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

文/刘业伟

《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饱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等集合在一起，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1986年至1995年，沈昌文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视点，被誉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想刊物之一。有一句曾经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过去的《读书》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大讲堂，倒不如说是读书人聚会的沙龙、茶馆。这一切，都和沈昌文*特的办刊思想有关。

沈昌文的《读书》办刊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点。

“三无”办刊论。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办刊“三无”论，即无能、无为、无我。此“三无”论一出，叫好声一片。王蒙对此作了很好地发挥，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王蒙的话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无”办刊论的内涵。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这种大无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同时有极大的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是一种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三无”办刊论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了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也使《读书》杂志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买卖，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交往和心灵沟通。沈昌文自己在多种场合下一再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读书》为一代人提供精神食粮，沈昌文“三无”办刊论功不可没。

通往“**文化”的桥。《读书》从创刊以来，一直注意介绍学者、文人、作家的生平和成就，为此发表了不少文章。沈昌文在1987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提出《读书》杂志要作“通往‘**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旨在介绍、引导、汲取，它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用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来到达“**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正是基于如此办刊理念，《读书》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的命运和现状，决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和其他同类刊物相比较，《读书》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

提倡“旧学新知”。《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尤其是后期留学生写作队伍的加入，对《读书》有很大的帮助。沈昌文认识到，中国需要有益于现代化的新知，单靠翻译、出版、介绍还不够，必须有人去亲知亲炙，共同做好这个工作。所以重视国外的理论新知，“在于《读书》认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在提倡海外新知的同时，沈昌文更注重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海外学人文章的学子新论逐渐成为沈昌文主持《读书》的一大特色。当时的**海外海内学者几乎都给《读书》撰写过此类文章。

《读书》的“不伦不类”。沈昌文在1986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被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这“不伦不类”的确是《读书》办刊的一大特色。《读书》的“不伦不类”迥异于现代的学术评价体系——它们从来只是对于那些“正襟危坐”的长篇大论感兴趣：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科研院所，评职称时所提交的材料大体都要求文章要3000字以上，3000字以下者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不能作为评价学术能力的依据。所以，沈昌文认为现在的刊物组稿难约的稿件不是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而是一则寥寥千字的“品书录”。倒不是作者不帮忙，实在也为难：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作者评学位评职称吗？《读书》的“不伦不类”能做到的只是“脑力操练”。沈昌文说：“‘脑力操练’四字绝妙，可以说点明了《读书》的一贯意向……要通过《读书》观察‘那一部分人’之动向，也就仅此而已。无论所动所想为何，无非只是‘脑力操练’，……要通过《读书》经世济民办不到，连博个‘教授’职称也难！”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位，《读书》并没有把自身看做学术性杂志，而是把文章的可读与否，作为自己的生命线。

设立读者服务日。《读书》开办之初，创办者就十分注意向社会请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议下开始设立读者服务日，这是沈昌文办《读书》的又一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杂志的办刊思路和一个时期的**与沈昌文提出的“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有很大关系。《读书》杂志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地点就咖啡馆。当时的做法是请《读书》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来，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读书》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根据这些选题，编辑再去深入组稿。在读者服务日刚开始设立时，杂志还请出版社提供*近相关样书，让参与的作者讨论，作者、读者、出版者对此高度评价并热烈响应，服务日办得有声有色。《读书》编辑吴彬评价读者服务日的设立时认为读者服务日帮助杂志的编辑出版提高了效率，“这一下非常集中，我们就那天，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停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充实。”后来，沈昌文感觉服务日活动范围太窄，只是编辑部少数人在做，于是决定在《读书》杂志开辟“《读书》服务日之页”。每期约用十来页篇幅，介绍这方面的活动，反映出版界提供的新书，介绍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与会者的意见和要求。

作者单位 徐州师范大学校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