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盐风：风险社会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日本地震引发了核污染威胁，同时也引发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购相关商品的闹剧，中国人自讽自嘲“盐荒子孙”的段子还没销声匿迹，美国人*购碘化钾、韩国人囤积紫菜海带和方便面的消息又接踵而至。显然，中国学者不能再用“素质低下”或者“从众心理强烈”等不着四六的原因来解释同胞行为及其“怪诞”了。

核污染不比其他威胁，开始看不见、摸不着，等到看见摸着就来不及了，所以，民众小小惊慌一下，虽然对市场供应和公共秩序有那么些冲击，但也在情理之中。值得注意的倒是，在现代社会充满风险的环境中，把生活中发生的类似惊慌事件仅仅归结为国民素质，很有可能导致对公共管理应有的准备掉以轻心：看不见社会风险本身*大的威胁，忽视了公共政策和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却指望依靠把握不定、难以下手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来减少风险事件的损失和伤害。

各国民众的*购行为被媒体抨击为“非理性”，话没说错，家里放那么多盐，准备核污染持续多少年？靠碘盐中的碘来抗辐射，用量之大恐怕足够把人给腌了。但放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上看，那些凭道听途说就跟风而行的民众，又是**理性的，他们的行为反映了个人在面对社会风险，凭一己之力又不可能抵御或逃避情况下几近本能的应对逻辑。

要个人不惊慌，必须让个人有所依归，树立个人坚定的信念：自己不需努力，也有人或机构会安排周到，百无一失。*近有朋友谈到，国外的一些民众只关心自己生活，对国家和社会上不少重大事件既不关心也没有感觉，不像中国人那样事事关心、时时敏感，因为在国外选举是件大事，选谁代表你、你把选择权和决定权让渡给了谁，余下时间里，就应该他来帮你打理。

实际上，在成熟的现代西方社会，国家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决策的专业层次越来越高，决策及其执行可能带来的正负效应越来越大，而个人参与的可能性却越来越小，因此个人把自己交托给公共机构越来越成为生活趋势和心理走向。在这种情况下，突然遇到灾难发生，国民自然相信以公共机构的力量，以已有的决策和预案，以社会高度格式化的应对方式，足以处置这一危机。这次地震中日本国民的处变不惊，得到世界广泛赞誉，其背后的逻辑大致就是这样的。

无需否认，日本民族确有自己的文化特性，这放大了他们同其他国家民众在相似场合下表现的不同，但在任何一个公共*理有效的社会里，观察者都可以看到相似的行为表现及背后相似的逻辑。如果救灾现场还靠弹压来维持秩序，那首先不是国民素质有问题，而是有效*理的不存在。

然而，享受着国民高度信任的公共机构，在现实生活中并不一定能对得起国民的信任，这未必是公共机构无效或者官员无能，而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达，社会组织的紧密，个人在格式化生存方式中养成的高度依赖，使得当今社会成为了一个真正高风险社会：我们能想像钱庄时代，一把算盘坏了，掌柜就宣布暂停营业？但今天电脑死机、网络堵塞、电网故障，甚至关键人员不在场，都可能让银行当下束手无策。高度技术化的设备，高度组织化的社会，高度格式化的人类生存，不但让风险高度集聚无处不在，而且风险一旦发生，无论个人还是公共机构都会出现“头脑一片空白”。日本政府这次面对核泄漏表现的“反应迟钝”甚至引起国际社会怀疑――到底是紧急关头的“头脑空白”，还是核电站里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机密？

然而，不管公共机构出于什么原因“头脑空白”，从*初的“头脑空白”状态醒过来的个人，一旦感觉到公共机构的“头脑空白”或者察觉到公共机构的举止失当，就会很自然地启动自己的“应对策略”，在个人能力范围内，根据*少的信息，采取行动。无论买食品如盐、碘化钾、紫菜，还是口罩等防护用品，都是个人力所能及的一点准备，如果不将自发逃离也算在内的话。

事实上，这样的准备与其说是出于实际需要，毋宁说是出于心理宣泄：在依赖公共安排已成习惯的背景下，突然需要自己判断和处置风险，个人平时再有理性和知识，都可能克制不了地想做些什么。这里的关键不是做“什么”，而是“做”什么，不做不足以安定自己，做什么反倒无足轻重。所以，那么多的人才会做出那么怪诞的举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家完全可以把一个人*购碘盐的数量用作衡量此人有待宣泄的心理焦虑水平的指示器：买的盐越多，焦虑水平越高，买什么越不重要，而买本身越重要。买盐具有这样的功能，买碘化钾和紫菜海带，同样如此。反过来，如果公共机构希望国民在类似场合不要惊慌失措，那么真正需要做的不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的“提高国民素质”，而是找到和解决个人何以不安心，何以焦虑，何以焦虑到要借买盐来宣泄的公共管理原因。

当然，我们不排除中国人买盐中可能有浙江游资的精心策划，先买盐业股票，然后炒作盐荒，声东击西，大发“灾难财”。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告诉公共管理者，人类的理性包括各色人等的自利自保决策一旦同灾难共振，可能大大加剧灾难的危情。如何做好风险社会中的公共管理特别是危机管理，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的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