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导掌门徐立华：从优秀企业家到“最差老板”（一）

徐立华，湖北随州人，出生于1963年1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现任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1981-1985在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学习，获得学士学位。

1985-1987在西南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教学科研。

1988-1991在西南交通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

1991-1992在深圳、珠海外企工作。

1992-至今创建波导并任奉化波导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荣誉：曾获94年宁波市"**民营科技实业家"、94年宁波市"**青年科技**"、94年全国第四届"实业家**奖"、96年宁波市"**乡镇"、97年浙江省"****企业家"等等荣誉称号。

《福布斯》杂志昨天公布了新一期的“中国上市公司*佳和*差”榜单。由于去年*亏5.9亿元和过去三年回报率平均-37.3%的糟糕业绩， 波导股份董事长兼总经理徐立华不幸被评为“*差**”。

据悉，《福布斯》排名针对A股中所有非国有上市公司，要求其*席执行官、总裁、总经理连续任职超过3年，排名依据为公司近3年间的业绩、相对于同行业竞争对手的表现，同时考察在此期间高管领取的薪酬。

受到行业经营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因素的影响，昔日国产手机老大波导股份去年*亏5.9亿元，虽然该公司今年3月份将其所持有的与法国萨基姆合资公司的50%股权卖给萨基姆移动，不过，这一断臂求生的举动仍难以挽回去年业绩颓势。由于较低的“性价比”，徐立华尴尬地被《福布斯》拉上“*差**”*位。

据悉，今年“*差**”所在行业主要集中在大众消费品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名列“*差**”第六名的TCL集团董事长李东生的身影没有出现在今年“*差**”榜单中。不过， 宏盛科技、 东北电气、 汇源通信、 白猫股份、 江苏吴中等公司掌门，去年并没被“*差**”榜单关照，但今年均有入围。

调查显示，过去3年间，入选“*佳**”榜单的25家企业的高管，为股东带来了平均18.2%的净资产回报率，远远超出所处行业9.3%的平均水平。这些公司的高管过去3年平均年薪的平均数为37万元。入选“*差**”榜单的10家企业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低达-54.5%，而高管们却依然领取着30万元的平均薪酬，去年平均薪资达32.5万元。

除此之外， 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兼*席执行官马明哲以6616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再度成为“中国上市公司*贵**”，他的收入比上一年增长了394%。而今年“年度*佳**”的头名，被新湖创业董事长陈坚夺得。

2003年2月28日，历经两个月的投票评选后，“2002年度中国IT**风云人物”在北京揭晓。在2002年，引导国产手机发动“帝国反击战”，从摩托罗拉、诺基亚等强手中抢出30市场份额的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徐立华成为了“**风云人物”中唯一一位来自手机业的代表。3月1日，在北京长富宫中心，徐立华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徐立华现年40岁，出身农家。7岁时随父亲到山上砍柴，徐立华指着天空中一群高飞的鸟问：为什么飞得越高的鸟越是成群结队？父亲答：鸟儿在落单的时候，*容易被攻击，它们只有聚在一起，才能飞得高、飞得远。徐立华长大后，仍然牢记着父亲的话，所以他的团队名叫“波导”；所以他的团队越飞越大，波导越飞越高。

寻呼机自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中国，在中国市场上连续四五年以每年150的速度急剧增长。在这极富利润的市场上，摩托罗拉、松下等洋-全球品牌网-垄断着中文机市场。西南交大计算机出身的徐立华看到了其中的商机，决意集合自己的几位伙伴，共同开发中国人自己的中文寻呼机。

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的创业时代，徐立华还是激情澎湃：“我们当时就是想做事，想做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中文寻呼机，几个伙伴根本都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什么的。一开始我们拿着《中文寻呼机的可行性报告》四处寻找合作方。当时我们和广东中山、四川成都、河北北戴河等几个地方都有接触，*后还是选定了宁波奉化。因为宁波当地政府所给予我们的条件*为优厚，肯让我们几个创业者以技术占到49的股份，由当地政府的一家企业出资510万，占51的股份。据我们所知，当时以技术入股能占到20左右的股份就相当不错了，奉化政府肯让我们占到49，实在是开了先例。”

1992年10月，奉化波导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性质为乡镇企业，内部股份制。1993年7月，“波导”中文寻呼机正式批量上市。凭借其仅为国外品牌机2／3的价格，迅速打破了洋货一统天下的市场格局。但经历了短暂的风光后，由于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波导的产品引起了消费者大量的退货。到1994年上半年，公司的仓库里积压了六七千台寻呼机，全部流动资金都被压死，企业陷入绝境。联合港资

为了救活自己亲手创造的企业，徐立华等人作出大幅度的让步，与香港的一家公司达成了合作协议，由香港公司出资4000余万元，占有82.5的股份，徐立华和他的伙伴们把股份降至了14.7。1994年5月，波导与香港通用公司新合资的吉通波导有限公司成立。

“那一段时间是我们*困难的。当时我们*大的想法就是让企业能够活下来，让自己亲手做出的中文寻呼机能够走上市场，对自己的股权看的不是很重，所以港方只要肯投入资金技术，把企业做起来，自己的股权少点也无所谓。”

1995年6月时，因在经营中发生分歧，香港通用公司按股本比例撤出了大部分资金和优良设备，吉通波导正式解体。

1995年7月，徐立华与当地政府企业再度联手成立波导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万元，徐立华及伙伴们的研究所持有80的股份，徐立华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数年，“波导”传呼机年销量打着滚地往上翻，成为继美国摩托罗拉之后中国传呼机市场的第二大占有者。

就在公司的寻呼机市场一片大好之时，徐立华敏锐地看到了繁华背后的危机，看到了产业的方向―――“手机取代寻呼机”的这个大势。

“当时我们已经发现了手机市场蕴藏的*大机会，但我们一没钱，二没技术，三没生产许可证，可以说是生产手机所需要有的，我们都没有。生产手机*起码启动资金就要一两亿元，我们手中当时的家底只有几千万。作手机研发，一般都需要几年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手机要国家允许，我们是一家民营企业，肯定拿不到许可证。”

正好当时当地的大型国企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的董事长余红艺，也正想着在宁波做大电子产业，想寻找合作伙伴。余红艺开出的条件是，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要做第一大股东，要由宁波电子信息集团的人员出任董事长。徐立华盘算：“国有企业有一套成熟的管理规范方法，只要把国企的规范落到实处，肯定能让波导再上一层楼。在有了国企背景后，肯定还有利于进入一些民企的投资禁区，可以帮波导早日拿到手机生产许可证和上市指标。光有董事长这个职位不会带来什么，只有企业做大了，企业才会给职位带来荣耀。”基于做大事业的愿望，徐立华让出了董事长之职，波导让出了第一大股东之位。

1998年，新组建的波导公司正式成立。宁波电子信息集团以下属两家企业的净资产折价入股，占有45的股份；徐立华的奉化波导科技公司持有44的股份紧随其后；大桥镇等另三家企业共同持股11，形成了一个国有、集体、私营企业共同投资的利益联合体。重组后的波导优势显而易见，凭借着国企的政策资源背景，1999年，波导拿到手机生产牌照；2000年，波导顺利上市。

“在这种结构下，既不会出现国企一股独大、掏空上市公司的弊病，也不会出现任由创业管理层操控公司的局面。我们的这种体制，由国企做第一大股东，但它只有33.75的股份，不会造成一股独大，完全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也不会是我们完全掌控，有什么意见大家开董事会来解决，就算有了分歧，你一方、我一方互持己见。还有三个董事呢，他们哪一方的人都不是，谁的意见对、谁的意见对公司有利，他们就会支持谁。这种制衡机制下，哪一方想做一些不利于公司的事，想搞一些有利于自己的关联交易，肯定会被制止。在这种体制下，公司发展得很快。九八年国企入股投入的是6000万元左右，2002年时，按国企所占股权，它所占有的净资产已到了四个亿左右，在四年的时间里，国有资产增值了八倍。”

在采访中中，徐立华聊起“长虹人事变动”、“兰州黄河集团人事兵变”、“联想交班”、“科龙模式”等等企业案例时了然于胸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在谈及这些企业曾有过的内部斗争时，徐立华说道，“在管理方法上的分歧，绝不会把企业带入死路。大家为了企业的发展，总会一起商量出一个好的办法，企业怕的就是权力之争、利益之争。”

为了自己的企业能多有一点发展资金，徐立华可以带领几个创业伙伴连续十年不分红；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做大，徐立华可以把众人觊觎的董事长之位挥手让人。在名和利之前，能作出这种抉择的企业家，难怪可以创造出“波导模式”。但这种模式，又有多少企业可以拿来所用呢？

波导“战斗队”的“队长”是徐立华。1992年10月，他与蒲杰、徐锡广、隋波“桃园四结义”，创立奉化波导公司。从此这四位战友紧紧“抱团”，一心一意搞事业。

波导战斗队的战斗力，从四名创业者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徐立华是西南交大硕士毕业的高材生、电子专家，曾受聘于著名外资企业担任“电子智能研究室主任”。公司现任三位副总经理都是同一时期的硕士毕业生。徐锡广、蒲杰是电子方面的专家，隋波是商贸专家。

创业十年，不分红、不分手，“战斗队”的凝聚力可见一斑。

在国人眼中，一般中国人创业，合作伙伴不能超过三人，合作时间也难以超过三年。但波导战斗队远远打破了这个“陈规”。

谈到这个问题，徐立华说：“我们几个原来都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打工仔，起初赚钱的想法肯定是有的。但可能*主要的还是想当**，做一点事情。那么后来为什么一直没有分红？一是没有条件。因为从我们创业来讲，每年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起初几年不可能把投资者的钱拿来分配。后来即使赚了钱，由于看到了新的市场形势，需要不断地扩大投入，甚至还要借钱来投入。在那个时候，基本一直处于资金短缺的状况之中，是不可能来分红的。第二个原因是，即使那时分了一点钱，去干什么呢？不可能一人去买一架飞机。“国有资产和我们创业者取得了共赢。”徐立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