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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人才是深圳发展*关键的两个因素。**实行社会招聘制,使深圳得到了人才的“**桶金”。南方日报记者鲁力翻拍
发展经济离不开人才支持。然而,建市初期的深圳,人才极度匮乏,**、事业单位和企业加起来,干部尚不到6000人,**人才竟只有两个,都是中级职称。
1981年,在当时全国还是难以动摇的“人才单位所有制”局面下,深圳被“逼”着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促进人力资源市场配置。先后**在国内实行社会招聘制、竞争上岗、合同用工等,*开劳动力商品化的先河。
“政策和人才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关键的两个因素。”已72岁高龄的原深圳市人事局局长蔡云九回忆30年来深圳在人事改革上的突破与贡献时如是说。蔡云九认为,多年来,深圳人才需求根据产业发展而决定,随着深圳进入第三次产业转型期,深圳对***的人才需求不断加强。
20年前,内地一大型国有企业员工蒋旭利用假期随出差的丈夫到深圳旅游,没想到随手翻了翻报纸,却看到了深圳市**届人才交流招聘会在寰宇大厦举行的消息,让她觉得非常新奇。“我**次听到‘招聘’这个词,内地从来没看到过这种形式,也从没想过,自己还可以选择单位,心里充满了好奇,就想去看看。”
蒋旭说,因为很多单位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既避免了求职者到处奔波找单位,又可以把用人单位集中进行比较,择优投简历,信息量很大,也非常省力。当晚,她便手写了一份自己的简历,决定第二天去玩玩,顺便对特区的企业进行一个了解。
“去了之后,**感觉就是‘热闹’。到处都摆着桌子,每个桌子都是一个企业,后面的墙上贴着单位的介绍和用人的需求。人比较多,但还没达到现在‘水泄不通’的情况。”蒋旭说,自己先把整层楼都看了一遍,先选定行业和专业,然后确定了赛格电子工程公司。投完简历后,时间已近中午,蒋旭便开始跟招聘的单位了解深圳的发展情况,也介绍了自己的工作经历。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得知这个岗位的月薪有1000多元,非常兴奋。因为,当时在内地一个月才100多元,干一个月相当于干八九个月。”蒋旭很幸运,当时这家公司只招2个人,她的简历在30多个人里脱颖而出,第二天便被通知去面试,3天后便被正式录用,随后,她回内地办了停薪留职手续,迅速融入激情四射的深圳。
深圳建市初期,**、事业单位和企业加起来,干部尚不到6000人,**人才少得可怜,只有两个。而且都是中级职称的,就是现在的工程师、农艺师。建立特区,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所以只能主动出击,**在全国实行社会招聘。叶挺将军的儿子、航天工业部**工程师叶华明等人都是在那时被招来深圳的。
1979年,深圳是宝安县的一个镇。1980年建市初期,人口也只有33.3万人,当时**、事业单位和企业加起来,干部大概不到6000人,**人才更是少得可怜,只有两个。而所谓的“**人才”是指中级职称的工程师和农艺师。
“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特区,没有人才是不行的。”蔡云九说,尽管自己当时还未调入深圳,但一直任职于国家人事局,对当时深圳的情况也比较清楚。他回忆说,人才问题让深圳人伤透了脑筋,实在是“急得没有办法,就求助于内地”。
1981年,深圳决定主动出击,“走出去”招聘,向全国各地要人。当时,“招聘”一词还是深圳从香港学习来的“舶来品”,这对于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干部一般都通过调配、安置、指令安排的全国各内地城市,十分新鲜,深圳在人事制度的探索上成了“**个吃螃蟹”的人。
然而,招聘初期也遇到阻力。由于全国上下都处于刚刚复兴,竭力发展的时期,内地人对深圳所知甚少,其他单位也不是很愿意轻易地将人才转手给深圳。“当时全国人事还是以分配为主,人人有固定的岗位。人才基本上属于‘单位所有制’,即你在我这里工作,到底是让你走还是不让你走,由组织说了算,个人是不能自由流动的。”蔡云九说,社会招聘的做法并非和哪个单位都讲得通。
为了能顺利招到人才,求贤若渴的深圳向中央申报情况,并获得了中央组织部支持特区到各地招聘的通行证。有了这个“尚方宝剑”,1982年,深圳兵分三路开赴北京、上海、天津招聘时遇到的阻力明显减少,不过,应聘者仍是看热闹、打听信息的人多,真正决心要来的人少。但随着深圳知名度的不断扩大,这些问题也迎刃而解,深圳外出招聘的城市范围也从京、津、沪扩大到了沈阳、长春、西安、武汉等地。
“当时招聘团每到一处,都要在报纸,电台以及各个单位设点宣传,同时开出了较高的工资条件。”蔡云九说自己当时在国家人事局每个月收入是62元,而深圳职工的平均工资已是82元,再过两年更是超过110元。“行政指导”加上吸引人的工资条件,通过自愿报名和组织推荐两个基本途径,深圳终于挖到了人才的“**桶金”。
“包括后来的市计划局局长,组织部副部长,以及叶挺将军的儿子叶华明等人都在那个时候来到了深圳的。”蔡云九说,当时深圳各路人才都缺。先来的干部又介绍了新一批干部前来深圳,湖北二汽等一些企业则纷纷带了项目和资金到深圳投资,办事业,又使得一批国内人才落户深圳……如同滚雪球一般,主动来深建设的人才越来越多。
上世纪90年代初,“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使外出招聘已不再必要。但人才调配的计划指标和企业真实需要的人才构成之间又出现了严重矛盾。其中,以人才流动问题*为突出。一方面,对外地来深的人才要想办法让其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对已流入深圳,有工作但学非所用的,也要给其提供一个兼容的平台。全国*个人才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深圳已渐显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形态,“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使得外出招聘已不再必要。但处在飞速发展时期的深圳,给予计划调配的人才数额却没有随着经济一同上涨,反而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控制政策。
“人事口每年准允调配的名额只有7000人,再加上组织部、劳动局以及公安局各口的计划调动人数,一年也只有几万人。‘老少边穷’地区的人因为国家政策无法调至深圳。对调动者的要求也有所提高,不像改革开放初期。”蔡云九说,这时候有了硬性规定―――中级职称45岁以下,**职称50岁以下才准许调动。而从人事口看,7000多人的指标里,如深圳机场等新建或重点发展的单位又有政策上的倾斜,其他单位的人才需要不免要“被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