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身边的经济学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刘易斯提出，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A 饭店：一个服务员招呼六七桌客人

“本饭店急招服务员，男女不限，待遇从优……”10月8日，记者在省城桃园路、双塔西街、并州路等部分路段走访发现，多家中小型餐馆门外都贴着类似的招聘启事，招聘大多集中在服务员、传菜工、配菜工、洗碗工等岗位。“店门口落地玻璃上的招聘启事贴了整整一个夏天了，可就是招不到合适的服务员，怎么就连个咨询的人都没有呢？”省城桃园四巷日昌餐厅的武**搞不明白，即使开出了千元月薪，但应聘者却****，服务员难招成了武**的头痛事。和武**一样，省城多数中小型餐饮饭店都面临着用工难的窘境。

临近中午，记者在这家餐厅看到，餐厅一楼的8张餐台有7**本坐满了客人，1个服务员“马不停蹄”地来回穿梭，忙得不可开交，仅有的一名传菜工要给楼上的服务员送菜，顾不上招呼一楼的服务员。一楼客人点的菜品装盘后，传菜工在厨房门口吆喝一声，服务员要自己去厨房取菜。武**介绍，他的这间小餐馆约有300平方米，大小18张餐台，至少还需要三名服务员。暑期过后，两个临时打工的学生返校，就明显感觉到人手不够，现在实在忙不过来就让家人全来帮忙。“可这也不是**的办法啊，按说服务员待遇也不算太低，包吃包住每周轮休，一般服务员月薪可以拿到1000元左右，还有酒水的提成和少量的浮动奖金，可就是招不来合适的员工。”武**很是怀念五六年前开店的日子，招聘启事头**贴出去，第二天就能招到人，还有余地可以挑一挑。“一过了年就是这种情况了，原先有4名服务员，但年后就有两个没再来。虽然也有来咨询的，但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现在还是这么凑合着。”在青年路一家饭店，记者了解到，该饭店招服务员的底薪是月薪900元。今年刚满20岁、在该店当洗碗工一年多的春梅告诉记者，她已经是店里的“老”员工了，本来她准备中秋节前就要回清徐老家的，但因为店里实在招不上人，她就一直等着。她说：“**希望我能等新人来了再走，但家里人还催着我回老家找工作，我现在是两头急。”“往年也招人难，但不像现在这样难。”很多餐馆**告诉记者。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服务员的工资是年年涨，这两年来加工资的频率和幅度都比以前高了。但相比而言，进入门槛较低的餐饮行业，只是这些进城年轻人的**份工作，跳槽的现象很普遍。多家餐馆**表示，现在招服务员都没法提要求，等服务员成为熟手，外形条件好一些的就会立刻跳到大饭店工作，自己的饭店就像“带薪培训基地”。

B 家政服务：明里暗里都涨价

“找保姆难，找好保姆更难，找个能伺候病人的好保姆更是难上加难。”昨天，寻找住家保姆已经好几个月的刘女士无奈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家住省城迎泽区刘女士的母亲去年中风卧病在床，自母亲生病以来，家里保姆换了不下10个，时间*短的只呆了**就走了。这段时间，刘女士不停地奔波在老家、家政公司和劳务市场之间，现在刘女士出到了2300元的月薪仍没雇到合适的人，而这几乎赶上了刘女士上班的工资。“刚走的保姆工资是2000元，现在加了300元还是没人愿意干。”刘女士无奈地表示，许多保姆一听是要照顾瘫痪在床的病人，给多少*都不愿意来。

和刘女士的烦恼一样，刚刚装修完房子的蔡先生想找个家政公司将新家彻底打扫一下，打电话咨询了几家公司，得到的答复都是，100平米左右的新房“开荒”价格要在300元左右。蔡先生清楚地记得，2008年这套房子从上一个租客手中拿回时，请家政公司打扫一遍的费用是180元，短短两年时间，这类服务提价幅度超过50%。

除此之外，钟点工的费用今年也涨了，记者日前致电太原利静家政和百帮家政公司，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钟点工人的工时费从去年的12元已经涨至目前的15元，而且只负责做饭、保洁，不包括擦玻璃等危险工作，即便是这样，家政工人流失现象也很严重。”家住云路街的梁女士，她的房子是200多平方米的复式结构，从2004年搬入新家就开始请钟点工打扫卫生了，经历了钟点工服务从8元、10元、12元到15元的几波涨价，“我们家彻底打扫一次得花上六七个小时，现在15元的收费标准尚可接受，如果再涨下去，就有点吃不消了。”梁女士说，现在她已经开始尝试自己动手打扫卫生。

C 家装行业：好工人高薪难求

市民刘女士*近打算装修新房，在咨询了几位去年刚刚装修过的同事后，她前往装修公司了解行情。没想到仅过了一年，她已经没法再按同事们的价格签下合同了。“几个公司看下来，工人的报价*少的也多了近千元。早知道涨价这么多就提前签合同了。”刘女士懊恼地说。

而市民孟女士在装修时也遇到一件头疼事，瓷砖商家指定的安装师傅迟迟不能上门铺贴，把预约安装的时间从8月底拖到了9月中旬。商家解释是由于安装工人太少，客户又太多，需要排号。孟女士要么继续等，要么由商家出*让她自己雇工人安装。孟女士去建材市场转了一圈才发现，一个好的安装工十分难找。“有经验的师傅都被瓷砖商聘走了，多花*师傅也没时间做。街头‘游击队’我们又不敢用，怕技术不过关。”无奈孟女士只好选择继续等待施工方的安排。“单是排号时间长也就罢了，花费也多了不少。”工程结束后孟女士仔细算了算，不到20平米的厨房和卫生间的铺砖人工费就花了1000多元，而同样的工程量放在去年大概七八百元就能搞定。“现在一个铺砖的泥瓦工人的工*起码要120元**，熟练的则要150元甚至更多。”代理多个品牌的瓷砖铺贴工程的成建中告诉记者，他手下有支十多人的泥瓦工队伍，旺季*忙的时候，十多名工人要同时被派去七八处工地施工。成建中的手机目前24小时开机等着招人，不过令他失望的是，近两个月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人，熟练工有限，愿意下苦力学技术的年轻人又少，他的施工队一直处于满负荷运转的状态。

与按日结算的小工相比，对技术要求更高的技工薪酬上涨更多。某品牌木门的安装师乔师傅现在每安装一套门能够赚150元，而在去年这个价格为120元。“即便给高薪也难请到像这样手艺好的工人。”乔师傅的**赵先生说，好技工不仅经销商高薪争抢，业主也是不惜多花*指明要求高水平的技工安装。一个技工从生手到熟手的学习、训练过程很长，当中还有不少放弃的、改行的，高水平技工比大学生还难找。

D 用工缺口巨大 刘易斯拐点到来？

太原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服务业人员难招的情况近年来十分突出。去年全年，宾馆服务员、餐饮服务员、保洁、保安等人员，一直处于“*难招到人”排行榜前列。以餐饮业服务员为例，今年一季度，岗位登记需求为1592人，实际应聘人数只有226人，第二季度，岗位登记需求为1892人，实际应聘人数也只有286人。

用工从富余走向短缺，似乎正在印证经济学中的一个理论――“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内里的原因，或许一方面是由于城乡经济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是辛苦而又不具有稳定感和成长性的单纯性打工，已无法吸引年轻打工族的心。新生代外来务工人员生活观念的变化，正在导致城市许多行业的用工荒，除了餐饮业，在酒店、家政，建筑、维修、快递等行业，也都有同样的现象存在。

对此，山西财经大学科研处杨俊青教授分析，现在农村条件好起来了，父母不愿放孩子到城里来端盘子，到太原来打工的也属于只是来见见世面。而用工企业多年形成的“大棒式”的管理模式，也使得农村青年劳力越来越多地选择“主动失业”，这就出现了一边是服务行业用工荒、劳动力价格攀升，另一边是大量青年劳力找不到工作靠父母养活的奇特现象。

当用工难成为普遍现象，国内众多经济学家为刘易斯拐点有没有来到争执不休时，专门研究管理学和经济学的杨俊青教授认为，刘易斯拐点还未来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远未到已经枯竭的程度。与父辈们不同，当前社会的新生劳动力――80后或90后都受过教育，对于那些在他们眼里缺乏前途、赚*不多、或者得不到尊重、条件艰苦的职业，他们选择了主动放弃，这也与城市中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生存压力息息相关。

杨俊青教授说，服务业用工难只是表象，它背后的东西更值得关注――签合同、涨工资、买保险、解决子女入托入学、方便医疗……或许我们需要做更多，增强务工者对这个城市的认同，来面对已经到来或是即将到来的“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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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研究认为，日本、台湾、韩国经济相继于上世纪60年代、60年代后半期至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出现刘易斯拐点。

日本：

1960-1961年间，日本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逆转，供求关系的变化加速了工资的上涨。日本产业总体工资上升率1955-1960年间平均为5.6%，1960-1965年间则达10.4%。从1955年至1965年，日本产业总体工资几乎翻了一番。在城市化方面，日本1960年的城市化水平约为63%。

1959年日本推出*低工资法；1960年开始推行全覆盖式的社会保障政策，实现全民医疗保险和全民年金保障；为扶持弱势企业设立农业基本法和中小企业基本法；1963年，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推出以重化工业为发展方向的产业调整政策；企业逐渐开始实行年功序列制，以防止熟练工人的跳槽，并于1970年开始推行职业训练基本计划。

台湾：

在1967年之前，台湾企业的招聘人数小于劳动者的应聘人数；此后，这一现象发生逆转，全社会出现招聘人数超过应聘人数。台湾经济也由此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开始转为供不应求。工资方面，在上世纪60年代后半期之前，台湾农业部门日雇用劳动者的工资基本保持平稳的上升态势；之后，农业部门日雇用劳动者的工资上升速度开始加快。此时，台湾的城市化率约为62%。

面对劳动力相对不足的局面，台湾当局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推行技术创新政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大对外，尤其是对大陆的投资力度；治理通货膨胀；提高人口素质，以质量代替数量。

韩国：

上世纪80年代初，韩国开始出现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局面。与此相对应，自1982年后，韩国制造业工资开始出现大幅增长。特别是在1986-1990年的5年间，其制造业工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1%。在城市化方面，韩国在1980年的城镇人口比例约为57%，之后迅速超过60%。80年代，韩国政府针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及国内经济变动的新形势，提出“稳定、效率、均衡”的发展方针，力求在结构调整中求发展。

从80年代末开始，韩国政府将“科技立国”方针作为重点。在1981-1987年的全斗焕任总统时期，韩国进入工业化成熟期，在1985年之后开始逐步推行此前已经进行立法的全民医疗保险、国民年金和*低工资制等三项措施，注重社会保障体系的全面建设。

本报记者 高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