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谈中日农民工:不只是经济成长主力军

2011-08-05来源 : 互联网

中新网10月26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26日刊出专访文章,专访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福岛淑彦教授。福岛淑彦表示,“农民工”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都是中日两国在农业化国家转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农民工”给一个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还有对法律建设、城市管理、个**益进步方面的促进。

文章摘编如下:

“‘农民工’的问题,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新兴国家的问题,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经济发达过程中都要遇上的问题。与日本的‘农民工’问题相比,中国社会的‘农民工’问题不仅出现得比较晚,也有自己的特性。把日中两国不同时期的‘农民工’问题做一个比较,我认为中国可以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未来这个问题的一些解决方向。”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学术院公共经营研究科福岛淑彦教授在接受《日本新华侨报》专访时这样说。

“农民工”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

《日本新华侨报》: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日本出现过“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而中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也出现了“农民工”这个社会群体。对于中日两国在不同时期出现的同一社会群体――“农民工”,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福岛淑彦:我认为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或者说是农业国家转化成为工业国家、新兴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都会出现的社会群体。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模式。

从总体背景上看,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大城市里面会产生很多新的产业,诞生很多新的企业,原有的劳动力结构无法继续适应,劳动力数量也无法满足,就势必出现从农村涌向城市的大量劳动力,构成新的劳动力的经济。

中国大陆的“农民工”比日本晚出现了将近30年,但今年中国的GDP将要超过日本,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农民工”的作用。当年,日本如果没有“农民工”,也就不会有经济高速成长,或者可以这样说,“农民工”才是经济高速成长的“主力军”。因此,对他们**不能忽视,他们给一个国家带来的变化,从*终来看,也**不是单纯的经济上量的变化。这也是我关注“农民工”以及由此带来的雇用问题的原因之一。

中日“农民工”有三处不同

《日本新华侨报》:如果把中日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农民工”进行一下比较,您认为他们有什么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呢?

福岛淑彦:从大的方面讲,中日“农民工”的出现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日本出现“农民工”的背景是战后复兴的需求,中国出现“农民工”的背景是改革开放后发展的要求。同时,两国“农民工”的出现,都是在农业化国家转向工业化国家的过程中出现的。这应该都是他们的相同之处。

说到不同之处,日本的“农民工”相对来说,接受教育的水平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中国的“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文化水准比较低,甚至有不少文盲。作为城市产业经济发展*低条件的劳动力应该是识字。一旦发生了什么问题,既无章可寻,也没有在纸面上留下什么依据以及证据,从而带来很多困难和麻烦。

另外,从户籍制度上看,日本是自由迁徙的,“农民工”可以自由地选择。这种自由让其随着在居住地的登记而成为当地的居民,可以**并且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而中国的“农民工”现在虽然人身上可以自由迁徙了,但“户籍”则是不能迁徙的,不仅地域上不能改变,身份上也不能改变,“农业户口”就是“农业户口”。

还有一点,日本当年的“农民工”大都是由企业下乡,直接从农村召集来的。这样,他们形成了一个集体,采取的是集体行动。他们离开村庄的时候,村庄里常常是全村行动,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壮行会”。他们进入城市以后,也由招聘的企业负责衣食住行。而中国的许多“农民工”是靠乡亲、朋友之间相互介绍进入城市的,这样,他们有些人进入城市以后,并不能立即找到工作,只好在城市内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工作,比如说擦鞋子、摆摊。结果是城市里面聚集了这么多的“农民工候补军”,当城市一旦急需劳动力的时候,不用到外地招聘就可以自动汇聚起来。

至少,我认为这三点是日中两国“农民工”的不同吧。

“农民工”的贡献**不仅仅在经济上

《日本新华侨报》:在日本经济高度发展过程中,“农民工”肯定是作出*大的贡献。但是,“农民工”是否也曾成为过社会焦点问题或者社会矛盾的热点呢?日本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福岛淑彦: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日本,城市里面劳资纷争也是相当多的,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企业可以轻易地开除劳动者,如果再需要劳动力,就去另外招聘。劳动者的权益基本上没有**。后来,在劳资双方的斗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而且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完善,从而使得企业和资本家不能轻易开除劳动者。

即使到了现在,日本企业也是很难解雇员工的。企业如果以员工生产效率太低、工作效率太低将其解雇,给他办理了正式手续,闹到法庭上以后,企业也会把官司输掉的。尽管企业可能有道理,但因为企业是强势,被解雇者是弱势,法律是要保护弱势的。在这方面,日本的法律有的时候显得过于“温情”,甚至“不讲理”。

刚才我说过,“农民工”给一个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其实还有对法律建设、城市管理、个**益进步方面的促进。至少在日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农民工”,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完善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的出现。

必须考虑未来农村劳动力问题

《日本新华侨报》:“农民工”问题肯定会留下一些后遗症的。您认为日本的“农民工”问题是否留下了什么问题呢?中国应该从中参照一些什么?

福岛淑彦:日本“农民工”留下的*大社会问题就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过去,是日本的“农民工”进城,现在是日本农忙的时候需要“城市工”,他们到城市里面来召集“临时工”,结果还常常找不到,就把眼睛转向外国人劳动者。

如今,日本又正在进入“高龄少子化”时代,今后农业劳动力的问题会日益凸现出来。这个问题不解决,未来日本的粮食自给率还会降低。所以,中国应该提前做好政策准备,安排好未来农村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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