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大帝》中的变革管理

变革，要在组织的承受能力之内，和组织匹配。要有适当的力度把握，也要有可行的步骤和流程。

现代管理中，一个熟知的观点是：企业不变革是等死，变革是找死。所以爱也变革，恨也变革，怕也变革，难怪西方许多**人都带着对变革的复杂情结，把它称之为“变革怪兽”。那么，怎样才能找死不死，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变革，之所以令人惊恐，是因为各种阻力和不可预测风险组合造成的。在我们的身边，不乏因变革而死的组织和个人。你看历史上的商鞅、李斯，都是因变革而生，同样又因变革而死。其实，知难不难，找到了变革之道，成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就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变革的教科书。

变革，会遇到哪些方面的阻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变革？我们通过胡玫导演的《汉武大帝》对景帝、晁错、七王之乱的描述，不仅可以重温历史、欣赏故事，同样，我们可以领悟到很多关于如何**变革的方**。

汉灭秦之后，汉高祖对诸王采取了怀柔政策，诸王势力日益强大，文帝时代，已见其害，景帝登基后，这种分封制已经越来越严重地威胁了国家利益。不变革，朝廷就是等死。

晁错，汉景帝时代御史大夫，对朝廷忠心耿耿，在推动**体制变革的时候，身先士卒。但是在这一场较量中，却因**经验不纯熟、勇有余而谋不济，招来了杀身之祸，成为变革悲剧中的找死者。

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精彩的剪辑，来看晁错在削藩政策上的变革所带来的后果。这一段虽然没有直接描述晁错，但从中可以直接看到晁错的悲剧。

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一起发动了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历史上的吴楚七国之乱，时值匈奴猖獗，如何处理晁错和七王之乱？令景帝心力憔悴。一日，景帝召见袁盎：

“你就是袁盎，窦婴说，你有不战而胜的妙策！”景帝道。

“陛下，愚臣倒是有个办法，不过……”，当时晁错在旁，袁盎欲言又止。

见到袁盎如此，景帝将晁错及其他随从支开，关门和袁盎单*聊了起来。景帝恕袁盎无罪，让其大胆说明其观点。

袁盎道：“愚臣窃以为，只要舍去一人，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就可以安定刘姓宗室中诸王的心。”

“其实，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诸王宗室尾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祖制，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啊，陛下。**嚣嚣，皆为晁错，举国无人不谓其可杀。而陛下不除他，那怨恨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刘濞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用以蛊惑人心……”

“放肆。”景帝实在听不下去了，但袁盎还没完没了，虽马上伏地跪下，但嘴上不停。

“陛下，虽然就是杀了晁错也未必能平息**，但至少可以使诸王宗室中骑墙观望者安定啊，心怀不满者出一口怨气，可以收回**多半人的心呢。”

“退下！”景帝大怒，自己走了。

“陛下，陛下，陛下……”袁盎不想放弃。

朝议，太后出席，但没有晁错，景帝黯然问道：“晁错大夫今天没有来啊？”

“奉太后之命，今天不宣晁大夫到廷！”有人回答。

“今天朝议，太后也驾临了，现在的局势是很紧张，如何才能稳住大局，稳定人心，今天可以再议一下。”景帝心情沉重。

“陛下，下臣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拟联名参奏，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祖制，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乱，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致使宗庙倾覆。”

“依汉律，擅变乱祖制者，罪诛九族，臣叩请陛下明断、革除晁错御史大夫职爵，下廷尉署依律审断，丞相陶青，廷尉张欧、中尉陈嘉谨奏。”张欧*先上奏要杀了晁错。

景帝拿着呈上来的奏折，一动不动，他太难决断了，良久低头不语。但是，太后却没有迟疑，她站了起来，对满朝文武，宣布了她的决定，“皇上准奏。”

景帝没有说什么，可能，他也只能接受这样的决定。

御史大夫晁错，以朝服被腰斩，文帝时代，青年**家贾谊的青春夭折与景帝时代晁错这位杰出**家的蒙冤而死，成为文景时代，两大***的**悲剧。

变革要下险胜的棋局，有勇更要有谋

晁错死得冤枉，错在哪里？我们先单*说说晁错的问题，然后从先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

正如景帝自己所说：晁错啊，晁错，你的名字里面为什么就偏偏有一个错字呢？其实，他本身没有错。在剧中，晁错本是一位杰出的**家，对朝廷忠心耿耿。只是，在削藩之事上，他激起了众怒，才招来*后的杀身之祸。

我们看袁盎怎么说：

“眼前的一切祸乱，都是晁错一手造成的。”

他把七王之乱的罪责，全都推到了晁错一个人的身上。

“晁错依仗陛下的信任，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擅乱祖制，任用酷吏，罗织冤案。实际是借削藩扩大自己的势力，其用心不轨，与商鞅、李斯如出一辙啊，陛下。**嚣嚣，皆为晁错，举国无人不谓其可杀。而陛下不除他，那怨恨都集中在陛下一个人身上啊，所以，刘濞才有了起兵谋反的理由，所以他才提出了清君侧的口号，用以蛊惑人心……”

变革，要在组织和成员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进行，晁错很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作为**家，他却没有**家的头脑。对于削藩，晁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操之过急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只考虑到了该不该做，却没有考虑到能不能做。正如袁盎所言：

“诸王宗室尾大不掉，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啊，*顽疾，需用缓药，急则必崩。”

晁错却用了猛药，把朝廷，更把自己逼上绝路。

在苏东坡**的《晁错论》里，谈到了反和乱是一个国家*难对付的难题：“**之患，*不可为者，名为*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难以预测，危机潜伏。如果静观其变，却又害怕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为时已晚，局面无可收拾。如果强行解决，却又“**狃于*平之安而不吾信”，不能得信于民。这种两难的事情，“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是那种急于求成的人所不能胜任的。晁错，错在忠而不明，错在勇而不明。

从晁错的悲剧，我们再来看变革的问题。

变革要动别人的奶酪，审时又要度势

无论是个体或者群体，其生存的基础都在于“平衡”，不平衡则会有乱。所以当组织在不平衡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办法使其趋于平衡。对于一个组织而言，趋于平衡的变革，不可避免要重新进行利益分配。所以，一定会削弱某些个体的力量，就像我们前面情节中反映的那样，藩王尾大不掉，威胁朝廷，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削弱藩王的力量。在现代企业，变革你可能会动了员工的奶酪，同样你可能会动了某一位或者一部分高管的奶酪。

但是，在现代的社会制度之下，每个人都会努力去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必然，这会形成一股阻碍变革的力量。晁错下削藩之令，从权力、势力范围限制各藩，必然会招来不满，当这种不满汇集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抗力量，于是，吴、楚带头**了，还打着“清君侧的口号”。

七王叛乱，晁错的急功近利是直接原因。其实早在汉文帝时代，晁错就曾向文帝上书削藩，完了还说“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对于晁错的急于削藩，文帝却做了巧妙回答：“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使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也就是说，作为建议，没有什么狂妄不狂妄的；作为决策，却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文帝的理念值得现代企业家借鉴。

变革要拆别人的房舍，有法还要有度

变革，是要打破原来的局限，建立新的秩序。这如同拆掉别人的房屋重新建立新的。如此，在原来结构下的“居民”当然不能容忍你的“胡来”。张欧怎么参晁错：“御史大夫晁错，辜负天子信任，把持朝政，乱国体以谋私利，肆意更乱祖制，擅自削藩之令，引起诸王祸乱，搅扰海内不安，实为罪魁祸*，致使宗庙倾覆。”说晁错乱改前朝制度，才导致了七王之乱，是使国家患难的罪魁祸*。对于晁错，对于改革者，这种组织和制度会给他带来多少压力？

我们再看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在**方面他大刀阔斧。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新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结果弄得那些利益的既得者对其恨之入骨，秦惠王即位后，商鞅立马就被人报复。*后以谋逆罪被捉拿之并惨遭车裂。所以，变革，要在组织的承受能力之内，和组织能够匹配。要有适当的力度把握，也要有可行的步骤和流程。

变革要改别人的习惯，攻心重于攻城

在晁错的那个组织里，势力庞大的诸王各自称霸一方，有的已经习惯于接近甚至超过皇帝的生活水准和行为习惯，变革则将改变其已经习惯了的一切。所以，对于晁错的削藩之令极为不满，恨之入骨。

对于突如其来的变革，会有许多来自于文化、习惯等各方面的隐性阻力。如果说原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个人和个人、个人与原组织之间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那么，我们所实施的变革，就意味着改变别人已经形成的关系和行为方式，改变别人已经成熟的默契，因这种改变产生的不满情绪而带来的无形阻力，原因是复杂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疗病入膏肓的患者，需要更高的医术一样。在变革中的**者，需要洞悉人性人心，思想变革先于组织变革。景帝是个善于反思的人，正是吸取了七王之乱的惨痛教训，在后来的一系列变革中如财政、军事、外交、吏制方面的改革，才做到了张弛有道，兴废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