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讯
创业资讯
同一块林苗地 涉案价格被鉴定为25.4万元 占地拆迁鉴定价格不超3万元
近日，通州区台湖镇北小营村民董振明家的树苗地成了“观光地”。原来，董振明家7分多林苗地，涉案价格被鉴定为25.4万元。而同样是这块地，在随之而来的占地拆迁鉴定中，评估价格不超过3万元，两下竟然相差了8倍之多，结果，引发了人们对鉴定机构公信力的质疑。
意外
同一块林苗地两个鉴定价
2008年5月30日，北小营村民董振明患精神病的妻子代某，因承包费的原因，放*焚烧自家承包给他人用来栽种林苗的土地。事后，公安机关勘查：过*面积480平方米，烧毁侧柏1000棵，桧柏800棵，银杏600棵。
此后，经某价格鉴定机构鉴定，2400棵林苗总价值为25.4万元。
2009年10月26日，通州**判处代某有期徒刑4年，判决代某的法定监护人董振明附带民事赔偿对方林苗损失25.4万元。**的判决，正是依据某鉴定机构的价格鉴定结果。
2009年8月，北京市启动了“两站一街”项目，北小营被列入拆迁占地范围。
2009年10月后，拆迁办组织评估机构对被占土地及地上物进行了价格鉴定，董振明的承包地，包括被烧毁的7分多林苗地也进行了价格鉴定，结果每亩地的价格在3.5万元左右，远远低于涉案价格评估。
质疑
涉案财产价格鉴定：依市场价算
董振明向记者出示了一份《北京市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结论书是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委托某价格认证中心作出的。
鉴定人员在结论书中介绍：本次价格鉴定方法为“市场法”，鉴定人员对烧毁的树木进行了实物勘验，并对苗木市场进行了调查，*后运用市场法对被烧毁的林木进行了价值测算，得出被烧毁的侧柏每棵130元，桧柏每棵140元，银杏每棵20元。被烧毁的侧柏1000棵，桧柏800棵，银杏600棵。
价格鉴定结论是：鉴定标的在鉴定基准日的市场价格为：人民币25.4万元整。
拆迁价格鉴定：每亩补偿3.5万元
在北小营村委会，记者看到一份2009年8月12日《通州区台湖镇人民**关于加强“两站一街”项目涉及村庄土地、建设、管理的公告》。该《公告》起到了林苗地价格鉴定标准的作用，目的是使占地拆迁价格鉴定有标准可依。
该《公告》规定：通告发布前耕地上种植的树木、苗木，参照《北京市绿化造林、育苗适宜栽植密度表》确定的栽植密度，按《实施办法》的规定给予补偿。
补偿按3.5万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超过相关栽植密度的，其超过部分不予补偿。
台湖镇“拆迁办”工作人员介绍，补偿规定，是有科学依据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他告诉记者，一些村民，为了拆迁占地多拿补偿款，在自家的承包地里*种*栽，一亩地甚至栽上万棵树，这种栽树方法根本不是育苗、植树造林，也不可能成活，因此，北京市园林部门专门制定了“密度表”，参照该密度表来确定树木栽植密度。其价值，按“实施办法”第13条的规定给予补偿。
工作人员经过计算，董振明被烧毁的7分多林苗地，在本次拆迁占地中，补偿数额约3万元。
同一块地为何不同鉴定价格
涉案鉴定
依据标准：《北京市涉案财产价格鉴定结论书》中使用了“市场法”进行鉴定
认定结果：2400棵林苗被烧毁
*终价格：25.4万元
拆迁鉴定
依据标准：《北京市绿化造林、育苗适宜栽植密度表》
认定结果：按《实施办法》的规定给予补偿。补偿按3.5万元/亩的标准进行补偿
*终价格：约3万元
棘手
多份鉴定难住法官
本市某**民事审判庭法官表示，一份起诉书，多份不同结果的鉴定，往往让法官很为难。
她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起案件，本市两家公司，2004年8月间，签订了一份电缆线销售合同，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销售数量、单价和结算的时间。
2008年4月，甲方因乙方迟迟不给结算，将乙方告上法庭，不但要求乙方马上支付货款，而且还要求乙方按合同的约定，支付利息和滞纳金。利息和滞纳金加起来数额已经接近货款数。
在法庭上，乙方出示了一份合同，而该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是2012年，而且没有利息和滞纳金。甲方不承认该合同，称是乙方伪造的，要求对合同上的**、签名进行司法鉴定。
谁知，鉴定结果证明，该合同的签名和**都是真的。甲方不服，自己又找了两家司法鉴定机构，而这两家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合同是假的。
法官向双方提议，再选一家鉴定机构重新鉴定，谁知，双方都不同意。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一个案件中，原告、被告持有结论**不同的鉴定结果，甚至一方持有几份来自不同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而这些鉴定结果均可作为证据使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鉴定机构的鉴定水平不一，二是鉴定机构资质条件不同造成的。
随着法律的健全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鉴定机构的社会化，各种专门的鉴定机构应运而生。据不**统计，目前仅北京市就有司法、珠宝、环境检测、职业技能、纺织品、药品、化学危险品、林业等鉴定机构上百家。
影响
造假鉴定机构丧失公信力
早先，鉴定机构多为行业自己设置的，为本行业服务。比如说，司法鉴定机构，大部分是公检法设置的，**依附于公检法。改革开放后，鉴定机构社会化，不再依附于任何单位或行业。
2005年10月1日，全国人大决定，国家对从事法医、物证和声像资料类的司法鉴定实行登记管理制度。至于其他鉴定，并没有特别规定。
因此，这些鉴定机构的设置，有的是根据某个部门的管理规定入册的，还有的是经工商部门批准设立的中介机构。
由于这些鉴定机构人员素质差，鉴定水平低，造成鉴定质量难以保证。还有的鉴定机构，为了收取鉴定费，竟然出具假鉴定结论。
读者孙霞告诉记者，2009年春节期间，她和家人在吉林白山市旅游期间，在一家参茸店花230元购买了一盒“野山参”，该盒“野山参”有鉴定证书，而且还有编号，上网可以查到。
2009年10月，媒体对吉林人参鉴定部门将“园参”鉴定为“野山参”的情况给予了曝光，她马上带着自己买的“野山参”到了北京一家中药店，参茸专家一看，马上指出这根本不是“野山参”，是人工种植的“园参”。
鉴定制度存在不足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虽然鉴定机构已经社会化，但是，鉴定机构还具有公益属性。这一点，在对鉴定机构的管理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明确。
即使实行了登记管理制度的司法鉴定，也只是加强了准入的管理，而对其公益属性，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或要求。
留美法学博士宋柳欣指出，司法鉴定是一项公共服务事业，而鉴定机构本身由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于营利这一目的也是无法回避的。他认为，从当前司法鉴定机构看，简单的公益性定位难度很大，这就需要**投资建立公益性司法鉴定机构，以此带动司法鉴定领域向公益性方向发展。
同时，他还建议对所有的鉴定机构都纳入司法鉴定管理机制。另外，严把准入关，从源头上保证鉴定机构的技术力量，提高社会公信力；对于不符合条件的鉴定人、鉴定机构坚决拒之门外；对于错误鉴定、枉法鉴定、造假鉴定机构予以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