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富士康来说,2010年5月将是值得记入商业史册的日子。多年来高速成长的代工航母,在后工业时代终于集中地**出其脆弱的一面。当《中国经营报》记者试图通过各种渠道对富士康进行“穿刺检查”,努力寻求各个事件的真相时,遇到了*大的困难。在这样一个“有序的世界”里,一切看似简单,却含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编者的话:
别让“习惯性”成为常态
2010年5月26日晚,富士康一名男性员工坠楼**;
5月27日早,一名女性员工坠楼重伤,正在*救中;
悲剧不断上演……
而在这些频频被刷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面对逝去的生命,我们应该如何以对?
5月26日,在深圳龙华厂,富士康科技集团总裁郭台铭*度公开面对数百家媒体。当着千余人,他深深三鞠躬,“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不过,郭台铭亦称,其中很多轻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感情等原因,与员工的个性及情绪有密切关系,而与集团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压力关联不大。
有人认为,是代工模式瓶颈和成本压力导致了富士康目前的困局;有人认为,是制度执行有余关怀教导不足,导致了富士康员工选择以这种**方式进行表达;还有人认为,是*大型企业管理机制不能有效传导,使得上下级管理脱节进而产生了误解和伤害……
但无论如何,对于企业与社会来讲如何阻止悲剧再发生已经是迫在眉睫。
在这里我们想问问富士康,除了对园区的硬软改善外,是否实现了对企业内核管理的改变,以及对员工形成真实关切?
想问问社会,是否应该从**、政策层面,给予积极的引导和救助,以防止目前的“习惯性”**表达成为常态?
有观点认为,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型企业,是比大陆代工型企业先进5~10年的企业。那么,深入研究富士康的管理和困局,也是在帮助行业中更多企业找到现实发展的良性路径。
2010年4月5日、2010年4月12日、2010年4月26日、2010年5月3日、2010年5月17日,《中国经营报》在连续五期对富士康坠楼事件进行追踪报道后,从本期开始,我们更加关注生命和企业社会化边界的问题。
2010年5月25日,在中国经营报社六层会议室,来自企业界、学术界、管理界的相关人士齐聚一堂,大家希望为这家***大的,超过80万员工的代工企业,寻找现实的可解决路径。
现在,我们更需要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面对社会和**的质询。希望有更多人伸出援助之手,来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2010年5月26日,深圳龙华富士康南大门前,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热闹。来自全国及海外近200名媒体记者,在这里聚合,参加富士康企业史上*大规模的媒体开放日活动。
11时许,四辆大巴满载着记者驶入富士康龙华厂区的一栋主板生产车间。在考察完毕后,记者们又被带到富士康新装修竣工的员工关爱中心。在一间多媒体放映室,郭台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在近一个小时的新闻发布会中,郭台铭面对来自全国及海外的近200名记者,神色紧张。悲剧不能再上演!但事实却让他更加无力。
“**”的管理 **的表达
“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
如果“跳楼”也算是一种“表达”的话,那么它的倾诉对象是谁呢?是自己工作的单位——如今已经被“N连跳”折腾得狼狈不堪的富士康?还是自己所在的城市——这个既浮华绚丽又苍白陌生的地方?抑或是自己的梦——那个被现实完全摧毁的童话世界?这种**的“表达”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截止到2010年5月28日零时,百度一下“富士康”,可以找到相关网页约25600000篇。本期专题,《中国经营报》请来社会各界关注“富士康事件”的专家,力图从更深层面找到一些答案。
深圳市工会已就员工跳楼事件介入调查,调研员工坠楼事件是否与企业管理、劳动权益等问题有直接关系。日前,《中国经营报》记者走进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科技园时看到,厂区里穿梭着免费的巴士和电瓶车,园区内棕榈树环绕,藤椅上都支起了遮阳伞,环境怡人。所有的员工宿舍都安装了空调,大部分房间均有独立的卫生间和洗漱间。
尽管富士康频繁出现坠楼事件,但是并没有减少打工者想进入富士康的热情,在他们眼中,富士康依然是深圳较好的企业之一:薪水不低而且从不拖欠工资。
所谓企业的“社会化”,并非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生产、经营和决策,恰恰相反,企业社会化是企业作为“社会公民”角色的凸显。
众所周知,在丰田等日本企业,几乎所有员工一辈子只为一家企业工作,企业往往就是员工的“家”,是员工生命中所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过去我国很多国企,如燕山石化、大庆油田等因国家产业布局而发展集聚起来的企业,其周边众多系统亦是完全的小“社会”。亦因此,国企才有所谓主业、辅业之称。
现在看来,企业办“社会”的辅业发展,并非全是弊端,在解决员工融入社会和企业的现实困难、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方面,企业适度的“社会化”有着良好表现。
在富士康轻生的员工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全部都是工作在一线的17~23岁之间的年轻人。《富士康的成长与管理模式》的报告中说:“富士康的经验表明它的管理是能够带来效率的。但是,在员工构成不断变化的今天,这种管理模式遭遇了挑战。很重要的原因是员工的诉求与企业的管理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现在表现为一个企业与一个阶层的矛盾。”
“一个企业”自然是指富士康,“一个阶层”则是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数十万名普通工人。目前,富士康生产线的普通员工75%以上是“80后”,甚至是年龄更小的“90后”。而这样的员工主体对富士康过于强调军事化和执行效率的管理模式提出了重大“挑战”。
5月26日,郭台铭在深圳龙华富士康厂区接受了记者采访。尽管这次采访因为记者人数过多导致秩序较乱,但《中国经营报》记者仍捕捉到了关键的信息:
记者:富士康今年以来发生了多连跳,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台铭:这与很多人天生的个性与基因有关系,或者是跟他的感情因素有关系,我们可以看到11个人里面,9个人是6个月以内进来的员工,像11跳的那个,他进来才40几天,我早上也看到这个遗书了。
我们在一年多前就筹备建立关爱中心,很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建立这个系统,让每个员工都可以报案,我们会通过关爱中心员工的心声。如果是主管对他不好,如果他感觉到生活有压力,他家庭的问题,恋爱的问题,。我们现在什么问题都要管。
思考
“一位成功的CEO,必定也是一个优秀的演员。”这是郭台铭在2002年10月上海高盛科技论坛演讲中博得的赞誉。
彼时,演讲中的郭台铭说,为了让来宾吃得下饭,自己把100多页的投影片缩至8页,不过“页数减少但品质不变”。
为力证所言不虚,郭台铭从口袋里掏出富士康制造的摩托罗拉*薄款手机,重重地在地上连摔3次。台下惊愕不已,郭却招呼在座的好友——思科中国总裁杜家滨给他拨电话。当摔在地上的手机铃声响起,郭台铭露出了骄傲的笑容和眼神。
2010年5月26日,郭台铭公开接受数百家媒体采访。当着千余人深深三鞠躬,表示“我除了道歉还是道歉,除了痛惜还是痛惜”,郭台铭称,其中很多员工轻生的原因在于经济、感情等原因,与员工的个性及情绪有密切关系。还称,与集团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压力关联不大。
富士康“N连跳”带给人们的似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悲怆,在悲怆背后,更多人开始理性分析“连环跳”背后的真正成因,以及可资解决的方案。
5月25日,曾经为富士康投资的城市做过战略咨询,并多次考察这家企业的王志纲策划工作室北京战略中心总经理任国刚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富士康*先是一家*型企业,在这家企业身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问题,相反,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发展脱节背后,社会结构问题对社会型企业所做出的要求。”
“而富士康如何适应这一环境要求做出改变,将直关富士康的未来命运。”
富士康员工的“N连跳”,没有放缓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布局大陆3C渠道的脚步。
2010年5月20日,**第三大批发零售集团麦德龙在上海宣布,在中国推出消费电子零售卖场“万得城”零售品牌,并计划2010年10月在上海开出*家门店。而它的合作伙伴,恰是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富士康。代工行业急速缩水的利润率,让郭台铭不得不加快转型的速度。
《中国经营报》记者获悉,在郭台铭“打通*后一公里”渠道计划中,“万得城”项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另外还有欲开10000家门店的“万马奔腾”计划、进入超商的“店中店”计划,以及自己的IT商场计划,这些实体项目将与其电子商务项目相配合,志在覆盖大陆一级城市至六级的流通网络。
追问富士康
中国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都在发生*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物质财富的大量涌流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需求越来越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农村的发展和变化速度总体上相对滞后于城市,无论是经济水平和社会价值观都是如此。因此,刚从生活节奏相对较慢的农村,进入更为开放、讲求速度、注重效率的大城市,对个人的适应性是一个很大挑战。特别是进入像富士康这样的*型企业,“渺小”的个人面对等级森严、科层复杂的企业组织“庞然大物”,心理上难免形成*大的压抑感。
近来连续发生在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不幸事件令全国人民心痛不已,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如此轻易地飘然逝去,促使社会各界必须进行认真反思。这究竟是一家企业内部管理问题?还是一个群体的心理问题?抑或是教育的问题?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如果此类事件发生在人们所称的“血汗工厂”或许能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可当人们试图证明富士康就是个“血汗工厂”时,却又感到如此乏力。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除了一般劳动密集性企业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外,这里的劳动管理、福利待遇、软硬件设施明显优于很多同类型企业。如这里从不拖欠工资,加班必有加班费,还有年终奖、持续服务奖等。集团为员工提供免费食宿,有风扇、热水、饮水机、免费洗衣等。还有职工培训、图书室、游泳池等文体设备,还经常组织文体活动。如果说企业与职工缺少沟通也不尽然,富士康也曾为困难职工组织募捐;由于职工的需求不一,企业曾多次为给饭卡还是给现金进行调整。因此,悲剧发生的企业固然有责任,但如果仅仅归咎于企业内部原因则可能是一个死结。
当一个民族试图回避矛盾的时候,它一定会被事实教训得头破血流。富士康的跳楼案,就是一例。
关于富士康案,现在迷雾重重,完全是一场表演秀。有说是“80后”、“90后”心理脆弱的,有说是没有超过平均**比例的,还有说是应该加强心理干预的。*后一种说法*为有趣,因为有人跳了楼,心理医生有了更大的应用空间,大概还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不过假如一个拿着富士康950元基本工资的员工与心理医生进行了谈话,而后下个月还是面对950元工资,心理再次“脆弱”了,该怎么办?每个月都谈一次?或者每周都谈一次?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富士康跳楼**的年轻人又接连增加了两个。这些天来,媒体刷新“××跳”的速度似乎已跟不上死神的脚步。
在媒体“××跳”长长的名单里,他们不少人甚至没有具体的名字。但他们共同的一点是,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生活在*底层的人。
深圳市**认定富士康的管理文化“使负面问题叠加”。郭台铭认为自己的“管理没有问题”。显然,这种争论都没有意义。真正的反省应该把事件镶嵌到深层的社会大脉络中去,并在其中寻找自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