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经济危机时期越该约束政府行为

危机期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危机调整而*受影响的利益团体，总是希望**发挥更多的作用。然而，可能被大部分公众忽略了的是，之所以有危机及其后的衰退，是因为原有经济格局出了麻烦，而其中就有越来越多的**因素。

凡是那些*醒目的建筑物属于**机构的城镇，往往经济较为落后；凡是私人建筑主导的城镇，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这是我迄今为止游历华夏各地的突出印象。换句话说，从经济角度讲，落后地区的**相对规模大于发达地区。

诚如在落后地区，**掌控一切而压抑了私人经济力量一样，在经济危机以及衰退和萧条期间，**多半在主客观上会扩大自身的角色和作用。这可能是“社会**者和管理者”的定位，越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越是要彰显强力**和管理作用。而更大的可能是，现代**越来越多地受到不同**利益团体的把持，不管是危机还是繁荣期间，总有规模扩充的冲动，而只不过危机期间更明显罢了。

当然，危机期间的人们，特别是那些受到危机调整而*受影响的利益团体，总是希望**发挥更多的作用。然而，可能被大部分公众忽略了的是，之所以有危机及其后的衰退，正是因为原有经济格局出了麻烦。至于问题的产生和积累，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因素。而不管是由哪种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都无法主要依靠**力量来化解。那些原本不可持续而需要由危机促成破产和重组的企业与行业，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去改变他们被淘汰和重组的命运，都只会造成将来更大规模的危机以及更严重的经济衰退。

所以，每当危机发生，人们除了指望**采取更多行动，也会在第一时间将危机的很大一部分起因归于**，而发出更多指责。这种恶性循环，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已经形成，并正在强化。

**行为受到更大的鼓励和认可，起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那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也正因为那次危机中的**行为，凯恩斯经济学才得以传播，并产生了广泛持久的影响，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理论依据的宏观经济学也才得以建立。但是，随着历史视野的延展，现在看来，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将核心国家的经济运行推出了那场危机，还不如说是“二战”的作用更大一些。无论怎样，历史事实是，自那次危机后，**行为越来越不受约束，**规模加速扩大。但是，这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一再出现，反而出现的频率提高了，危机的原因也愈发复杂了。

原本按照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和愿望，经济一旦走上复苏和繁荣，**应减少其干预行为。然而事与愿违，现实令这一学派好不难堪。繁荣时期，不但没能使**冷静和收缩战线，反而更加刺激了“为民做主”的多种干预。特别是，当人类的货币制度由贵金属本位转到纸币本位后，“货币文化”主导的经济运行，实际演变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主导。而没有哪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不属于**行为的。

历经过去十年可说是现代史上*为壮观的经济繁荣后，眼下又陷入了本世纪第一场*严重的危机中。且不说，核心国家在过去十年的繁荣，相当部分动力来自于对货币政策的操纵。就拿迄今已有一年多的危机处理看，**行为又一次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力度参与其中。从大量注资已供给过度而理应降温的金融行业，到开设特殊贴现窗口，大幅降低利率和贬值货币，再到大幅度退税、“行政主导”式的金融企业重组甚至直接行政接管，**的步伐不仅没有停止迹象，似乎还有更宏大的救助计划。更令人担忧的是，公众对此赞同和默认多，批评和反对少。即便是那些号称当今世界上*能代表民意，*有独立判断力，并对***有约束的国会议员们，对**的大规模行动，迄今也是一路绿灯。

但是，这种不受约束的**行为，以及对这种行为的怂恿，反而使危机变得更加复杂，进一步深化，私人市场主体对经济前景也更加模糊。不受约束的**行为，不仅大大增加了全体民众的直接成本，也因对危机缓解无补，甚至加重而加大了公众的间接成本。因为，**的一切资源支配行为，都是对公众私人资源的挤占。

我今天这么讲，并不是否认**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也不意味着**在经济危机期间就一定得无动于衷。只是想强调，如果说，繁荣期间，公众对**行为看得较紧，则危机期间，人们往往忽略了对**的约束，放松了对**行为授权的“审慎性”。问题是，不当干预增多，不仅增加了危机的复杂性，降低了本应由危机自动调整的经济效果，而且埋下了再次提前爆发危机的种子，增加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减少了公众的总体福利。

如此看来，在当前正在发生的危机中，无论是核心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化国家，都应更加重视对**授权的审慎性，或者抓紧建立起一个对**行为予以明确授权和有效约束的**与制度框架，使其受到更多约束，将精力和行为范围严格限制在检讨和消除过去不适政策上，而在理论和实践中，应主要依靠市场力量，在接受危机调整的过程中，去消解危机，并借此培育和优化经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