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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还是从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言，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作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竞争力却与其经济大国地位仍不相匹配。
构建一个具有强大资源配置功能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大国金融与大国经济的匹配，是中国金融业所面临的战略使命。
经过十几年艰苦卓绝的金融业改革后，中资银行从曾被海外认为是技术性破产到现在让全球刮目相看。中国更是以市值、净利润、存款等多项关键指标雄居全球第一，提升了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国际地位。
但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仅看银行的资产、资本、市值和利润，更要看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和服务能力、品牌影响力、制定金融标准的能力和人才的国际化，这正是中国金融业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作为金融立国的践行者，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的专访，就金融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随着中国于2010年7月顺利上市，截止到2010年10月，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按市值计算已经稳居排名前六，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独占鳌头，以市值、净利润、存款等多项关键指标雄居世界第一。
尽管中资银行在资产规模、服务、产品创新及其他综合实力上与汇丰等极负盛名的全球性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但这并没有妨碍以工行为代表的中国银行业把目光更多放在海外国际市场；“走出去”不再是一句口号、一个概念，而是脚下那渐行渐强的行进声。
然而，多少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巨额学费证明，走出去易，站得住、发展好难。特别是在欧美大银行经历近百年海外拓展、充分竞争，确立了统领国际金融格局地位后，后来者经常被视为“侵入者”而受到巨头们的围攻。瞻前还要顾后，毕竟，几乎所有国际性银行都在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境内抢滩布局，参与并分享中国经济高增长、国际化的成就，这种挑战绝非以往的“内战”可比。
自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讲到“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始，30年的金融改革，如何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创造银行个体竞争力到提升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竞争力，已经成为新一代中国概念下金融家们的追求。2010年12月30日，驾驭着13万亿元人民币资产金融航母的掌舵人——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接受了《证券市场周刊》的独家专访。他以一个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实践者的切身体会及一个管理学博士严谨的逻辑分析，就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的动机和原因、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途径和方法等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刻、透彻的剖析。从平和的语气后面，不难看出这位银行家所关注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他所服务的机构，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力图鉴往知来、金融立国的践行者内心的抱负。
大不等于强
真正的全球性银行其实并不多，汇丰、巴克莱和花旗比较典型，但在金融危机中都受到了重创，后两者还收缩了全球战线。总的来说，建成跨国银行是工行一个长远的目标，目前工行正处在从国内银行走向国际银行的路上，要成为全球银行，工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证券市场周刊》：目前工行已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市值的银行，如何理解市值第一的含义，在你的心目中，大是否就意味着强？
姜建清：大当然不等于强。
银行的大是有客观标准的。一般而言，金融业评价一个银行大小强弱的标准有五项。
第一是市值。市值是资本市场对银行价值的反映，较高的市值实际上是投资人对银行基本面、投资价值的认可和判断。但银行的竞争力并非完全可以用市值概念全部体现出来，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综合实力的总体反映。
第二个指标是盈利能力。这是银行竞争力的综合反映，要达到某一利润标准，一定是银行整体战略、经营规模、经营能力、风险控制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在市值和盈利这两个方面，工行已经是世界第一。
第三个指标是总资产。到2010年底，工行总资产将超过13.5万亿元人民币，折合美元2.1万亿元，大约位列全球第十。目前全球资产排名第一的银行是法国巴黎银行，总资产达到3万多亿美元。我曾和BNP全球CEO谈及，“我们是全球市值和盈利最大的银行，你们是全球资产最大的银行，我们要加强合作。”BNP的CEO开玩笑说宁愿跟我们换位置。因为在银行家心目中市值和利润比资产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内涵。
第四个指标是资本，特别是核心资本。在最新的全球银行监管新政中，充分表达了对银行资本的重视，资本充足表明了银行的实力及未来发展的能力，甚至是投资者对它信任与否的测试器。目前在全球银行一级资本排名中，工行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七名。
第五个指标是销售收入。这项指标在银行业内衡量有一定意义，跨行业衡量意义不大。在以销售收入为标准排出的世界500强企业中，工行在全球销售收入排名是87名。银行排名比较靠后是因为这个行业的特殊性造成的，银行的销售收入是利息收入，其他行业则不同。比如，商业零售业销售收入很大，但毛利率却很低，一般只有3%-5%，而工行利润的构成有接近50%来自利息收入。
上述量化指标中，前三项指标更能反映银行综合竞争力，因此也更重要。关于银行真正的“强”，没有精确的定量指标，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市场和品牌影响力及人们主观的心理指标。服务、创新和管理能力、经营发展和盈利的可持续性，以及它对一个国家，甚至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及作用等，这都是银行“强”的参考指标。英国《金融时报》曾经对上述指标加权后做了个排名，其中还是市值、资本等指标占的权重比较大，在这项排名中，工行位列全球第一。
《证券市场周刊》：从大到强的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银行业如何跨越这一差距？
姜建清：每个银行都应该有它的定位和擅长，各项都强的是全能型的，那得是《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那样的角色，是很少见的。
全球现有银行主要分为几大类：本土银行、全国银行，在之后出现了国际银行，再往上发展是全球银行。我并不认为所有银行的发展目标都应该是国际银行或者全球银行，在银行现有生态环境下，如何选择发展目标取决于银行的资源禀赋和能力——银行自身的定位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银行都以全国性银行为发展目标，这种选择可谓塞翁失马。具体到某一家银行，如何定位，取决于管理层未来能否达到既定的目标，并且由董事会来决定，监管机构做出市场准入的审批。我不能评判具体某一家银行的行为和发展目标是否正确，我只能说，无论是大还是小，强更重要。强，可以表现在主战场，也可以表现在细分市场。中国已经有一些中小银行，在细分市场中就做得非常好。
前面我说过，强是综合竞争力，要变强，就得根据自身的资源秉赋找出突破口，循序渐进。这不像百米赛跑那样比爆发力，更像跑马拉松，比的是耐力，当然，方向不能跑错。
《证券市场周刊》：国际化似乎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中国的银行参与全球竞争，是从单项入手还是全面推进？工行在其间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姜建清：按名义GDP计算，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按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的测算，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一定需要一个强大的金融体系作支撑。
国际金融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辅相成。从世界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史来看，金融业的兴起都相应地促成了国家竞争力的强大。即使从意大利、荷兰等小国的崛起来看，也是如此。银行的起源地就在意大利；荷兰最早设立了证券交易所；英国利用金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大家公认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我们常常开玩笑，政府融资平台不是我们发明的，1694年英格兰银行诞生之日就是英国政府融资平台；法兰西银行的诞生要比英格兰银行的诞生晚106年，巧合的是法国的经济崛起也比英国晚一百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都是全球金融霸主，在这期间英国也保持了“日不落”的强势地位。等到美国经济崛起时，美国顺势占据了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更需要强大的金融体系，无论是从经济规模、经济竞争力，还是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而言，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大国，但中国金融竞争力与其经济大国的地位仍不相称。构建一个具有强大资源配置功能的现代金融体系以实现大国金融实力与大国经济规模的匹配，是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战略使命。
跨国银行仅仅是强大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后者还包括国际货币、金融市场、国际金融体系和规则制定参与度等很多方面。单从中国金融发展阶段看，迫切需要大型的跨国银行。从现有条件来看，无论是总体实力、内部管理、风险控制，技术手段及人才储备，还是已经走过的十几年国际化的实践，工行已经初具成为跨国银行的条件。
从规模上讲，算上最新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复的在巴西、秘鲁和印度设立的分支机构，工行目前已经在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这一数字已经与中国银行持平。如果算上收购南非标准银行后与现有海外设立的机构不重合的20多个国家，目前工行海外分支机构已经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由于我们的现金管理等业务都是全球联通的，工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中资银行机构分布最广的跨国银行。工行国际化的重要背景，是跟随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特别是伴随中国制造业“走出去”而“走出去”的。
环顾全球，真正的全球银行其实并不多，汇丰、巴克莱和花旗是比较典型的，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都受到了重创，后两者还收缩了全球战线。目前，工行正从全国银行走向国际性银行，但要成为全球银行，工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证券市场周刊》：有分析认为，中国银行业近两年的稳步发展是因为“它们是金融危机的受益者”，在欧美银行受次贷危机遭遇重大损失之时，中国未向市场开放的国内市场和中国银行业较少的海外资产比例使其侥幸独善其身，并非中国银行业真实实力的反映，中国银行业其实需要反思，你如何看待这种论点？
姜建清：从银行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来看，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将继续推进，本土盈利和发展空间势必收窄。中国商业银行势必要加快转型步伐。继欧美发达银行在50多年前走向世界后，中国金融业也必将重复它们的发展历程。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正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自2005年陆续上市后，中国大银行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几乎同步进行，在解决了历史遗留不良资产问题、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成功上市以后，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资产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这是中国银行业能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中遭受较小损失的重要基础，是经历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实力得以提高的重要标志。
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带来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大分化、大调整，为中国的银行跨国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实体经济“走出去”和“产能输出”的战略为中国跨国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中国正处在资本输入走向资本输入与资本输出并行的转变期。一部分中国企业正由跨国经营向跨国公司转变。银行国际化的目的在于为国内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延续服务，同时，跨国银行又有引导公司全球化经营的作用，即银行既是“跟随者”又是“引导者”。
从大到强
中国银行业有一个误区——认为在海外设立一个机构，就是国际化——这是最大的错误，很多海外机构根本没有理解国际化的真谛，国际化的要义是银行要真正成为当地重要或主流银行。
《证券市场周刊》：即使经过最近几年的海外扩张，中国银行业整体国际化程度仍较低，海外机构布局水平和海外资产占比均较低，中国银行业拿什么走出去，靠什么本事成为当地的主流银行？
姜建清：中国银行业有一个误区，认为在海外设立一个机构，就是国际化——这是最大的错误。中国的银行在海外开设机构，并不是简单地办几笔结算，找当地华人办的企业放几笔贷款就能存活了，这样的海外机构根本没有理解国际化的真谛。
在我看来，银行国际化的要义是要成为当地重要或者主流的银行。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二三十年后，中国的银行在海外租用办公大楼的外国看门人都不知道楼上是哪一家银行。有些中资机构“国际化”，仅仅是在海外租用的公寓里，当个“寓公”，这只是海外的接待站，而不是企业国际化。
不仅仅是银行业，包括所有已经和即将准备到海外发展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在海外设置机构，一定要确定经营目标，比如要对该机构的销售收入、利润、ROE、ROA以及竞争力等多项指标进行考核。对于试图成为跨国银行的机构的考核，要求就是要成为当地的主流银行或重要银行。我认为主流银行的标准就是你的业务指标要在当地市场的排名进入前六名，而重要银行相应的业务指标排名要进入前十，或者在细分市场上进入当地市场前三名。在新兴市场这些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工行在海外正努力向该目标迈进。在香港市场上，工行已经跃升为当地第五大银行；在澳门是第二大银行；通过收购，工行在印尼的市场排名从最初的122名已经升至第43名，三年超越了60多家银行；在泰国收购ACL银行后，工行已进入当地商业银行第14名的位置。在一些主要的产品线，如海外人民币业务，我们更要成为当地市场的领导者。
工行会朝着“具有全球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方向去努力，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并不一味追求排名先后，但这是一个竞争力提升的过程，我们也不仅仅以利润指标作为国际化成功与否的单一指标。我们更看重的是竞争力的提升，使工行成为当地和中国经济联系的桥梁。
《证券市场周刊》：最近几年，工行在海外布局设点进行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如在南非、印尼、中东甚至欧美都有分支机构，在这一过程中，你们是如何
“跟随”与“引领”的？
姜建清：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有两种方式：一是跟随。即跟随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为他们提供金融延伸服务；二是引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除了一些大型企业，很少有企业有能力全面掌握全球的信息和机会，特别是对中小企业来讲，海外信息的不对称性更高。一个好的银行应该可以成为企业的桥梁和耳目，就像中国童话故事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这对银行来说并不难，银行所做的仅需要将两地供需撮合起来，商机就在其中。
比如我们在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了分支机构后，与该国政府高层接触时发现，由于该国经济不发达，对外出口免税不说，还基本上不会被反倾销，于是我们将这一信息反馈给有意去国外发展的中小企业，当然受欢迎；我们也经常组织中资企业考察团走出去与外国政府和企业对话、洽谈投融资项目。几乎每次都有很实质性的收获，很多项目都是由此类活动开始起步后进行深入沟通的。当工行拥有全球的网络时，我们把全球的信息整合起来，就能够为现有400万个公司客户挑选最恰当的商机，这是银行难以复制的竞争力。
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为中国跨国银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突破口。亚太、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高速成长，与中国经济的高度相关性及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开放态度为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中国银行业海外发展的首选地区和重要的盈利来源地。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在这一国际化转变进程中的各种风险。
《证券市场周刊》：但是，中国很多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商业素质的企业在海外扩张和并购过程中仍然犯了很多错误，也付出很大代价，结合工行的实践经验，你对中国银行业海外并购有什么忠告？
姜建清：10年来工行在海外已完成了10次并购，至今没有一次失败。其实相比新设机构，银行的并购更复杂——因为机构文化冲突更棘手。只有前期的并购、后期的整合两个阶段都成功才叫成功的并购；而并购的失败无一例外都是后期整合的失败。
比如战略的失误，缘于收购方对为什么并购事先考虑得并不深入。所以我对于海外并购的忠告就是，如果你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没有做好并购后整合的充分准备，就绝不要贸然出去。一项海外并购，如果不符合银行自身的发展战略，即使完成了收购，之后的整合也会失败。
曾经有很多学者建议，并购后一定要沿用外国人管理，理由是中国人不了解人家的文化、法律，依中国的银行管理经验根本无法管理人家。这样的说法有些教条，我不表示赞同。若并购时你是一个财务投资者，只投小股权，当然或只能由外国人对公司进行管理。一般被收购的机构若原本就有很高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很好，多数情况下大股东也不会愿意出售控股权的。
但若你一旦成为了大股东，就一定要接手管理。道理很简单，收购后的整合，必须靠母公司输出资源，除了资金、业务，更包括文化、管理的协同。工行在海外收购基本是控股权和管理权收购，这样做一方面利于企业战略延伸，另一方面就是在管理方面可以“合缝”。当然，考虑到所在国的各种因素，工行会大量使用本地高管人员和本地员工。工行现有4700多名海外管理人员和员工，其中有4300名高管人员与员工是当地人士。在工行的所有收购中，只有南非标准银行是个例外，南非法律规定我行持股比例不能超过20.5%，这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该行管理层的素养得到了我们的充分认可。
工行海外并购后，一般先要看是否可以沿用原有管理层的构架，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一定会坚持走输出管理之路。在每一项收购完成后，首先要更新IT系统，这套名为FOVA的系统是工行自主研发的，在完成IT系统改造后实现全球联网，使得这家银行马上就可以融入工行全球业务支持的系统中。这种做法是基于“榕树理论”。
跨国公司可以描述为是一个“大榕树”，不管当地是贫瘠还是肥沃的土壤，只要你有根须，你的分支机构就可以得到整个“大榕树”及其根须的营养传递，包括客户资源及信息的传递，这其实是跨国公司供应链的概念。工行纽约分行开业仅一年，其美元的清算量就超过6600亿美元，如果单单靠一个独立的机构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业绩，这就是“大榕树”的作用，这也是工行在美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
《证券市场周刊》：这有点像下围棋，输赢靠的是全局，布下的每一粒棋都不能是一个孤子。
姜建清：过去我们的“大榕树”在国内很肥沃，一伸至海外，就根须斩断了，内外之间有一堵水泥墙，阻隔了根须向外伸长，无法很好地实现内外融合、资源共享。很多外资银行就是利用了中国银行业在跨国网络方面的弱点，只要中国的企业一到海外，就立即用他们自己的根须对接上，极大地成就了外资银行。可以这么讲，不是外资银行做得多么好，而是我们做得太差。当然，当时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和中国的银行管理能力也不及，这也是我们在发展阶段所必须经历的痛苦过程。
工行的国际化道路也经历这样的阶段，如1993年工行在新加坡设立代表处，后来成为新加坡分行。我们有几个这样的机构曾一度成为工行在海外的“孤岛”。没有全球的IT系统支持、没有全球产品线供应链和国内外机构信息、资源共享，基本上成为海外的城市信用社。后来随着时间、经验的积累，我们建立了全球化的网络，建立了全球产品线和内外互动机制，在中国研发一个产品，可以全球共用，同时也分摊了研发成本。客户走到哪里都有工行的服务。
一般来说，银行的每一个海外分支机构不过五六十人，根本不能储备大量的IT专业工程师，工行的信息化是由国内辐射全球的。在国内我们有12000多名专业IT工作人员，当我们收购或新设立一个机构后，他们就会被派往当地，更新或建立与总行联网的IT系统，培训员工，完成任务后再转往下一站。他们常常提着工具包，不停地到海外每一个分支机构建立、维护网络。在产品方面，除现有的十几条产品线外，工行未来的目标是将现有人民币产品的十几条产品线延伸到海外去。
因此，仅设立海外分支机构，这不是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要在海外的主要金融业务中，有你的主流市场，有你的市场地位才行，最终的检验是你的盈利、质量和竞争力。工行18年的海外实践证明：这不是不可行的，只是需要正确的战略，需要科学的执行，还需要时间和耐力。当然更重要的是，没有强大的母国经济基础做依托，中资银行不可能成为跨国银行。
《证券市场周刊》：金融改革，必须依托自身金融实力的增强和配套的改革。再往下走，就是人民币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都希望人民币早日成为国际货币，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实际障碍还很多，包括汇率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在这一过程中，中资银行一方面希望市场放开，同时又面临挑战，在资本账户完全放开之前，人民币国际化怎样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发展？
姜建清：在经过十几年来艰苦卓绝的金融业改革后，中资银行从曾被海外认为是技术性破产的机构到现在让全球刮目相看，我们能感受到西方实实在在的褒扬，但我们自己仍须保有冷静的思考：金融改革及监管的推进和完善，在中央“十二五”规划中已谈及，这是中国在未来十年必须要突破的关口。利率市场化是重要的金融价格工具，对于调剂市场资源配置，提高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这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毋庸置疑。但改革的差异在于，推进的时间表。
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状况是，国有大银行的净息差大约在2.3%-2.4%的水平上，这与欧美大型银行净息差水平相差无几，但欧美银行的盈利结构与我们不同，它们不那么依赖存贷款，总资产中的信贷资产不超过40%，以工行为例，总资产中的贷款占比接近50%。
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中国金融业存在“三高”的问题：间接融资占比达到70%以上；银行体系贷存比过高；贷款资产占总资产比例过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金融改革不能同时推进，或者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速度突然加大，金融机构的利润会骤然下降，特别是贷存比过高的银行将率先受到盈利的冲击，因而会导致全社会资源配置的风险。
因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要想办法引导企业多采取直接融资方式，让大型企业通过债权融资来替代银行融资。未来对政府融资平台也可以进行改革，如通过地方发行债券方式把地方政府的负债透明化，利用其债券价格与融资成本与政府的财政能力、负债水平的关联性实现硬约束。这样可以改变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实现市场资源配置的现状，为未来利率市场化创造市场环境。同时允许银行参与债券市场融资获得收益，降低利差在银行收入结构中的比例。通过这样渐进方式才能有序、平稳地推进利率市场化。
以工行为例，目前的收入结构是“6:2:2”的比例，即60%的利润来自于存贷款收入，20%的利润来自于手续费和佣金收入。另外20%来自于债券投资与交易的收益，我们希望渐进改变为5:2.5:2.5，十年后的比例是4:3:3，最终这一比例将调整到接近欧美主流银行收入结构的比例，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中资银行受利率因素的影响在逐渐地降低，这样在整个市场利率化渐进推进中，既考虑了银行业的承受力，也实现了资产配置的调整和优化，同时促进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目前看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任重道远。在境内，中国对于资本账户中除了直接投资以外的其他投资仍存在较多限制，难以满足境外机构或个人人民币持有者将资金调回境内进行保值、增值、避险等需求。
在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上，金融机构所能从事的人民币业务种类较少，人民币债券市场规模尚小，人民币衍生工具匮乏，现有境外人民币的投资保值功能欠缺，所以境外贸易伙伴如果持有人民币，难以像持有美元或欧元等国际货币一样在国际市场上找到丰富的投资避险工具。
《证券市场周刊》：一般而言，货币全球化是一国国际金融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当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起步的情况下，像工行这样的大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如何发挥更大的作用？
姜建清：由于工行的战略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因此我们所有统计指标以及横向的比较，都是与全球银行业对比。目前工行与基金、保险相关的托管业务在全球排名第十五位。在信用卡业务上，工行信用卡发卡量已经达到了全球第四，我们的目标是信用卡发卡量、透支额度、消费额及质量指标在三年后争取达到全球第一。
货币全球化是金融竞争力中最主要的竞争力之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以美元为核心的信用本位制，使其具有了主权货币和国际结算货币的双重身份，但却缺乏必要的国际约束和协调机制。最近美国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在国内继续采取量化宽松的；同时作为全球货币，美元外流使得全球金融市场波动，使得新兴市场资产价格、价格提高，这就产生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和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冲突与对立问题。
在现有条件下，我对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是：第一，在全球各方力量的协调下，发挥对全球储备货币应有的约束；第二，全球货币体系应该多元化。欧元的出现本身是希望对原有单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改善，但欧元现在也面临一定的问题，人民币应该进一步走向国际——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仅今年工行人民币跨境清算已达到1000多亿元人民币，将来还可以发展到投资项目项下，我们希望未来人民币能成为全球信贷币种选择之一和资本市场融资的计价币种。
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是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因此要建立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提供包括人民币的固定收益类、权益类和衍生品产品。商业银行要为此类产品设计定价模型、交易工具，中国大型银行迟早要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做市商，这也是中资银行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互相推进的过程。
当然，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存在风险，毕竟人民币资本项目项下还没有实现自由兑换，届时海外热钱是否会通过人民币回流方式进入中国市场，如何渐进开放、如何防范风险都亟待解决。也许随着将来中国外汇资本项下逐渐开放，有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随着境外人民币流通总量越来越多，国内的货币流通量就需要考虑扣除海外流通这部分的货币供应量。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中国届时也会遇到。同时，人民币全球清算还需要提早研究。中国的跨国银行应该在人民币清算的方面发挥作用。人民币国际化也对中国商业银行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人民币逐步走向国际化将使境内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从国内转向国际，来自国际市场的资产和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占比也会越来越大。而且，全球流动性管理的难度更大。人民币国际化对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国际清算服务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证券市场周刊》：大行在培养国际竞争力的同时，首先要在国内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内外竞争力的差别与共性都有哪些？虽然在金融危机中表现抢眼，但中国金融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较为滞后，中国的银行业如何进一步加快金融体系建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呢？
姜建清：以与美国比较为例，目前中国金融体系资产规模远小于美国，人均金融指标差距也较为明显。从中美比较的结果看，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金融市场和金融竞争力建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内外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差距主要在于国际性大行都是综合服务能力超强的银行，表现在业务综合经营、风险控制能力和金融创新及产品、服务能力方面的领先。
虽然近几年海外发展步伐加快，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经营程度仍较低，一般全球性银行网点覆盖率在80个国家左右，中国银行业远低于这一水平，且海外资产和海外贷款占比也较低，离成为所在地的主流银行尚有不小的差距。
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后衍生出来巨大跨境金融服务需求能够提供相应的供给，中国银行业要积极推进国际化经营战略，加快境外机构布局，拓宽业务领域，努力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
海外发展的本意是提升银行的整体竞争实力，它包括内外两个竞争力，不能因为一味海外扩张而丢失了自己的本土市场，甚至丧失了在国内的核心竞争力，任何一个跨国银行都是在内外两个市场均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银行。
强的多种表现形式
其实，我们没有犯错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最欠缺的地方。我们因惧怕风险而不敢介入有风险的领域，迟早有一天，当我们“被参与”、“被加入”的时候，就会陷入全盘被动。这是我们在创新领域需要高度重视的。
《证券市场周刊》：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你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在参与金融国际规则话语权方面的现实处境，是否如外界所说的“中国的诉求是处于别国制定的游戏规则中”？
姜建清：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不仅看银行的资产、资本、市值和利润，更要看金融的产品和服务能力、金融创新和品牌影响力、金融标准和人才的国际化。因此，不能高估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也不可低估欧美金融机构的强大复苏能力，国际金融监管新法规给了它们喘息期。
西方对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是不以影响欧美尤其是美国对全球金融的领导权和其现有的利益格局为前提的。无论如何变革，欧美是不会放弃其金融经济的本质，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最终是会符合美国和西方的根本利益，并主导世界经济金融的新秩序，同时新的规则也很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未来金融快速赶超的羁绊。
中国应更多地参与全球金融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活动，维护自身权益，而不是置身事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用评级话语权是提升一国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掌握了它就掌握了金融市场的定价权。中国评级机构起步晚，相关立法滞后，缺乏统一的行业规范，与国际同业比较，其业务规模小、市场地位低、公信力和影响力不足，中国的信用评级进入国际市场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中国也应该着手发展壮大自己的评级机构，亚洲的资本市场发展非常快，中国更是异军突起，发展中国资本市场，要高度重视信用评级体系的建立。开始可以基于中国市场，慢慢通过亚洲再走向世界。逐步积累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尽管罗马不是一天能够建成，但每天都要努力。
《证券市场周刊》：2010年9月，巴塞尔委员会宣布实质性增加对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最低资本要求，以此为核心组成了《》，它对中国银行业未来竞争力的提升有哪些方向性的引导，具体影响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姜建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有欧美各国的金融模式和文化的弱点，并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和质疑，新兴国家的经济金融成长与欧美开始分化，新兴市场金融力量正在崛起，对中国银行业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
《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从某种程度上是对本轮危机的一种反思。事实上，危机前资本充足率指标已经很难反映国际大型银行的实际自有资本状况。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如何更精确地计算资本充足率指标的分母，通过内部评级法、风险计量等各种方式力图精准反映，但实际出问题的是分子。对银行一级资本的要求太低，且大量资本性工具的使用，导致银行资本大量掺水，反映出来的是资本充足率虚高，难以真正抵御风险。
在此背景之下，巴塞尔委员会对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对核心一级资本提出了要求。由于资本充足率监管指标一定程度上的不完善，巴塞尔委员会还提出了杠杆率、流动性等指标。
而中国银行业的问题与国外同行不同，中国银行业的资本以一级为主，资本充足率指标基本反映了银行资本状况，事实上已经基本达到了《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在流动性和杠杆率方面，中国的监管机构提出了严格的监管指标，中国商业银行也基本达标。
在中国银行业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遇到国际监管环境的趋紧，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银行业必须实现转型，加强资本约束，走向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道路。同时，过快的规模增长也受到约束，通过规模增长带动利润增长受到限制，商业银行需要开辟更多的盈利渠道。而且，新的监管框架也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对流动性风险的监控。
《证券市场周刊》：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度进行金融产品创新及过度使用杠杆，面临《巴塞尔协议Ⅲ》和国际化开放等新问题，中国银行业如何权衡创新和风险？
姜建清：本轮金融危机的发生有欧美金融机构过度创新的问题，但并不能说我们就要摒弃创新、因噎废食。事实上，中国的情况与国际上有许多不同。相对来说，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程度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不是创新过度而是创新不足。中国目前还有大量的金融需求没有满足。
从金融创新的历史来看，创新和风险是相关联的——国际上最早金融创新的目的是增加收益，同时回避金融监管的规定并寻找新的发展领域。
中国这些年的风险控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风控主要是针对传统商业银行领域的。中国和西方金融体系差别很大，在国外，一些银行像“食肉动物”，它们大量从事投机性交易，杠杆率很高，承担较高风险，获得较高收益。这类银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普遍受到了重创。
中国银行业更像“食草动物”，高风险的交易业务在中国银行业占比极低。但我并不认为在金融大潮中看到快淹死或者淹得半死的交易性银行，我们可以高兴地对他们说：看我们的日子多好过。其实，我们没有呛水、没有犯错，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下水。我们没有犯错的地方，恰恰是我们最欠缺的地方。我们不去学习、不介入风险领域，就根本不懂得如何管理交易风险，迟早有一天，当我们“被参与”、“被加入”的时候，那些没有下过水、不会游泳的人一旦被呛水了，必死无疑，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好在在此之前，我们还有时间培养自己，但必须严格地进行风控，我们已经看到了别人是如何受伤、如何失败的。在进入高风险市场之前，中资银行的警惕性已经变得很高了，这是本轮金融危机带给中国银行业的最宝贵财富。
我们在金融交易领域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要建立自己的交易系统、定价模型和风险控制系统。通常中资银行都是对外购买，“拿来主义”造成多个交易系统。这不能形成自身研发能力，长时间会受制于人。工行改变了这种状况，工行与高盛合作最大的收获是依靠它们的帮助，工行自主研发了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目前已经开发成功。它支持的不仅是外汇资产，还有人民币资产的交易，支持大量创新产品包括复杂的衍生产品的开发投产，更重要的是开发了定价模型和风险控制模型。这可以支持我们更好地介入金融交易领域。更长远的话，如果有能力，中国银行和企业还应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现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资源的需求国、黄金第二大消费国，但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我们没有定价权。我们一些企业介入了这个市场，遭受了很大损失。但我们不可能通过不介入这个市场来躲避风险。我们需要学习的时间，但不必把海外市场想得那么难；也不能草率，只要思想上高度警惕和重视，找到合适的人，建立合适的机制，拥有充足的技术准备，假以时日，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银行和企业是可以成为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重要和主要参与者的。
《证券市场周刊》：众所周知，跨国银行是金融竞争力的重要载体，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跨国金融机构成为欧美实现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跨国金融机构如何实现与跨国企业“共同扩张，双赢发展”，并通过国际化实现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战略转型的最终目标？
姜建清：近年来，客户的跨境金融需求快速增长，客户的国际化促使商业银行不得不“走出去”。如果不能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中资银行不但无法有效满足客户的国际化服务需求，甚至还会连带丧失其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
2009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突破2.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迅速增加，截至2009年末，中国共设立了1.3万多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在全球177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覆盖率达到72.8%。中国众多外向型企业乃至跨国企业迫切需要金融机构能够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其国际化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只要积极“以客户为导向，以需求为导向”，为其提供优质的全球金融服务，就能够实现与跨国企业的“共同扩张，双赢发展”。
战略转型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已是迫在眉睫。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全面开放使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趋势日益升级、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国际化已成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国内商业银行必须通过加快推进战略转型来应对利差收窄带来的收益下降风险，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国际化对商业银行转型是一种非常强的促进力，中资商业银行只有在国际市场上真正与国际大行展开竞争，才能看到其核心竞争力的差距。大型中资银行通过加快国际化拓展步伐、建立国际化的业务和网络体系、积累国际化的管理经验，能更好地实现组织架构、业务结构和公司治理机制等诸多方面的转型与完善，最终建成国际一流的现代商业银行。
《证券市场周刊》：最后一个问题，某国际大行高管曾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银行业与国外银行业的最大差距在于服务，并断言：“就算工行的规模全球第一，赚再多的钱，其服务水平10年也追不上我们。”
姜建清：国外同行过于自信，但他们提的问题是对的。虽然有了很大改进，服务仍是工行的薄弱之处，表现在效率与产品两个方面，我们也正在积极努力改善。我们正努力从缩短客户在银行办理业务的时间和改善客户体验两方面提高服务水平。
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仍然是客户在柜台排队，特别是发工资日前后或者特殊的日子，排队现象比较严重。由于面向各个层次，不同需求的庞大客户群，我们的产品创新和整合，及针对特定客户的合适的营销仍有不足。
从手工时代转为电子化的银行服务，提高银行效率而降低柜台压力，其中一个措施就是发展电子银行。工行电子银行交易额2010年已达到200多万亿元，58%的业务已成功从柜台分流，我们的目标是几年后达到80%的个人客户使用电子银行，目前有9000多万客户使用网上银行。未来再通过工行的网上银行普及，还会有几千万客户会加入到网上银行。工行还在积极开发手机银行业务， 年我们还将开通Iphone手机银行业务。
另外，提高效率必须要进行系统整合，过去的业务是按产品、按业务划线，现在要考虑全部产品和业务的融合性，即要实现一个客户通过一个综合账户、一次输密完成全部业务，这将涉及到工行全部业务流程的改革，我们将会率先在中国银行业内实现这一改革，这将进一步缩短客户在银行的滞留时间。
某些外资银行对自己原有的优势估计过于乐观，如果他们看不到中国银行业服务水平必将快速提高的前景，就如当初他们已经做出中国银行业已经技术性破产的误判一样，使得他们会在竞争中再次陷入被动。无论竞争对手是强还是弱，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高估计自己，更不能看不到自己的弱点。
本刊记者张尚斌、闫蓓对此文亦有贡献
姜建清简历：
拥有逾30年的银行业工作经验，自2005年10月开始担任工商银行董事长。
自2000年2月至2005年10月，担任工商银行行长；1999年6月至2000年2月，担任工商银行副行长；1997年6月至1999年6月，担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1995年12月至1997年6月，担任上海城市合作商业银行行长；1993年1月至1995年12月，担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兼浦东分行行长。
在1984年加入工商银行工作之前，姜建清自1979年开始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姜建清自2000年6月起还担任工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1984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1990年和1999年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并获得工学硕士、管理学博士学位。
目前担任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并兼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和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