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风投模式必须创新

文 泰德·普林斯

风险投资被认为是美国式创新中的**之一，然而即使在美国，大部分风险投资都是失败的。风险投资之所以能**，并不是因为商业上的成功，而是通过*次公开募股而将这些投资转嫁给了公众。在这种情况下，就算该投资行为本身在公众股民眼中是失败的，风险投资商依旧能够*到*。

在美国，人人都知道，只有一小部分的风险投资资金能够*终获利。换言之，只有极少的风**司能够**，而绝大部分都失败了。这就是在过去两年中美国风险投资市场急剧萎缩的原因。

很多风险投资失败的事实在经济衰退期之前的兴盛繁荣年代可以被掩盖，因为风险投资商可以将失败的投资出售给公众。然而当今的美国已经**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IPO市场，因此，风险投资的问题变得尤其突出。正是因此，不少风险投资基金都因为收益率低而被迫关闭。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式的风险投资模式只能够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时期顺利运行，因为这个时期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将投资失败的公司卖给公众，或者联合几个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来支撑这些项目。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不是已经采用了美国的这套仅在经济繁荣时期**的模式？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将来如果面临经济环境恶化的局面时，中国将何去何从？

美国的风险投资大部分以产品为中心，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难道风险投资的目的不是**出真正伟大的产品并将它商品化吗？但是，这个观点的背后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考虑。

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人和商业人士都十分清楚，那些风险资本投资企业的创始人和管理人的表现在企业成功的过程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沃伦·巴菲特有一句口头禅无人不知，那就是他投资的是人而不是产品。

以成功的iPhone和它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为例，成果是乔布斯还是iPhone？很明显如果没有乔布斯，很多苹果公司的产品都不会被发明或者商业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乔布斯才是真正的产品。或者换句话说，乔布斯的表现才是一种产品，它能够带来iPod、iPhone以及iPad的面世。

很显然，投资在根本不能成功的产品上面并不是美国绝大部分风险投资失败的原因。相反，失败的原因其实是，风险投资家根本不知道创始人和管理团队的表现是产品成功商业化的助推器。

在大多数风险投资公司所投资的项目中，创始人和管理团队都拥有能够成功开发一个产品的专业技能。但是在有些公司，创始人和管理团队的工作表现并不能使公司拥有良好的财务状况。

美国的风险投资商有能力去分析一个投资项目中的“产品”，却不具备分析“表现”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看不起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这个“软性的”问题不值得浪费他们的时间。很多投资人也过于高估了他们自己评估投资项目创始人或管理团队性格和特质的能力。

投资商有一系列的工具和技巧来分析产品、商业计划、财务以及技术。美国大多数风险投资人有MBA学位，这使得他们对于他们的投资分析能力非常自信，甚至是过于自信。

然而，大多数的MBA并不具备分析和了解行为表现的专业技能，尤其是那些能够将想法转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业化产品的行为。

还有一个重要事实需要补充，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中国，风险投资人们都没有一套工具能够分析出怎样的行为表现能使企业在创业初期获得成功。在这个方面绝大多数风险投资人都是新手，现有的对个性和竞争力的评估测试也并不有效，因为这些测试已经被证明与工作表现或者对企业的贡献没有关系。

当然，美国的风险投资人已经意识到管理行为的重要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并没有找到特别的方法能够有助于他们深层理解这些行为，并作出正确的投资决定。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可以管理行为与财务成果相联系的工具或者方法。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风险投资产业只能够在经济繁荣期正常运转。缺乏正确评估管理者表现的模式意味着风险投资人不能够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中作出可靠的投资决策。在经济低迷期，不会有公众、政府或者其他友善的风险投资人能够像天使一样拯救他们。

总的来说，美国风险投资产业有一个系统性的缺陷：它不能够在经济低迷期中作出良好的投资决策，这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对即将投资的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和表现作出可靠的分析。

被美国忽略的新方法

新的研究领域，例如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然而美国的风险投资商一味寄希望与创新出新的产品的出现，同时也在抵制这些能够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这些新的途径在评估企业管理者和投资人的行为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主要有两个方面：所有管理者在认知上的偏见都会导致他们作出错误的决定；明智的决定都是建立在获取大量的信息的基础上。

这些研究的结果对于风险投资产业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先，大多数风险投资商投资的企业管理者会有错误的、甚至是致命的认知偏差，即使企业“产品”本身很好，这种偏差也会导致投资表现不佳甚至是投资失败。

其次，一些投资人依赖着由MBA们设计的分析模型，反而系统地破坏了他们寻找好的项目的可能性。以上结论的依据在于，生搬硬套规律而不是获取足够多的信息会掩盖事情的真相，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风险投资商的一些特别偏见。目前中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数量以及他们所管理的资金量都在快速增长，人们希望能够尽快像美国一样成功地**出微软、谷歌以及苹果这样的公司。然而正如我们所见，风险投资是*困难的投资方式之一。

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中国的风险投资采用的是美国的模式，这就意味着中国的风险投资也会遇到与美国一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当中国经济繁荣之时，中国的风险投资回报会非常好。可是实际上中国风险投资成功的也很少，同时中国的风险投资遵循着将失败的投资出售给公众或者销毁小型失败投资的美国模式。

更坏的情况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的风险投资会像大多数的美国同行一样一败涂地。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中国的风险投资比美国的表现得更出色，

他们和美国的风险投资商一样，既不了解行为金融和行为经济这些新学科，也不知道这些新学科的发展对于他们的事业意味着什么。

创建中国模式

有一种替代的办法，那就是中国的风险投资商需要根本性地转变投资模式，那就是投资“行为”而不仅仅是投资“产品”。一旦接受了这种改变，他们就可以以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作为理论基础，开始开发联系行为表现和财务结果的行为分析模型。

开发这个模型的过程中，中国的风险投资商必须比现有的以小组研究为基础的理论更进一步，将它拓展到个体的层面。这种方法在我自己的公司中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换言之，一个新型的中国风险投资模式必须在重视公司产品问题的同时，纳入对行为模式方面的可变因素的考量。其结果则是产生行为方面和产品方面可变因素的整合。尽管这种整合在美国发生得很偶然，但是却促成了美国*好的投资案例，例如谷歌和苹果。因此中国的投资人需要通过引入对行为方面可变因素的研究，来修订并且加强他们的专业审查模式，因而可以超越当前在美国广泛使用并且已经被引入中国的模式。在专业审查阶段，人们必须正视行为表现与财务价值表现的关系。

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中国的风险投资商需要减少使用传统MBA式的分析方法，而要更多的去分析他们计划投资的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的行为。换言之，他们的专业审查需要从产品等方面转向行为方面，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和美国同行一样，不会获得好的投资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风险投资不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因为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都有着创新性的思维。但是中国的投资者也必须知道，他们的工作不仅仅是找到优秀的产品，而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像乔布斯或者比尔·盖茨那样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优秀企业家。

中国的风险投资必须要超越美国的技术型投资模式，这需要开发出一个更为精密的行为模式取而代之，这种行为模式能够将管理行为和增值能力相联系，并与对产品创新性的估计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比美国投资商所采用的方法更为先进。

如果中国的投资商希望**出下一个iPhone，就必须要找到下一个乔布斯，必须要使用比美国投资商更具创新型的方法。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商必须自己具备创新的意识和能力，而不仅仅是像美国风险投资商那样做各方面资本的经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