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奇谢幕：下一站将奔耶鲁

回到纽约后的**个星期对史蒂芬·罗奇(stephen s. roach)来说过得飞快：除去周末和*立日假期，这一周只有4天。他用了3天来向摩根士丹利(以下简称“大摩”)的客户和媒体讲述亚洲，剩下**去往纽黑文市的耶鲁大学与新同事们见面，给自己即将开设的“未来中国”课程热身。

做这些事情的间隙，他还马不停蹄地处理了800多封邮件，其中有60%是来自或者关于中国。

“虽然我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但我对亚洲的关注仍然跟以前一样。”7月12日，在给记者发来的邮件里，他总结说。

2010年7月起，罗奇**常驻香港，而是调回纽约，改任亚洲非执行主席，另外在耶鲁大学杰克逊**事务学院和耶鲁管理学院任教。在9月份开始的新学年里，罗奇将在耶鲁开设“未来的中国”、“华盛顿与华尔街：市场、政策与**”两门课程，并带领一个**问题研讨小组研究亚洲当代经济问题。

罗奇曾是大摩的*席经济师。即便是2007年成为大摩亚洲主席后，他侧重宏观经济研究的工作实质也没变过。十多年来，他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与谏言者，并带着自己的研究结论游走于中国的**官员、监管机构及大摩客户之间，为中国**所信任，被认为是*了解中国的西方经济学家。

观察并影响中国与亚洲的发展，是他驻亚洲三年的全部乐趣所在。罗奇休假时，他在大摩的同事都尽量不给他发邮件以免打扰他。终于有次不得已给他发了信，罗奇迅速地回复过来，**句话就是：天哪，终于收到邮件了，我快要闷死了!

6月30日，在摩根士丹利为他举行的北京**酒会上，他对听众们说：“过去三年里，我的环球飞行里程差不多有120万英里，是时候回美国跟家人呆在一起了。”

“更重要的，我想是时候参与到美国国内的教育工作了，老实说，看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杰出角色，以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人民币难题之后，我更加担心的是美国的潜力。另外，我更想回国参与美中问题的讨论。”

“我绝不会离开摩根士丹利，也不会离开亚洲这个地区。”他**，今后每个月仍会访问亚洲一次。

那一年“中国有许多人给我提供帮助和引导，使我获益匪浅。在*初几年里，我从吴敬琏教授、财政部长项怀诚以及被我聘为摩根士丹利**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谢国忠(博客)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几位先生在分享他们对于当代中国改革形势的真知灼见时都非常慷慨大度。在今后的岁月里，我的名单中还增加了许多人，我尤其要提到的是朱民和林毅夫。”

对罗奇来说，1998年之前，他对中国还知之甚少。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吸引了**经济学界的目光，罗奇也在别人推荐下读到一些当时在新加坡从事投行业的谢国忠的经济评论文章。这一年，罗奇前往新加坡，力邀素不相识的谢加入摩根士丹利，担任亚洲*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回忆说，与罗奇共事时，两人经常交换阅读各自写的论述，如果有分歧或是疑问，则会碰头讨论。

当时正值亚洲金融危机，罗奇注意到，韩国、泰国和印尼等被视为经济强国的经济体都陷入衰退，而中国采取了不同政策，使得经济增速虽然轻微下滑，但依然增长。“中国仿佛黑暗中的火花，不同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十多年后回顾那场危机，罗奇仍忍不住赞叹。

1998年罗奇想转型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宏观经济，谢国忠向罗奇建议，能否仍旧重视中国市场。“中国需要一个西方人能向西方解释中国，比中国人自己解释客观。”谢国忠解释，“同时中国也需要一个名望很高的西方人，来对中国人正面讲述中国。”后来罗奇达到了这个一箭双雕的目的。

1998年年初，罗奇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写成一篇名为《中国与众不同》的文章，发表在《金融时报》上。他在文中大胆地提出，借亚洲金融危机，当时还貌不惊人的中国将崛起成为泛区域经济中的一个新的潜在领袖。

“这个观察结论也确立了我从1990年代后期的研究主旨，促使我越来越聚焦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把它当做能够塑造**经济的崭新强劲的力量。”罗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