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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型国企比私营企业更加开放和灵活，跨国公司**会用所有权的旧眼光来看待中国国企
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推进三十年。三十年里，中国的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角色，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一直受到世界的密切关注。国企在不断加深改革和推进开放，**经济学界对中国国企的研究和探讨，也会随着时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近期，**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麦肯锡季刊》上连续发布针对中国国企的*新的评估报告与文章在“对中国国企重新评估”的报告里，麦肯锡认为与私营企业相比，中国的国企，特别是******的大约150家的央企，能够成为**跨国企业更好的合作伙伴。这一理念公布之后，法新社、《**财经日报》、新浪财经等国外内主流财经媒体纷纷发布新闻，给予了广泛的关注。
日前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董事华强森接受了《国企》记者采访，更是鲜明地提出“关键在于开放性，而非所有权归属”，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大型国企比私营企业更加开放和灵活，跨国公司**会用所有权的旧眼光来看待中国国企。
中国国企和跨国公司的合作与竞争，在2008年，已经凸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评判根据：“开放度”取代“所有制”
私有权到底有多重要?
麦肯锡对中国国企的*新评估，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原因在于他们迎头直上，*直接地面对“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问题。这一问题曾经是中国国企改革*核心的争论焦点，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归属到底有多么重要，产权改革在国企改革中是不是*重要*优先的部分？这一引起了中国巨大争论和反思的根本性问题，麦肯锡没有回避，而是直面，并用经济史学和**视野，对这个核心问题加以新的阐述。
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的认识，其实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研究。国有经济和私有化，这是20世纪80年代迄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及其走向的一个重大的问题，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漫长实践，人们发现从所有制改革为起点的私有化，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取得了非常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果。英国的国有铁路私有化改革彻底失败，部分被迫重新回归国有；日本电信业私有化改革，私营资本取代了国有资本，但却出现了可怕的私营垄断，消费者或者这个市场的新进入者几乎没有享受到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供电条件逐渐恶化，也被认为是**放任自由化的恶果。比如，199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对电力放开，随后几年间引发了加利福尼亚巨大的电力危机；智利、美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公立教育私有化，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了，可是基础教育却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按照学术上的设计，所有制的变更会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实践中，私有化也的确带来了积极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可问题是一个社会仅仅有效率提高是不行的。三十年的历史实践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仅仅有效率，并不能促进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而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恰恰是一个**所必须承担的任务。
在一个西方发达国家，**对所有制改变为出发点的经济改革，本意上是保证社会公正和分配公平，但是实践起来，三十年的是非成败，一花独放的效率提高，由此引发的大量民生问题，已经引起了他们的反思。步入21世纪，这种反思在不断系统化。2004年，罗马俱乐部主席El Hassan Bin Talal提出了**的“谨防极端”论点。他认为，“私有化有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西方发达国家对私有化的反思，引发了对国有经济的重新审视，既然从所有制变革为起点的私有化并不是万能的，那么，企业“所有权归属”的重要性也自然随之降低。当**经济学界和西方**反思私有化，重新审视国有经济的时候，**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重新评价，自然也就随之进行。
谁是国企，谁是私企
如今，“国企与私企的界线已经变得相当模糊”，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董事华强森这么判断。他认为，现在的中国国企体现着三个新的主要特征：
1.**对国企的偏袒正在逐渐减弱。20世纪1980年代起，中国**按照消费品行业—高科技行业—重工业—银行业的改革路线图，渐次推行“政企分开”政策，将**职能与企业经营分离，让国有企业为自身经营的成败担负更多责任，国企用低于市价的成本获取资本的渠道已越来越被严格限制。1994—2005年，共有3658家经营不善的国企相继破产。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国企破产。
2.中国国企的“历史包袱”在快速减少。中国国企有着非常沉重的“历史包袱”，比如过时的生产设备、技术手段，以及担负着对员工的医疗保险、养老等众多的社会责任。但是，中国**却已经大力来解决这些矛盾和困难，比如中国**正在快速完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有企业能够减掉医疗保险和养老的负担，改由**来承担。对不构成企业核心业务的所属医院、学校等有形资产，国企能够在市场上出售。
3.中国的国企和私企所面临的挑战日益相同。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只有中国**的批准才能开展跨国并购和其他**化行为。中国的央企“走出去”，尽管有着种种优势，可是还是要应付*棘手的问题，比如整合并购企业及其员工，在这一点上，国企和私企区别不大。
近20年来，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改革都选择了从所有制入手，国退民进成为主流，可是这些私有化改革，有成功更有失败，结果，民退国进的例子层出不穷，这表明了一个事实，即私有权并不是评价企业经营和社会经济**标准。由此，华强森提出了“开放度”这个评价国企的首要指标，“开放度”就是企业的透明度以及对新理念的接受程度。
2008-2017年，中国国有企业在自身业务活动和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开放度”，才是真正惹人注目的所在，企业所有权改制的重要性，则会下降。
二、中国的国企比私企更加开放
华强生认为，开放度主要有两层含义。
1. 企业组织开放度。中国国企在**化中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对资本需求和海外市场扩张，都推动着中国的国企，特别是央企在不断加深着开放度，比如，海外IPO，就会大大增强国有公司的透明度。此外，比如供应链管理、与业务合作伙伴及被收购企业的沟通、整合规模扩大后的员工群体等等，都在促使进入**市场的央企变得更加开放。在央企越来越开放的同时，华强生认为，一些中国私企依然保持着自身封闭管理和封闭运营的特性，这和国企开放的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 国企的人力资源战略逐渐开放。英雄不问出处，一个开放的企业必然会接受外部管理人员，包括引进外籍管理人员，这个方面，央企就已经开始了。
开放度还有其他一些含义。比如，企业愿意不愿意接受*佳的公司治理制度；愿不愿意克服意识形态的束缚，学习新的商业思想和理念；愿不愿意接受真正有价值的创意；愿不愿意扩大投资者群体等等。在**化经营中，中国国企是否愿意和合作伙伴及利益相关方，开展广泛的对话，是否愿意对内部的旧有因素进行改革，对旧有的企业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很好地适应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环境。“走出去”的中国央企在“开放度”方面，表现得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成效。
如果用“开放度”来衡量中国的私营企业，就会发现，那些家族式管理的私营企业，会比国企封闭得多。
三、跨国企业对中国国企的态度变化
所有制因素重要性的降低，不仅是学者们在学术方面的变化，跨国公司也在重新反思“所有制”这个标准。对待中国国企，他们的态度和应对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华强森认为，西方曾经对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有两种偏见。**，在国内市场，中国国企是四肢发达的“呆子”，占据中国的自然资源、公共事业和众多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统领着中国经济，“但却是失败的经济试验的残余”。中国国企，特别是央企所具备的权力及影响力，特别是与执政党及**的关系，往往使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望而却步。第二，在**市场，中国国企又被认为是“渗透者”。 中海油试图并购尤尼科，中钢集团收购Midwest Corp，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矿业的部分股权，这些中国国企的海外并购，都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渗透”的猜测和恐惧。
如今，中国国企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再继续抱着上述两个偏见显然是不明智的。*主要的是，西方**对私有化改革，如今也开始抱着审慎的态度，等着私有化改革完成再进行合作，显然是天方夜谭。私有化进程减缓，所有制因素的重要性在降低，这是当今时代总体的现状，而同时，中国的央企进入**化市场，同样会给跨国企业带来很多机遇。因此，跨国企业对中国国企的思考也慢慢有了改变。
是不是可靠的买家？
中国的央企拥有强大的融资能力，与私企比较起来，央企能够聚合更多更强的资本支持中国国企“走出去”战略，这表明中国国企的**扩张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坚定不移的一个战略规划。规模宏大、持续时间漫长的中国国企**并购，不会因为有些小挫折而止步不前。所以，中国国企将是可靠的资产买家。比较突出的例子，是通用集团和上汽集团合作，帮助上汽集团参与在韩国的通用大宇项目。
只会玩盗版的把戏？
一直以来，海外公司对中国企业*不齿的，也是*担心的就是侵权盗版问题，比如*近，美国微软公司控告番茄花园侵权事件。过去，跨国公司只担心中国公司的盗版侵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让跨国公司不屑一顾。但是，华强生指出，跨国公司不能继续“睡大觉”了。中国开放型的国企，与私营企业不同的是，他们非常重视研发问题，他们的块头大，融资能力强，比较容易获取资本的支持，所以，这些国企常常在研发方面从不吝啬，奋起直追。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2006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就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在对企业受聘研发人员数量的排名中，美国公司拥有130万研发人员而排在****，而中国的国企则拥有92.6万名研发人员，列在**第二的位置。华强生认为，中国国企对研发的大规模投入，并不是新的举措，而是已经延续了较长时间，中国国企的产品升级与技术跃进，已经展露成效。跨国公司必须对中国开放型国企提高警惕，别再拘泥于过去的成见，对中国国企的创新能力嗤之以鼻，他们会发现真正对自身产生威胁的，不是中国企业的侵权盗版，而是自己的产品会“突然”落后于中国公司。
过去，跨国公司把中国国企当做渗入中国市场的合作伙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现成的认识思路。比如，愿意用技术来换取市场准入能力，把自己的研发机构放在中国，而现在，当中国国企的研发能力迅猛发展，跨越式的扩张野心如此强烈，那么，跨国公司就应该重新调整自己的现行思路了。
谁抢了跨国公司的人才？
开放型的国企带给跨国公司剧烈的冲击之一，就是管理人才的争夺白热化。华强生指出，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受到中国国企强烈的人力资源挑战。过去，中国*好的研发与经营人才，绝大多数都在跨国公司，感到捉襟见肋的是中国的国企。可是现在，情况已然变化，感到人才结构弱化，急需优化人才战略的又成了跨国公司。开放型的国企用丰厚的薪酬回报、灵活的激励政策，还有国家背景的荣誉，来收揽中国国内的精英人才。同时，中国国企的海外扩张，大力介入**化市场，便又打出“**化”和丰厚的薪资这两张牌，这对**产业精英也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当中国的开放型国企能为精英人才提供不亚于甚至是优于跨国公司的环境，那么，国内外的精英人才就将**会被跨国公司所“独占”。华强生表示，过去是中国的国企在苦思如何留住人才，如何优化人才战略，那么，现在，该是跨国公司必须开始为在华的中国高管们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了。开放型的中国国企，特别是大型的央企，已经构成了对跨国公司在华高管阶层的很大挑战。在华的高端人才外流，成了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当然跨国公司对中国国企的人才争夺，并不会束手无策。华强生认为，跨国公司会在管理层的地域和组成上进一步“中国化”，将企业**性架构中的更多部分转移到中国，对中国高管开放新的组织、新的部门，那些在华经营对公司**经营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司，尤其会这样的人才撒手锏，从而对抗中国央企的人才冲击。那么，中国的开放型国企如何应对跨国公司这样的撒手锏呢？除了丰厚的薪资、灵活的激励之外，自身的企业组织进一步优化和开放，这也是摆在中国国企面前的问题。这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正在“日益白热化”。中国大型国企已经开始的大规模引入海外精英人才，给跨国公司带来的震撼是很大的。
是不是低风险的供货商？
如果说关于私有化的讨论有着浓厚的学术味道，那么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务虚的学术启发永远代替不了务实的商业规划。华强生介绍说，跨国公司并不会过多地拘泥在企业的所有权问题，而是从实实在在的商业收益来看待自己的合作伙伴。在采购方面依赖中国公司的跨国公司，面对中国的国有公司和私营公司，更多地会选择更加开放的供应商，哪个更加开放，就会选择哪个，而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所有制分析。开放型的中国国企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成本增加、利润摊薄、人民币增值压力等等。而其中任何一项的变化都足以让中国私营企业感到巨大的压力，大大增加合作风险。对封闭的私营公司，跨国公司必须监控他的供应链，即使发现可能出现的问题，还需要花力气建立更为广泛的网络。而中国的国企则一般具有自身的供应网络，较好的工厂运营，较好的客户渠道，这些对跨国公司的市场开拓具有着无法抵挡的诱惑力。
经济问题的探讨，归根到底属于学术交流。如果我们能够抱着宁静和宽广的学术心态，那么多元化的探讨就会给中国的**高官、经济学者、企业领袖带来众多的启迪。麦肯锡对中国国有企业的重新评估，给我们的思考带来了一个新的角度，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只有在深刻的讨论和反思中才能水落石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