代带动了玩具、卡通、流行音乐的成长；20世纪70、80年代，步入结婚活跃期的婴儿潮一代带动了房地产、汽车业的成长；20世纪80、90年代，处于消费黄金期的婴儿潮一代又带动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成长，加速了信息时代的来临。在这期间，“婴儿潮人口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皮尔泽指出，“婴儿潮出生的人虽然只占现美国人口的28％，但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却占美国整体经济10兆美元的一半”。
IMF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990年的3903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44016亿美元，也有跟“美国婴儿潮”类似的基础：适龄劳动力的增加。1962年开始，中国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净人口负增长，开始步入人口积累阶段，并在1965年进入一个相对高的增长期：1965年到1975年十年间，单年净人口增长超过2000万的年份有七年。十年间，有超过2亿的新生儿降生，按照其中有1/10受过高等教育、2/10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计算，不难想象八十年代诗歌的流行、西学的流行，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深入，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上世纪就是年代末股票市场的上扬，民营企业的大规模增长……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深刻的需求了。仍可以套用那句话，现年35到45岁的这2亿人，创造了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最大的股市涨幅、房屋需求、国际航空、个人计算机、电脑网络和运动休闲工具的需求”。
乐评人孙孟晋说“在我们这，生于60年代的人并没有可能同步了解那时全球发生了什么，不了解世界到处插满了红旗而用的是相同的词汇，比说如‘反潮流’”。
有着大量采访经验的陈陈红云说过：尽管这代人与时代一起经历了巨变的沧桑，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心存感激。不少人回首往事，都觉得自己每一步都踩着了幸运。他们是遇着了正点的一批人。虽然也曾作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但回报是相当丰厚的，除了他们迥异于前代的人文熏陶，这也许是集体对社会报以热情和宽容的原因……，他们很多都是真正的行动家。不少人怀着远大抱负，对自己从怀疑到肯定，从试探到行动。导演张广天的一句话让人记忆犹新“中国的事情，先做起来再说”。
从2006年开始，美国经济步入衰落期，因为从1946年出生的人开始慢慢步入退休期：退休的美国人大量抛售股票、基金等高风险投资，抛售在城市中的房产搬到乡间居住……。但是小他们20岁的“三五”“四五”计划一代，还在继续续写着中式传奇。老陆说：我们现在是中年人了。中年的意思就是：不管个人意愿如何，你已经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某个家庭的栋梁了；别人有需要时，你就应该站出来，然后“DO SOMETHING”。
封面文章 吴丹：多做减法，四十应不惑！
太多四十的男人有种焦虑有种纠结。更多是面对诱惑的恐惧，因为已不象年少时心高气傲，如今的明天要比从前重了很多，因此，摆脱困惑需要：
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经历了常人以数倍的经历，焦虑了常人以数倍的焦虑和困惑了常人以数倍的困惑，吴丹说自己“如孔夫子所示，进入了不惑的状态”。
1969年出生的吴丹是嘉和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属于典型的草根出身、奋力向上的创业者。
吴丹师范学校毕业，早早步入社会。同龄人大学毕业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时候，他已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兜兜转转、摸爬滚打了一圈，既有撞破头角时，也体会过小有所成的喜悦。
他当过老师，做过公务员，在政府机构精简改革的时候“被下了岗”。在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之后不多久，他“怀揣着梦想和欠款勇敢地下了海”。
开始，吴丹并没有自己的方向。他开过餐馆、做过酒店、搞过木材出口，开过广告公司。他从南到北，从国内到国外地闯荡过。在事情进展得不顺利的时候，他困惑和焦虑过，也曾愁得一夜头发变白。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想上岸，却不知道岸在哪里？
他心态极好，总能在最无望的时候嗅到好的时机，并能当机立断转换方向，从不在原地兜兜转转，自怨自艾。
1997年，28岁的他买了一张飞机票从厦门到了北京，开始从事钢结构设备、钢结构建筑行业。在这个“利润单薄到只有6%-7%”的行业，他拿下数家知名品牌的代理，并极力扩张市场占有率，最终完成到了资本原始积累。
如今他既做老本行，也涉及新的实业领域，如矿业开发、在二三线城市开发房地产，更把触角伸向了金融领域。吴丹身上具有非常鲜明的商人特质，精明，城府深，善于审时度势。在国家出文要“加大对中小型、微型企业的贷款支持”时，他立即牵头成立了嘉和担保公司。
但他也认识到：“‘成功’是一个没有标准的境界，永远没有止境，永远有人比你更有成就。所以，想要困惑和焦虑少一些，不妨平和一些，对自己的期望低一些。只要做成自己想做的事、达到自己想达到的状态，就可以认为是一种成功。未来谁也无法预测，自己未来可能有的机会和挫折更是无法预测。做好心理和大方向上的准备、做好当下，其他的皆可以留待时间和未来去解决。”
或许正是因为站上了这样的高度，同时拥有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人届中年而愈发不惑。
又或许跟人品一样，人生的焦虑和困惑是守恒的。年轻的时候多经历、多迷茫、多焦虑一些，——等到风景都看透，困惑、焦虑和迷茫就会少一些。
草根出生的吴丹跟走传统职场晋升之路的人不同，他的思维很开阔，表达很随意，他能在系LV腰带的同时配一双人字拖，然后泡一壶大红袍，点一根烟——不在乎旁人目光的随意。
尽管世人在说到“商人”的时候，总是带有某种“语气”。但是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商人”，一个“按照社会规则行事、履行国家公民责任”的商人。
他说的话跟他对自己的定位一样直白。“社会上各行各业，只有赚钱是最简单的行业”。“资本和商业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碰到外星人，我也会和他做生意。”
吴丹眼下正同时在若干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领域里谋求发展，但是他却并不忙乱。他说在30岁的末尾几年，他开始寻求让生活简单的新招式。而在事业上，他采用的新招式就是不再事事亲力亲为，在大多数领域都聘请了职业经理人，把具体的事务都交由他们打理。正是善于给生活做减法，不停地筛选，舍弃，吴丹才得以轻装上阵，简装出行，才得以走得远、走得快。
“生活是需要不断地简单化的、不断取舍，人才可能越来越通透。”吴丹说。
作为一个在商场打拼多年的商人，吴丹呈现出的是40岁商人的样子，虽然随和，但是并不易接近，但是他说自己“坚持对纯真的缅怀和坚守”，虽然自己可能不易做到，但是他真诚地、发自内心地喜欢那些纯真的人、纯真的事、纯真的物。
曾经的吴丹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到现在还有一手好文笔，只是已基本不再提笔。他说所处的人生阶段不同，他很难信誓旦旦地说自己还是当年初出茅庐、热情洋溢的那个小青年，他的心底、他的性格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他依然最怀念自己还是“文学青年”的年纪。他依然最珍视友谊，最看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吴丹对自己身上的硬伤看得很清楚，他坦言自己草根出身，多年来也只是专注在一件或几件事情上。对他而言，这是一种遗憾，但是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他认为这正是他青年坎坷、人到中年却基本不惑的原因，因为“人生是庞大而繁复的，但是只有几件事、几步路是紧要的”。
有人曾说“大学是间坏公司”，也许正是少了高等教育这件坏公司的“伤害”，他也少了许多如你我一样受过高等教育者的“蛋疼”的困惑。
社会的转型、骚动、时刻变化，给身处于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都带来了无数的机会，从这一点上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社会转型的潜在受益者。吴丹对社会有极好的适应能力，他从旧有的价值体系中出生，但它又极好地衔接上了新的价值观念。
吴丹认可自己是“受益者”。与此同时，吴丹觉得自己也是“受害者”，因为遭遇了社会转型给自己带来的机会丧失和伤害，但跟大多数的人一样，吴丹仍然表现出对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的感谢。没有人才的自由流动和双向选择机制，没有向市场飞速转型中涌现出的无数机会，没有社会提供的相对公平的回报机制，他可能仍然在小乡村当小学老师，又或者仍然在经营饭店，不可能做到像如今一样，每年营业收入几个乃至上十个亿。
吴丹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每个年代都会给相应的人群赋以历史的使命。而成为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坚，担负起社会的责任就是社会对我们这个年龄群的要求。
社会运转的模式日新月异，一个决定，今晚没有做，明天一大早这个机会就没有了。一个很好的行业，等你犹犹豫豫半天，最终决定进去的时候，行业布局早就完成了，你根本不可能在里面谋得任何机会。这些现实的状况都逼得人时刻保持高度紧张。吴丹说自己做很多事情都是赶鸭子上架，但正是得益于时刻提醒自己提高自我、保持敏感性，接受新思想，才得以最终做成这些事。
但是他仍在担忧政府的政策连贯性、社会对富人财富的理解，并期待户籍政策有进一步的改变。这些都是单个的个体无能为力的。
说到子女教育，吴丹说自己没有做过太多太详细的具体规划，一切顺乎孩子的发展和国家教育形势的发展。而国家教育的改革方向，出国留学、投资移民的必要性，这些都是他看不清楚、时时焦虑的问题。他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切实夯实经济的基础，做好两手准备。
正是这些家庭的责任，人到中年的吴丹开始变得越来越稳健、沉着：“太过冒进、冒险的事，我已经不会做了，因为我有对家庭和年幼子女的责任”。
对于家人和孩子，他常觉愧疚，虽然提供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事业跟家庭没有办法做到完美平衡是他目前比较不安的事情。他也愧疚于没有更多时间匀给年幼的孩子。虽然她们都乖巧聪明，成绩优异。
除此之外，健康是吴丹目前最担忧的。他说非常明显地，今年身体的状况就明显不如去年，将军肚也明显比去年大多了。应酬太多、喝酒、熬夜，没有时间锻炼都是原因，“但是即使知道原因所在，我也无力自拔。”这或许是人在江湖的困惑。
为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接下来要做的是进一步放慢生活的脚步，更多地照顾自身健康和家人幸福，延长工作的年限。
四十岁男人，每天遇到新的诱惑也很多，有些诱惑尤其诱人，吴丹认为关键是甄别、并知道自己是谁，机会和诱惑有时呈现出的差别很小，但是接受诱惑却要付出巨大成本。
“人的一生无非做到年轻时让父母觉得有希望、到老了‘开始流口水、说胡话’的时候还受人尊重。而中年、也就是现在，我希望自己被家人朋友、合作伙伴和员工信任。”吴丹说。
封面文章 张涛：要让无知者有畏
很多人衣食无忧，虽未曾大富大贵，但当他们觉得要为明天做些什么的时候，就会倾其精力，义无返顾。因为，总要做些有价值的事情。
张涛，42岁的资深书画装裱师。八十年代开始学习南派苏裱艺术。经他手修复的百余件作品中，有皇帝亲笔御书，也有普通家庭中祖传的造物，既有名家大作，也有宋、辽无名残本、拓片，许多全国、个人书画展及拍卖会上作品，都由他的“天凡装池”工作室接裱的。
这二十多年来，张涛每当接到一件好作品时，感觉就如恋爱时那样兴奋和愉悦。三十多道装裱的工序中，他会时刻享受到无尽的乐趣，特别是在对残缺作品修复时，更加让他体会到“修旧如故，化腐朽为神奇”的成功与喜悦。
近两年来，张涛开始淡出他苦心经营二十年的装裱店，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传统书画装裱的义务宣传中。他开设“苏派装裱”网站，印刷苏派装裱的宣传册免费发放给所有裱画店、书画团体及个人，希望通过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向各种各样的人宣传传统苏式装裱。
中国装裱艺术是伴随书画艺术一同成长的古老技艺，有着1500年历史，而今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中国书画装裱主要分成两大派别：南派和北派。其中南派中苏裱主要采用清雅简洁格调，力求坚持高古素雅的装裱审美观。
说到现今装裱业的状况，张涛十分悲伤，“现在琉璃厂及全国各地的书画装裱市场，大多被快餐式的‘机器装裱’占据。除了现代化操作简单快捷之外，更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业内对装裱知识以及道德底线的缺失”。
张涛很气愤地说起几年前在琉璃的经历：在某家装裱店，他亲眼见过郭沫若的精品自作词，一平尺，草书，格式规整，真迹无疑。可店主跟物主说，“作品这么小，裱张片后你再去配框吧！5块钱，马上就好！”张涛愤然对物主说：“像您这样的精品绝对不可以机裱，那样会永远毁了这件作品，我也是做装裱的宁愿不收费为您裱出来！”物主顿悟地拿着郭老精品消失在人群之中。
中国传统装裱是非常严谨和精细的工艺，要经过蒸字画、托芯、染料、配料、镶活、备纸、褙、上墙、打蜡、砑活、装杆等等大小三十多道工序，至少历经一月才能完成，经过传统工艺处理的水墨作品不仅显得更平服素雅，还能延长保存时间，保守地说，传统装裱可以使作品保持80-150年，多则200年。
而日本发明的“机器装裱”不能完全揭裱，在高温下长时间压合，对书画、纸张、印章以及作品鲜亮颜色部分都会产生变色等诸多问题，日本书画家早已将这种“机裱”工艺从其主流市场清除，推崇“传统手工装裱”，但在中国“机器装裱”却仍大行其道。
正是因为看到了太多诸如临街水洗旧画的“无知者无畏”创举，张涛觉得这个行业如此发展下去真是太可怕了，如今中国的书画市场越发火热，而与之相匹配的书画装裱行业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歧途，在市场上看，真正有手艺的老艺人不再教徒，而正在教徒的艺人们大多没有真本事。我们这代若还能幸运地饱览中国书画艺术之高深和神韵，可是后代子孙却只能在谈笑中闲聊老一代装裱师是在“无知”中生存。更急迫的事情是，等本世纪传统装裱师老了，中国的传统装裱艺术将会绝学，几千年的手工工艺将会断代，到那时，书画市场何能谈到兴盛？
而张涛每每想到自己已是四十好几，光靠自己还能挽救多少经典名作，就毅然淡出开了二十多年的“天凡装池”工作室，而跟随自己十多年的徒弟开了新店“锦霞堂”，除了做装裱活之外，也做一些培训工作。
当笔者开玩笑地说，这个行业是不是赚钱很多？张涛坦言道，揭裱古旧字画时，装裱师是以每一平方厘米为单位去修复的，虽说修复古旧字画在用材上没有什么高成本，但都是靠装裱师自身的高超手艺、多年经验和超人的耐心完成的。既然“以每一平方厘米为单位计算修复价格”，似乎赚钱也很多，可是为何没法发扬传统苏裱手艺呢？现在的学徒可能第一句话会说“我学了这个以后能赚多少钱？”现在社会的现实压力导致没人静心学习。
张涛回忆起自己的学徒经历，十几岁的他在前三个月啥也不能动，就只能站在旁边看，三个月过后才开始做擦案头、扫地，半年后才可以冲调浆糊、托纸、染色等准备工作，后来才跟着师傅学习如何装裱。
装裱是“学海无涯”的行当，有时候需要修复文物，就要求装裱师在修复前充分了解所修书画的质地、年代及各种相关历史、地理等信息，从而定出修复的大体程度。很多人做了十年由于工艺水平不高超，赚不到大钱可谋生，可等到上了岁数，眼力差体力不够对要求精细工艺的装裱都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作为传统手工艺人，时刻都要坚守职业道德的，这对现代学徒也是很难做到的，比如“绝不能向认识的书画家索要作品。” 张涛深深牢记自己的师傅的教导。
张涛致力于宣传苏裱传统工艺已经两年了，可是社会不认可，同行也敌视。但一想到曾经自己立志苏裱行业，上要对得起祖宗遗产，下要对得起子孙后代，他说：“我曾在装裱字画中收获了二十多年，现在衣食无忧了该是回馈这个行业的时候了，在有生之年，我会更加倍努力做宣传，也许以后出书或者在电视台讲课”。
随着采访的结束时，张老师感叹道，个人已度过不惑之年，虽然今后衣食无忧，但对祖国传统手工装裱艺术的宣扬和传承的这份责任却时常压在心中，现在又参与北京四合院的重建和保护，对中国传统的那份热爱是底无法割舍的，希望这种“大爱”能够再次成就书画装裱界往日的辉煌。
封面文章：王洋：经历失败，我依然幸运
很多人在社会的改革途径中发现机会。很多人要放弃许多然后去捕捉，我们多见成功者的演说。但更多的人依然在路上……他们已近中年，依然信心满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人生境界。
从1993年进入外汇这一有点偏门的金融投资领域至今，王洋已经做了17年。经验的积累，使他成了这一领域的专家级人物。报纸、杂志、财经网站、电台、电视台总能见到王洋的身影。
现在，42岁的他正在积极运作自己新公司的成立，信心满满。尽管这是他第三次创业的开始。“虽然前两次没做成，可我相信这是一个绝好的项目，只不过在当下看来有些超前，但未来肯定是个非常阳光的产业！”谈到公司的未来，王洋很自信。
7月13日，在接受笔者采访前，王洋刚刚和一家国内权威机构谈完合作事宜。有了前面两次的经验教训，这次王洋没有急着成立新公司，而是务求在团队、产品、市场等关键环节做好充分的准备。
创业的项目设想起源于2005年。
当时中国完成第一次汇改。自此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根据贸易与投资的密切程度，选择若干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货币篮子”。同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设定浮动范围，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
这次汇率改革让王洋看到了机会：曾经的固定汇率制使企业不存在对外汇管理的需求；汇改之后，浮动汇率使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的汇率风险变大。人民币兑美元第一年就单边升值6%，对于利润不高的企业来说自然难以适应。何况随着近几年国内经济的高速发展，结算货币早已不止美元一种，这些非美货币兑人民币汇价的波动更多的跟国际市场波动有直接联系；另一面，长期的外汇管制使得外汇从业人员严重匮乏，即使少数在实盘外汇交易推出后成长起来的从业者对于企业外汇风险管理也一无所知。后来一些较有前瞻性的企业找到王洋时，他意识到这里将是未来的一个重要市场，很可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市场。
“经济全球化使得几乎所有企业都有外汇风险，而目前有实力的外汇公司屈指可数，能够提供规避企业外汇风险服务的机构几乎没有。”王洋的分析很现实，这个市场需求很旺而供给不足，竞争无从谈起。
2006年3月，王洋拿到了100万投资组建公司，持股20%。但是接下来的发展，让汪洋体味了现实与设想之间的差距。“奔走一年多，我发现这个市场极度不成熟，尽管很多人看好这个业务，外管局很多领导也表示支持，我们还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外汇管理论坛，有 100多家企业的财务总监及总经理出席。但真的是叫好不叫座！”
没有给投资者带来预期的收益，王洋能做的只有带着愧疚选择离开。
紧跟着又有第二位投资者的介入。
在王洋看来这第二个公司的创建过程更像是一个误会。一个根本不懂金融的农民企业家在经过中间人的说服后决定投资这个根本不了解的行业。结果可想而知，同样的业务，同样的市场，王洋依然铩羽而归。
2008年底，王洋决心暂时放弃自己创业的计划，投身到一家具有国际金融背景的公司重新做起了研发工作，依然主攻企业外汇管理。在这里的一年半，王洋对企业外汇风险管理有了新的认识：建立一套严谨科学的风险管理系统尤为关键。
“光靠分析师的判断，无法把市场做大！”
前后四年多的波折，王洋有时会沮丧，但他始终坚信这是个机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的团队现在已经完成了风险管理系统的一期开发，产品性能完全可以达到国际同类产品中的最高标准。近期将要在国内企业的配合下选择一些客户进行测试，之后会申请知识产权。这个团队在国内、甚至全球都是领先的！”
尽管保持着创业的激情，尽管有着行业的认可，对一个40岁的中年人而言，家庭的责任还是会给王洋时时的压力。
就在第一次创业那年，女儿出生了。女儿的到来，给了他很大的动力。也是在这四年的创业历程中，让王洋时感欣慰，“这时责任感也更强。除了要给女儿提供更好的物质环境外，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能做出一番事业。当她提到父亲的时候，是自豪的！”。
最近时常咳嗽，已经有两周没有去北京电台做直播了。尽管在创业的道路上一波三折，但王洋从不缺少媒体曝光度，只要他愿意，似乎电台、电视台的财经栏目都为他敞开；他更是很多汇民追逐的粉丝。
“从1993年至今，17年里一直做外汇，在外汇圈里是不多见的；还有就是业绩一直比较好，在行情分析上，判断还算准确。”说到自己的专业，王洋很自信，“如果排名，外汇领域排入前三绝对没问题”。
对比自己的社会声誉，和其他金融领域的同行比其收入，王洋有些无奈。“虽然大家做的都是金融业，但因为政策限制，国内外汇市场一直处于半公开半地下状态。赚钱的大多都是帮助个人通过地下炒汇赚取佣金，而我一直不愿参与其中。在现有市场环境下，保证金交易被叫停后，做实盘交易收益也不是很大”。
如果就收入而言，王洋觉得反倒在刚入行时，外汇从业收入是最高的，那时候的外汇经纪人佣金丝毫不低于近两年证券、债券等金融领域的收入。自1994年之后，国家开始实行外汇管制，外汇从业人的日子便一直不好过。
“起初和我一起入行的很多同事都转行了，有转做股票的、债券的，还有做期货的。前段，一位做债券的朋友聊天，说他们底下一个小伙子，去年一年税前收入是200万。这还是他们部门收入最低的。”王洋笑称，“连妻子都说我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严重失衡的一类”。
说到自己周边那些年收入百万甚至千万上亿的朋友们，王洋显得很平和，就像在讲述一些八卦一般，于己于彼都没有任何关联，仅当娱乐。摆在自己面前的现实是：四十岁，依然在事业的开创奋斗阶段；作为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需要为家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前两个月，我刚给母亲装修好房子，老人年纪大了，辛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她的晚年住的好一些。”说话间，王洋陷入沉思。
“当然还有女儿，最近我在家里的日子，我能感受到她有点不开心，她觉得爸爸应该在外边忙碌。还有一直支持我的妻子，情绪有时也会波动。我们身边的有钱人太多了，很多人都买了别墅，宝马奔驰就更为常见，有时不免会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
很多朋友认为王洋太执著，在当下环境下，不如早点转行，虽然可能没有在外汇圈的地位高，但在当下这个物质社会中，实惠是最重要的。
“回顾自己17年的外汇从业经历，从交易员、培训师到分析师，尽管不断学习钻研，成了行当里的专家，可看看这些年的创业经历，总会让人感觉有点生不逢时。”王洋自嘲，“要不是有个好心态，早撑不下去了”。
尽管如此，王洋认为自己依然幸运。
“因为政策限制，外汇市场一直没有放开，使得很多人在这个圈子都做不长。有些人因为跨过政策防线，做几年下来就出事了；有些人因为做交易亏损太多，也被这个圈子自然的淘汰除名了。也正因为外汇在国内的特殊性，很多精英没有进入到这一领域，也使得我能够有机会站到前台，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我还是幸运”。
“未来的外汇市场，肯定是不断开放。对于我而言，进入40岁这个阶段，必须还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尽管社会中不乏靠运气成功的人，但大多数人都是要不断的修正和准备的！”。
对未来，王洋依然充满自信。
余高大：要知道你想做什么
从媒体人到灵修者，余高大的身心得到彻底的解放，这一代有着物质匮乏经历的人，有种莫名的恐惧……他们想要的更多，所以混乱。摆脱这种混乱的根源在于知道。如其所说。
年初，一段“酱油春晚——静心之阴阳能量舞”的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这不是普通的一段舞蹈，而是相爱的两个人心灵感知的彼此呼应。这段舞蹈的创作者及表演者正是余高大李戈泉夫妇。
47岁的余高大外表看起来远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笑称，自己目前的整个健康状况都要好于十年前，自我满意度更要好于十年前。十年前他是湖南电视台生活频道营销部主任。现在，他称自己从事的事业为“生命教育”，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认知生命价值，唤醒生命智慧，最大程度的创造并实现生命潜能。这是一种通过各种心灵训练让生命的每个片刻都保持觉知、观照与临在的状态，从而获得宁静、喜乐而充满恩典的生命体验。
人如其名，余高大身材高大，是个精干的男人，清澈的双眼直指人心，嘴角带着狡黠而又自信的笑容，标志性记号“光头”。他笑称因为自己小时候有些营养不良，一直缺钙，头发不好。妻子李戈泉则在一旁爆料，2001年第一次在湖南卫视见到余高大时的印象：这个男人戴一顶帽子，外表看起来“很迂腐”！那时的余高大也常常被李戈泉反复问一个问题：“你明白自己到底想要做什么吗？”
余高大用一个词描述当时，“身心疲惫！”年近四十，正处在一条脆弱的弦上。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余高大，有着同龄人同样的成长经历，物质匮乏，凡事都要凭票购买。在余高大最深的印象中，还没有柜台高的时候就要举着肉票夹在人群中，“柜台前挤满了人，我把手举得高高的，希望卖肉的叔叔看到我，因为买不到肉，回家就会被父亲打。” 经历了物质极端匮乏，当面对突来的改革以及经济飞速发展时，他们会本能地抓住任何可能获得的机会：房子、车子、职位，这成了很多人为之奋斗的终极。
“因为恐惧，心中充满了不安全感，不满足的结果就是在职场中奋力争、斗、拼！”为了保持充沛的体力，余高大工作之余会努力锻炼身体，每天坚持游泳一个多小时，一次居然晕倒在游泳池边。2000年下半年，余高大一度患上了抑郁症，“每天会腹泻六七次，但去医院却查不出什么问题。那个阶段已经严重身心失衡了，恐慌感变得更为强烈！”
此后的日子变得更为混乱，“每天关注的重点完全变成了怎样去防止恐惧，人也变得挑剔，我会不断地折腾身边的人。”2002年到2003年的两年里，对余高大而言，这也许是他最痛苦的两年，“离婚！离职！”曾经自己努力为之一博的生活完全被打破了，一切又归零了！年入四十，彷徨、恐惧，几乎可以打败这个高大的男人，他说，如果没有与李戈泉的真情相惜以及对自我生命的坚持与相信，他的未来在那时可能就崩溃了！
2003年，当余高大深感无助的时候，李戈泉走进了他的生活。“尽管第一次见到他，觉得这个人很迂腐，但我能够看到他内心的智慧，只是一直没有被挖掘出来！那时他不仅在湖南卫视任职，还是长沙有名的婚礼司仪。我觉得他应该有更大的舞台去施展自己的才华。” 李戈泉笑称自己才是余高大真正的伯乐，她相信这个男人的智慧和能力。
于是，余高大和李戈泉共同开始了漫长的灵修旅程。仅2003年一年里，他们一共上了5个身心灵成长课程。“首先要进行心理和心灵的疗愈，找到自己恐惧的根源，认知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两个人也曾不止一次彷徨过，毕竟这种课程的花费很高昂，每月还要承担儿子的抚养费，这对辞掉工作的余高大而言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李戈泉的态度给了余高大最大的支撑，“一定要找到认知自我的途径，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从认知自我到更深层次的静心学习，余高大和李戈泉两人一边从事企业团队内训，一边走遍各地进行研习。“八年来，我们每年有一大半时间都在路上，住在家里的时间有时也就几十天，宾馆已经成了我们的家。为了节省开支，两个人很多时候都选择徒步。”相比曾经的生活，这段旅程也许显得有些艰辛，不过回想这些年的经历，两个人彼此相依，竟是无尽的幸福感。
“现在我能明白为什么她曾经老是问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为自己活着，从来都没有办法真正享受自己的内心。原来我觉得一个人要生存就是要依托在一个机构里，事实证明，这种心理是没有办法去发展自己的。”经历灵修体验，余高大变得越加自信。
灵修追求的是心灵上的解脱，观念上的超越，人本性的回归和无法言喻的超越性、神秘的体验。于是，在一次次灵修的过程中，余高大找到自己一直恐惧的根源。“匮乏的年代、父亲的打骂，恐惧感便深深烙在自己的内心；而后当自己做了父亲，依然会鞭打儿子，回想起来，其实孩子并没有什么错，只是面对孩子的成长突破了家长可以控制的范围，依然出于恐惧，害怕孩子不能按照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解决的办法便是打骂。”除了生活，在灵修体验中，余高大亦找到自己曾经在工作中的种种纠结心理的答案，“当初离开，很大原因是对上司的不满，我发现问题其实更多出现在自己身上。现在，我们又成了很好的朋友。他甚至还请我回去给员工们做培训！”
2008年，经历了五年多的自我疗愈和学习研修，余高大和李戈泉夫妇共同创立了悦恩静心训练机构。余高大亦成了很多大学、企业的座上宾，诚如李戈泉曾经预料的，“他应该有更大的舞台！”
对于财富，余高大有了新认识。“大概在2000年，我主持一场婚礼，却没得到相应的报酬。于是，我便写了封表面很平和其实暗藏杀机的信给他们。大概内容是：某某先生/女士，很抱歉告诉您给了我有史以来出场的最低评价。我很担心这种很糟糕的表现会导致你们未来婚姻的不幸。”说话间，余高大会一边摇头，“其实，钱不是赚来的，而是吸引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潜藏着获得财富的能力，不过真正的财富则潜藏于亲密关系间！”在余高大心中，这种亲密关系不仅限于夫妻之间，还包括父母、子女以及伙伴。
对于如今的生活，余高大很知足，他觉得自己在这种亲密关系的重修中收获了自己想要的最大财富。能够与自己心爱的人保持“7天24小时”在一起的状态，这在很多人看来是可望而无可及的，余高大现在做到了。总结两个人的关系，李戈泉说他们是朋友、夫妻、事业搭档、同修伙伴四重关系，因此他们能够时刻保持和谐的状态。因为成长的经历，曾经，余高大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即使同在一个城市，也很少联系。同样，他和儿子的关系也一度很糟糕。在儿子心中，父亲是位不负责任的人，和别人提起父亲时，都用“那个人”代替。
在经历自己内心的重新洗礼之后，现在的余高大都会定期主动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对母亲说声“我爱您”也变得很自然。儿子对待他的态度也从一次参加他所执教的训练后发生了变化，“现在他已经就读大学二年级，很多事情他会和我沟通了，他能够理解我现在从事的事业并以我为荣，这让我很欣慰！”对于自己过去曾经面对的中年危机，余高大总结，“宁静、喜悦、平衡，能够随时保持这样的状态就不会有危机。”
人生本无定律而言，尤其是对这代的中年人，过多的变化让很多人变成了诸多的鸡头凤尾。但总要记得：
中年是另一辈子的开始。
因为你已有所感悟，所以更要一往无前
中年人是社会和家庭的中坚力量，其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而在人的生命周期曲线中，人到中年时收入也一般达到顶峰，财富增长和事业发展都遇到瓶颈。尽管有相对殷实的家底，也要为后半生的生计焦虑。更何况这一代中年人所经历的中国经济周期虽然趋势向上，但财富没有普惠到众人，而未来将面临经济放缓、生活成本加大的局面。中年人，其实很脆弱。
财务重负下的中年人，有的在价值观上也面临着与时代的割裂，在不确定的未来里更显迷茫。中年人，如何延续人生的精彩而真正做到不惑呢？
学习是永葆青春的秘诀，中年人最焦虑的是自己知识寿命、事业寿命的终结，惟有学习才能延续这些寿命。学习未必意味着重返课堂，读书也是学习，向身边的人、特别是年轻人请教新知识、新技能亦很重要。
无论怎样，中年人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不能对新观念、新事物从一开始就采取抵触、看不惯的态度，要意识到“存在即合理”，将自己过往的经验教训应用到新环境中、抓住新的机会，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而要实现这一切，就要时刻保持学习的状态。
让自己不时的“幼稚”一下
中年人处在“夹心层”的尴尬位置，忙忙碌碌的追逐名利也是迫不得已，不知不觉间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东西。有时他们会羡慕年轻人充满幻想、享受激情，会羡慕老年人安逸闲适、简单快乐。其实，中年人往往是自己把自己束缚住了，只知低头赶路，而不去辨清未来的方向，也不懂欣赏身边的风景。
抽出时间与爱人来一次探险旅游，花点精力捡回已遗失很久的嗜好，让自己像个孩子一样放纵身心，反倒能够找到事业的激情，感悟生活的真谛。时间和情感对于中年人来说是奢侈品，那不妨更充分的挖掘这件奢侈品的价值。
理财越早越好，中年人再谈财务规划确实有点迟。但面对十年、二十年后即将退休的现实，投资理财的重要性就愈发突显。大多数中年人在职业发展上都会遇到上升通道狭窄的问题，将富余的薪金进行投资，期望获得更多的被动性收入以弥补生活成本的增加、并为养老做准备，是必然的选择。
中年人不像年轻人能承受得起重大的失败，所以在投资上要稳健一些，稳健不是保守，不是只买债券或货币市场基金，而是更加注重纪律，以成熟的心态做投资，坚决止损，不能让投资伤害到财务安全。中年人有丰富的阅历，进行投资理财应该更得心应手，只要保持一种认真的态度。总之，把未来的命运仍仅押宝在职场上，太危险了。
超越世俗的年龄限制，突破过去的人生
人的年龄有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之分，虽然在世俗的眼光里，“人到中年百事哀”。但其实只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中年人重新开创自己的事业，与过去的生活割裂开来也完全有可能。每个人都要经历同样的生理周期，可外界的环境、条件、机会是不断变化的，过于考虑年龄问题而没有勇气做出改变和突破有时很可惜。要知道，有那么多成功人士，比如马云、雷石东、尹明善都是在中年时才开始自己事业的。
调整心态，延伸自己的职场生命
北京波森人才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
资深人力资源顾问
就目前职场各种年龄基线，我们发现普遍企业员工的年龄层都在不断向下修。一般而言凡是基层员工超过35岁、主管阶层超过40岁者，求职者都会碰到“年龄天花板”。很多企业评估员工的生产力与贡献度，已经不再认为40岁是巅峰期，而是逐渐看好2935岁。毕竟，从企业发展成本而言，中年员工的薪酬一般要高于年轻人，与其花高薪雇用一个中年员工，不如用更低廉的成本，多雇用几个年轻员工。
作为进入中年的职场人而言，很多人都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困惑。首先，曾经的知识储备已经不足以应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现有知识结构明显落后。其次，从体力和精力上和年轻人相比不具备优势，学习力和创新力都相应减弱。第三，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窄，毕竟金字塔式的职场晋升途径一定会在中途淘汰一大批人。因此，人到中年遇到职场困惑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如何安排好工作一生的最后阶段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然，对于职场中人而言，也不必太恐慌。尽管目前的大环境对中年人愈来愈不利，但企业对中年员工的“实务经验”、“敬业态度”、“专业技术”、“人脉资源”和“公司忠诚度”等方面仍是肯定有加。不过，不仅限于中年人，对更多的职场人而言，清晰把握好职场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阶段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我们称职场第一阶段为做事阶段，刚刚参加工作的几年里，最关键的就是要努力积累经验，提高业务能力，为以后的职业发展打好扎实的根基；第二阶段则为做人阶段，进入职场成熟期后，关键的发展因素又业务能力转入人脉关系；第三阶段为战略阶段，发挥专业优势，对于企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能够从宏观战略上给与帮助，当然能够进入这一层次的人也便是金字塔顶层的精英层。
进入中年后，调整好心态，正视中年阶段遇到的职场问题，从而努力延伸个人的职场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尽可能得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力求在某一领域成为专业顾问，比如很多人成为培训教练，大学客座教授。另一方面还可以利用自己长期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一些渠道，为自己开辟新的路径，比如很多人就利用职场生涯中积累的资源选择中年创业。当然，最重要的是摆正心态，不要拿自己的弱项和年轻人去比。同时更要努力发挥自己的爱好，毕竟到了中年阶段，大多数人已经为自己积累了相当的财富，生存问题已经不是着重考虑的问题，丰富自己的爱好，努力将爱好付之实践，这不仅有利于调整心态，也为将来的退休生活做好准备。
提早规划，认真过好每一天
建设银行金融理财师、
人在25岁的时候，根本无法意识到，有一天自己将不再年轻，总是认为自己“升级”为中年人的日子还很遥远。像这样 “摸着石头过河”的年青人不在少数，而对中年以后的财务人生不做任何规划，是否有赤字不作任何预见性的考量，自然为中年财富危机埋下了伏笔。
人到中年，承载着对上赡养老人、对下抚养子女的责任，在这种“夹层人生”的中年阶段压力最大，他们想挣大钱，但会受到资金、自身能力等的种种限制。有的想从头再来，却感觉时不我待。其实，四十岁创业照样可以成功，中年人拥有的年龄就是财富。虽然自身的年龄大，但工作阅历丰富。即使投资失败了又能怎样，总结教训，真的可以再来。
关键是作为中年人要忘记年龄。如果不知道有多大岁数，人就不会找借口说 “我的年龄太大了，不适合”“我记忆力不好了，要是从前就不会这样”等等。忘记年龄能使我们觉得自己仍然是年青而有为的。不要对年龄太过敏感，这样会使我们的眼界更开阔、思维活跃。
记住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任何事情都阻止不了我的成功，只要自己不放弃。关键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尤其是女性过了“四十”岁，更要从自卑感中走出来。
中年人经历了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后，会不自觉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有的为了证明自己再爱的能力；有的发觉自己再不能忍气吞声地过活，就会选择离开。因此，中年人的离婚率一直居高不下。要知道，离婚是最大的财富流失，是最大的“破财”。因此，经营好婚姻，就是在积累一座宝藏。
中年人一定要从同龄人的攀比中脱离出来，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如果挤时间陪孩子和老人，肯定要放下手中的工作或是生意。但可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宽慰：孩子使我们看到了昔日的自己，老人使我们看到了自己老的那一天的模样。我们真的应该感谢老人给了我们生命，感谢孩子延续了我们的生命。当我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孩子就是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脚印”。
购买保险，保障仍是第一位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
中年人买保险依然要遵循“保障第一”的原则。定期寿险可以保证中年人群在退休前，保住自己的赚钱能力。当然，还要有相应其他方面的保障，如健康医疗、意外伤残等。一方面能够保障家人持续的高品质生活，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未来生活也是一个保障，别到退休的时候，人还活着，钱却没了。
而对于中年人买保险时应该多考虑储蓄型养老险，或者通过万能险、投连险进行养老规划。考虑到目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城市居民如购买养老理财产品，可以考虑国债、基金。这两个投资渠道有两个优点：回报率相对稳定而且较高，变现能力强。相比之下，购买投资型保险产品则存在明显的缺陷：变现能力差。
在国内，成千上万的人钟情于储蓄型保险，尤其分红保险几乎支起人寿保险业务的半壁江山。很多对保险还很懵懂的消费者，在业务员“既储蓄又有分红还能保险”的推销下购买了大量这样的保险，而其实，大多数分红储蓄型保险提供的保险保障非常之低。
年轻在于内心，勿需证明
中年危机给人所带来的一系列反应中，以情感发泄最容易带来释放。在婚恋专家的调查数据中，中年危机最普遍的现象是婚外情。然而，一些坚守道德底线的中年人一方面隐忍由婚姻漠视引发的腻烦感；一方面还要应对各种诸如事业、子女关系等方面即将出现的可预见性危机，同时，担心自己将来是否能继续承担全家人生活，终日焦虑惶惶。
其实，所有中年人无论出轨与否，既是可怜的又是自弃的。中年危机无论于男人或女人，都是担心自我能力下降的过度悲观表现。全世界是靠你一个人支撑么？如果真是，那只有上帝才会有中年危机！于妻子，除了责任，还有耐心。任何事业上的不满都不是对方的错，换句话说和对方一点关系也没有，摆着一个懂你、稍加耐心就能理解你的另一半在家中为何不好好珍惜？无论你的红颜知己有多么的体恤人心，家里那位曾经还不是一样？人在外，难免遇到各种不如意，然而，这些不如意若带入家庭生活，只会自毁，把伴侣当垃圾桶是最差的情感观，也许内心并非此意，但无意中，就那样做了。
人常需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工作结束，意味着事业角色杀青，回到家中，你只能是充满爱心的老公和爸爸。不是说不能和家人讨论工作上的不顺心，那也要挑时候，对待客户尚需察言观色，对待家人更应如此。即便事业瓦解，你还能回到温暖家中享受家人的关心，这样的情感刺激何尝不是为你东山再起加油打气？
人到中年，总爱寻找各种理由借以证明自己还年轻。真正的年轻其实在于内心，内心充满活力激情，就不会没有效率停滞不前。与其害怕中年“太危机”，不如振作精神带领团队、家人一同前进。
与家人的相处，永远是相互的。记不住儿子的真正年纪，记不住老婆最爱的食物，记不住父母上次旅游是什么时候，整天感叹中年危机。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中年危机，真的只是一场内心的轻描淡写，没有结局的内心闹剧，心平和了，稳了，人生也就对了。
从私人财富被极度抑制转向一个对个人财富极端膜拜的社会，这一代的中年人经历着空前的心理波动。
中年危机与生理相关，多数人无法避免，任何时代皆如此。但在当下，中年危机话题显得更沉重。贾宏声的纵身一跃，揭开了中年所有的伤疤：事业瓶颈、情感迷失、身心病痛……如今最火的影视剧，大都涉及中年危机的话题，《手机》、《蜗居》、《非诚勿扰》……作为社会中坚，本身已脆弱，眼下的转型社会结构更将这种脆弱暴露无遗。
只看到“危”，却从未抓到“机”
“忙忙碌碌、不知不觉间人到中年，好像还什么都没准备好，就已经快结束了”——这是不少中年人发出的感叹。
危机，有“危”亦有“机”，正如去扒一辆飞驰的列车，有可能疾速前行，也可能碾在车底，更多的人是望车兴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社会财富急剧膨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刚刚踏入社会，财富的列车就呼啸而过，还没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已经被遗弃在路边。
八十年代，假如有胡润富豪榜的话，“万元户”可以上榜；九十年代，一个人月入千元也可称上“中产”，而如今，这样的财产收入恐怕只能指望社会救济了。绝大多数中年人，经历过每月只拿几百元、甚至几十元工资的时候，假如他没有在炒股炒房、下海经商、回扣红包、互联网创业、国企MBO等“机会”中赚到钱，那么在中国货币化进程疾速推进的三十年里，仅靠工资收入积累财富，必然面临着巨大的不安全感。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从日常消费品到住房、教育、医疗的价格逐步放开并以货币计量。而同时中国的货币供应量以年均超过GDP二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加，当“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错失几次财富机会，又得不到体制的庇护，那就会面临子女抚养、退休养老等诸多方面的经济压力。
80后90后从小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长大，有意识也有时间提早规划；也不似更年长的一代人能享受到社会的福利，这一代的中年人有时会发现自己突然被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而知识结构、精力体力、财务压力又制约其摆脱当前处境、无力抓住未来机会，这也是在当前中国社会里，中年危机问题更突显的原因。
“现在最怕参加同学会。想到同窗好友大多飞黄腾达，自己还一无是处，真是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年轻的时候同学聚会，即使混得不好的人也不十分尴尬，毕竟还年轻，还有机会，但现在基本都定型了，再不愿去丢人”，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无奈的说。
同学会，是最容易暴露中年人尴尬的地方，中国人的危机感往往来自于与身边人的比较。因为社会缺乏对弱者的宽容，个人也没有信仰可以进行心灵自救，在等级社会中低人一等就会感觉恐惧不安。其实，中年未必是事业的终点，古有姜子牙、今有邓小平都是在古稀之年达到事业的顶峰，而且，对成功标准的衡量也不应只有金钱。但在中国，有些职业似乎只能是年轻人的天下，而美国六七十岁的记者更受人尊敬；如果一个四十岁的中国人还在从事志愿活动而没有拥有大量财富，则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我们处在一个‘被’时代”，每个人都身不由己，似乎丧失了选择的能力，被社会浮躁的氛围和威权力量所左右”，社会学者周孝正说。经济改革以来，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但民主法制、道德信仰方面却极度缺失，公民社会远未形成，每个人仍局限在家庭和身边的利益小圈子里。由于公共空间被挤压，我们身处的依然是等级分明的丛林社会，只不过从以前的权力等级演变为如今的财富等级。当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年人被推到财富赛车道上，唯一的价值取向就是谁能跑到前面，生怕落后的危机感自然而生。
让中年人深感矛盾的还有“体制”，渴望得到体制内的荫庇，又怕在市场环境里失去竞争力，随着年龄越来越大，面对养老的压力和职场竞争力的下降，这样的矛盾心理更加突显，身处体制“围城”内外都有危机感，在与他人对比中，在彷徨中加重了此种危机感。
不知不觉间就OUT了
“真的不能理解，如今的孩子怎么会喜欢李宇春、‘伪娘’。我们那个时代受年轻人追捧的是诗人、文学青年，现在则最不被待见，我真是落伍了”，很多中年人对此都深感困惑。
对于这一代中年人来说，也许面临的幼时教育与现实社会最大的反差。小时候被教导要奉献，长大后才知道自利是经济社会高效运行的基石；小时候被教导警惕自由化思潮，长大后发现自由市场经济是破除官僚、垄断的最好手段，甚至小的时候被要求好好练字，人到中年发现很少用笔写字了。
这一代的中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意识形态、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重大转变，从一个私人财富被抑制的社会转变成对私人财富的极度崇拜，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再加上科技的进步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的引入，令一些中年人在观念和习惯上都感觉极不适应，好像与时代脱节。
同时，在忙忙碌碌的利益追逐中与亲朋好友越来越疏离，更增加了孤独感和危机感。
中年人处在追逐金钱的主战场上，而过分物质化的社会是与幼时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被物质裹挟的中年人心存恐惧，怕失去金钱，同时为了追求金钱又失去很多，包括友情、健康、爱情等等。就拿爱情与金钱的关系来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有钱家庭亦有其烦恼，当看到年轻男女赤裸裸的拜金行为，谁还担保对方不被诱惑而保持曾经的美好。
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取向已经逐渐分裂，年轻人追求个性，强调自我价值，中年人变得无所适从，面对一个看不懂的世界，而又无力去改变和适应。转型中国里，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年人却最迷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