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浙江经济雪上加霜

2011-08-02来源 : 互联网

一些市县**内部预测,当地今年GDP增幅,将可能因此削减0.5%。

本刊记者 张玲玲 倪轶容

9月21日, 36℃的高温天气,浙江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科技有限公司的整个办公大楼,没有一间房间开着空调。坐下只一会儿,汗珠便从该企业负责人萧南剑的脸上滚落下来。“8月初开始就全面限电限产,这给企业造成很多麻烦。”他拿出两份文件,一份是《长兴县**专题研究节能减排工作》,另一份则是关于该企业内部限电的通知。

至此,浙江长兴县**的“超常规限电措施”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当地的工业企业则遭受着严苛的限电措施,不少企业的用电负荷用电额度比正常所需压减至1/3甚至更多。这一场“全民参与,立即行动”的节电运动,将持续到年底。县长章根明公开解释为“非常时期,非常任务,非常之举”。

以上这幕仅仅是目前浙江工业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这无疑给近年持续回落、今年稍有回升的浙江经济又一次带来冲击!

浙江省在长三角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自2003年达到33.4%以来,正逐年下降。2001年至2008年间,浙江经济增速从全国第6位跌至22位,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续下滑。2010年**季度,浙江经济增幅仅为5.4%。

这是浙江经济罕见的低谷。浙江省正面临被挤出中国经济发展**方阵的险境。一度为浙江经济发展支柱的浙江制造正逐渐失守。

“浙江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下沉,是新五年规划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国家发改委**陈建军表示。

十年间,浙企屡屡遭遇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供应量匮乏、煤炭储量告急等“致命伤”,始料未及的拉闸限电让伤痕累累的浙江制造再度雪上加霜。

长兴之怪现象

长兴是湖州的工业大县,能耗占到湖州的40%。长兴的这一轮席卷了医院、酒店、商场甚至幼儿园和地方行政单位的限电风暴,*当其冲的便是企业。自8月以来,长兴县将用电配额详细分至每个用电单位,有些单位甚至每天用电都被作了细致界定。当地知情人士告诉《浙商》记者:“8月10日至9月30日,长兴所有地区的全部企业,每周停三开四。用电指标由县里下放到乡镇,由乡镇自己调节。”

限电的代价是工业生产的停顿——那意味着GDP的停顿。在长兴县,**内部的测算是,当地今年GDP的增幅,将可能因此削减0.5%。

长兴处境并非孤例。“今年只剩三个月,你有什么办法?”浙江省经信委一名官员表示。对于基层官员而言,随着*后期限的逼近,完成节能减排目标成了现阶段*大的任务,甚至排在GDP增长之前。

在湖州市经委能源处处长张新兴看来,这场节能运动如从年初开始原可以轻松实现——长兴过去四年全都超额完成浙江省**下达的节能降耗任务,单位GDP能耗已累计下降了17.66%。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十一五”节能目标浙江省已完成85.42%。

实际上,对于在金融危机中泥足深陷的浙江各级**来说,上半年的*要任务是不遗余力推项目上马。这一年,被湖州市**定为项目推进年,并取得良好效果。

上半年,湖州规模以上企业增幅达25.4%,4万亿元刺激政策拉动效应正开始显现。经济回暖也使得企业开工率大幅提高。“这样的增幅已经10多年未见。”张表示。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用电也增长了20.8%。

7月29日浙江省节能减排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度的限电措施在各地陆续实施,地方**调控压力陡现。这样“前后变脸”的尴尬状况让地方**也颇为难。张新兴举例说,上半年他尚在为一家企业奔走协调供电问题,敦促其尽早开工;但下半年却得通知,该企业不予供电。

企业雪上加霜

原本是制造业旺季的八九月,正被节能减排的战役击得七零八落。绍兴一家民营纺织企业负责人称,断断续续的开工使得自己的很多外单无法交付。“丢掉一个订单是小事。如果对企业信誉造成影响,则是一连串的订单被取消。”

在嘉兴,一个工业强镇的党委书记感叹道,过去都是农民上访,现在办公大楼里坐满了“上访”要电的企业老板。

尽管浙江省**正酝酿着对企业限电的补贴政策,但企业显然并不领情。嘉兴一家服装厂反问:“失去的订单能补得回来吗?“

长兴另外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建议道:“是不是可以按照上个季度的纳税额,来进行用电配额。”“至少要保证那些纳税多、产能效率高的企业能正常运转吧?”他说。

但据《浙商》记者了解,浙江省有关方面不久前亦有进京向国务院陈情,希望考虑浙江民营企业实际困难等因素,能够适度放松,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是“这个口子不能开”。

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政策曾让许多地方建设项目纷纷落马,导致民资变作游资,羁马难收;而这一轮的限电风暴则让刚缓过气的浙企再次陷入绝境,同时也使得企业被迫向中西部转移阵地,让浙江经济再遇困境。

缺水、缺电、缺地是悬挂在浙企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萧南剑表示,为了缓解长兴地区用电限制带来的困境,自己只好在外地的分厂,比如江苏、安徽等不限电的地区,加大产量。

失落的浙江制造?

在1978年至2001年之间,浙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增速居全国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由38%到43.8%,一度起着支柱作用。

但这几年,浙江较低投资增长中,制造业比重也很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指出,浙江“十一五”规划中的重大建设项目中产业类项目比重占13%,近三年制造业投资比重较之江苏、山东低8-10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双重交困,导致浙江企业一度进退失据。不少民资从制造业撤退,造成当地产业“空心化”和资金热钱化。

“仅凭做实业的微薄利润难以支撑企业长期持续发展。”温州当地一名鞋企负责人告诉《浙商》记者:“几个转型升级中的企业亦是步履维艰。”

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曾告诉《浙商》记者,占据全国产量90%以上的温州金属打火机企业,已从鼎盛时期的500多家减缩到目前的100家左右。而在这100家中,只有30余家的企业老板尚在专心经营,“一些企业,已经把重心转移到其他行业,比如房地产、矿产以及第三产业。” 在*近发布的“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甚至包括康奈、奥康、报喜鸟等知名制造业企业。

浙江制造业后劲问题一直被浙江决策层关注,而这一轮的节能减排让浙企转型再上议程。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柳博隽告诫说:“产业调控稍有不慎,便恐有止步不前甚至倒退之虞。”

或许,浙江经济真正痛苦的转型期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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