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的现实逻辑

嘉宾：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副院长暨**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陈卫星教授：

**传播的现实逻辑

陈卫星：今天我们是在生态文明会议的大框架下，在风景和气候都温和的贵阳讨论跟生态文明有区别的一个主题。因为生态文明也是一种政策，但是跟我们讨论的**传播可能不一样，因为**传播可能一开始就是**，就是传统问题上的**。因为这个学科，*早应该是美国人创立的，在50年代。实际上是冷战之后的产物，是跟当时五角大楼资助的美国各地区的研究，争夺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阵地，以及支持美国人的各种代言中的意识形态斗争策略等形成的争论**的学科。后来这个问题就**化了，后来的发展传播学也从这里面出来。到70年代拉美国家的学者提出的文化主义，这个问题超出了发达国家的学科发展，成为****文化层面上的一种博弈。直到八十年代冷战结束之后，又换了一个新话题，叫“**化”。我们讨论中国的**传播能力，是在中国卷入**化之后，这么多年来讨论这个问题。中国在**化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在跟世界各国、各地的消费者带来大量产品、消费品的同时，我们还缺少一种有影响力的话语，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提供一种可以跟他们生活价值观相平行的价值观念体系，或者说一种有诱惑力的东西。在这样的背景下，怎么样让中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理解到，中国十多亿人的发展，本身是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砝码。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这么一个大背景，这个大背景可能又回到历史。这会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要提出，强化中国**传播能力的问题。一开始我们知道**传播，是跟资本主义的**扩张相平行的思路，是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中，通过对工业化的手段进行开发构成的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有一种看法认为是从地理大发现之后开始的，因为当时的西班牙、葡萄牙都到西方去传教，不光有思想的渗透，这是残酷的殖民主义，不光是从领土资源，包括人的思想自由也被笼罩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看法是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手段多多少少都带有信息特征，比如电报、电话、电缆，以及当时市场扩张需要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信息手段，邮政制度、**电波频率的分配，发展到后来的无线电传输，当然也包括经济、股票、市场信息。这个过程到了二十世纪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二十世纪有两次世界大战，所以二十世纪的一大半时间是战争与革命，这样就把**传播很快转向了摆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压迫的国家和民族所进行**博弈的手段，这一直伴随到冷战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多的时候达到40个，这在冷战结束以后逐渐产生了变化。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到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1982年把对外政策路线，就定义为和平与发展，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不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信息传播技术给世界的发展带来了质变。这个时候市场经济的扩张，不光是原材料销售，或者说市场倾销，而是出现了资本流动速度的权威带动力的问题，金融资本主义和货币资本主义虽然出现在二十世纪早期，但是之所以成为**经济的龙头，是借助了**同步的远程数据传播手段才得以完成，但是近两年却带来了我们经受的风暴和灾难。这个时候，发达国家已经从工业化转向后工业化时代，在民族、国家之间进行竞争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指标，就不再是硬件产品，比如铁路的长度，或者钢铁的产量。八十年代之后的后工业化时代，是软件信息能力的竞争指标时代，是象征产品的竞争时代。象征产品的竞争，比如这个时候西方国家跟中国引导的新的竞争指标，就是品牌，这是属于现代企业的传播制度，通过品牌来制造产品的信任感、权威性，来进行市场的垄断。

软件信息产品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引导性，这就提出了一个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权力需要产生力量，是要产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说服力、影响力，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不仅仅是渠道问题。当然，今天很多嘉宾都讲了渠道问题，包括刚才所讲的借船出海，中国观点，海外发言等等。还提到在内容、价值方面进行比较，进行讨论，然后进行选择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有多种内涵。首先我们可以考虑到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所西方的巨大能量跟经济同步，产生的社会结构性的大变化，由不断增长的工业生产能力，很多工业产品中国是**排名第一或者前三位，按照*新的统计数据中国已经是能源进口需求量*大的国家。因为改革开放，搞工业化，必然要产生社会分化，只不过中国由于是经济改革比较突出，社会的两极分化也显得比较突出，同时也还潜伏着一个生态危机，这就隐藏了90年代中国社科院提出的问题“社会成本”，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经济改革、社会重组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信用体系面临考验、面临挑战的大问题。当然，中国的崛起，现在已经不谈，但是事实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是产生了**化的效果。刚才郭教授讲到的《经济学家》这样一分高端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杂志，对中国的报道如此之多，是说明这个现象的一个参数。经济权力和**权力的转化可以体现在这些大问题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是世界体系的反叛者，到回归**社会，成为**社会体系的参与者，慢慢制度的创立者。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地位和**资源，包括八十年代初期以世界银行为主的**组织和发达国家参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很多事情。在某些方面影响了后来中国的经济生产和管理技术的进步。但是中国经济权力的增长跟**权力的增长是不同步的，虽然有这么大的产能和外贸输出，但是没有达到一个让人心悦诚服，心甘情愿接受的地步，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对中国制度不信任的原因，或者说是**竞争利益相关者至今的敌视，或者说是误读等等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说又回到了传播学的一个简单问题，就是在70年代以前，人们对大众传播的印象是媒介对人可以产生什么效果，但是70年代之后，这个理论根据社会现实的变化发生了变化，就是人对媒介做什么。实际上，从英国著名的一个学者提出的减法理论来看，就是说人对信息的接受过程有三种态度：一是全盘接收；一是部分接收，部分反对；一是全盘抵制的态度。人都是在信息过程中选择自己所希望、所信任、所信仰的信息。这个原因，我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很多杂音、噪音，中国威胁论等。发展中国家进入自由市场竞争后，所产生出来的竞争能力使得一部分有竞争能力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对发达国家带来了恐慌。当然，这个恐慌很简单，就是说原来的社会福利制度受到了挑战，当然也是经济**化之后的洗牌效果，这种优越感的身份遭到了威胁。这是一种身份危机，很自然的会产生出恐慌和误读。同时，经济**化竞争有一个核心，是西方国家现在仍然紧紧拽在手里的大棒“知识产权”，是目前生产力体系中的核心。一是知识产权，一是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所主导的世界价值体系，也继续在**没有丧失主导权，具有垄断性。这里面涉及到中国或者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力所表达的价值和**关系的问题，中国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开明。

我们需要考虑到**传播的成效问题，要形成规则，制度合作。传播足迹包括跨过组织、国家行为体系、非国家行为体系。比如在贵阳的生态文明会议，就有政府、房地产公司、气象学会、联合国组织、社团等等，包括我们在内的社会人士身份的人参与，这样通过建立规则，或者说参与规则的修订，在制度合作中怎么样降低损耗，降低误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身份转换，需要提升号召力。

*后是政策营销。从发展中国家到负责任国家的身份转换，中国不管是作为领导者，都需要定义自己的身份，来实现科学发展观形势下的各种合作，要承担很多**义务。这样才能在**制度和**文化中扮演积极角色，成为参与***理当中的一个重要力量。这种重要力量落实在**传播能力上，要考虑到信息传播的编辑成本。一个有效的信息，信息转化率怎么样转化成为动力，杠杆和标准，完成文化认同、**认同，重组社会资本，使得社会内部的活力与和谐成为有机统一，奠定发展的传播内涵。

我认为，如果我们的传播能够满足国内发展的需求，那么我们的**传播能力也一定是可靠的、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立场、知识系统表达出来，才能够享有应有的地位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