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汇率问题的美国国家观及其狭隘性

中美汇率和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汇率一样，只是双边贸易后反映在货币市场上的币值比兑问题。中美汇率成为“问题”，主要来源于美国人站在自己国家的单边利益――美国人的国家观――角度来思考问题。

美国诺奖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自己矛盾观点的解释

长期以来，美国人有一个假设，**化和自由贸易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这种假设还有一个**经济学前提，那就是，**化和自由必须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否则，再好的理论证明也是枉然。

能为上述假设和假设前提提供*好注脚的不是美国国会中长期通过丑化中国来获取个人**收益的**议员舒默，不是在国会作证中声称对人民币升值太慢表达不满的财长盖特纳，也不是频频敦促人民币升值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而是被美国人奉为经济学家之经济学家的，在美国历史上**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

2003年12月，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威廉姆?巴耐特采访萨缪尔森时，问了一个令他尴尬的问题。这位昔日的学生问道：“我们如何把您的斯托尔帕―萨缪尔森研究和后来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研究与您现在对**化的反对联系起来？”上述两个模型是将要素价格和比较收益理论结合起来倡导**化贸易的基础理论之一，但到了21世纪初，萨缪尔森反对**化的态度日益强烈起来。

萨缪尔森的回答一点也不尴尬：“贸易可以替代从穷国到富国的大量移民，这是已经确认的了。美国劳动力失去了依先进制造技术和资本而来的传统垄断地位……我在诺贝尔颁奖典礼的小型演讲会上指出，在贸易活动中，当穷国获得原来属于富国的比较优势后，富国将会产生净损失，而富国在此前却享受着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自由贸易没有必要对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有利。”萨缪尔森的回答一语道破了天机：自由贸易为美国人带来好处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对所有地方的人都有利。

美国制造业协会、国会议员和**官员的观点

相对于萨缪尔森**裸的直率，美国制造业协会、国会议员和**官员的观点更雷人。在2010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拟通过对低估本币汇率国家征收特别关税的《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之前，美国制造业协会认为中国在操纵汇率。美国是世界核心货币国家，中国货币甚至连可**兑换都没有达到，谈何操纵，到什么市场上去操纵。如果操纵的话，美国操纵汇率的市场成本可能仅仅只有中国的零头。纽约州参议员舒默在中国公布7月份贸易顺差数据后发表声明称：“这些数据表明，如果不给中国施加压力，它结束操纵汇率的动力是多么微乎其微。”

基于上述法案的可能**压力，美国财政部长多次表示对人民币升值进展不满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连续两次呼吁人民币升值。美国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壮派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说，人民币币值低估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美国彼得森**经济研究所所长弗莱德?伯格斯坦认为，货币操纵使人民币币值贸易加权贬值25%，相对美元贬值40%。

在这里，为什么美国人不谈自己仅仅贸易部分产品，而保留另外对中国具有绝对贸易比较优势的高科技产品，放弃这种显而易见的贸易收益，而收获**军事战略收益？美国人光明磊落吗？起码，绝大多数人没有萨缪尔森式的磊落，虽然萨氏站在美国人单边利益之上。小结下来，萨缪尔森虽然是错的，但中国问题汇率大合唱的绝大多数人是不道德的，许多政客在对话立场上既想要道德制高点又想要利益制高点的做法是邪恶的。总体看来，美国人必须得重塑自己的贸易道德观。

美国中美汇率问题国家观的错误在于其**经济学分析的狭隘性

事实上，美国对华逆差扩大与美国通过**途径干预自由贸易，尤其是干预贸易产品品种构成有脱不开的干系。受冷战思维影响，美国在产品贸易中只允许贸易日用及相关类制造品，而高科技产品、创新产品、专利产品以及与军工相关的敏感类民用产品，美国严格限制对华出口。这种政策导向的部分产品贸易怎么能达到贸易的均衡呢？美国人自己的政策贡献了贸易失衡的因子：用自己的比较劣势要素――劳动价格高昂――生产来同中国具有同类比较优势的要素生产来贸易，其结果当然是入超。

长期维持上述政策，累积的巨量入超当然是美国在日用品消费上获得巨额福利――消费者净得。很多时候中国人用几亿条裤子才能换取一架波音飞机就是这种贸易政策的绝妙佐证：高新技术和敏感技术保护下的一架飞机制造过程能为美国人提供多大的就业空间呢？消费品净得当然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贸易，但美国恰好在这些领域拒绝贸易，既害人又害己。当比较优势产业成长潜力受到限制，传统贸易反映在币值上的变化就成了关注的焦点。汇率问题成了上述错误产业政策的替罪羊，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叫就特拉姆。

汇率问题是贸易的结果而不是贸易的起点。要求从结果上而不是从原因上解决问题从来就不是**经济学上的途径：因为对方在欺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