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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创开出医改好方子
****改制医院26年破解看病难
本报讯今年是新医改第二年。自1984年国家***起草*个医改文件起，“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老病根。然而，武汉有家医院，26年没要国家一分钱，却让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1984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武汉市第一商业局撤销，下属武汉市商业职工医院失去财政拨款，成为****因改制而“断奶”的国有医院。
商职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实力不算强，技术不算顶尖。为求活路，不得不向病人“要饭吃”。它要破解的是自己如何活下来，却在26年中创下多个“全国第一”，意外破解了看病难。
“断奶”当年，困难企业职工就尝到了到商职看病的便宜。它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保险医疗”，企业职工每年交40元-60元，商职包干基本医疗。高峰时签约企业175家。
1996年，它最早推出“分娩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次年分娩人数2718人，一跃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并连续蝉联10年。
1997年，它最早推出“议价手术”，医患讨价还价确定手术价格；最早在40余个病种中实行“单病种封顶价”；最早对110多种检查费用优惠10%。当年门诊量超过40万人次，其中80%以上是工薪阶层和下岗职工。
为方便看病，1984年，它设立全国第一个门诊导医台。1996年，它最早在每个病区设立“病人库房”，外地病人可免费存放行李。1997年，它率先取消挂号，检查科室24小时开放，病人来了随时找医生看病。
沿着这条“低价加贴心”的道路，病人如潮般涌来。如今，商职日门诊量1200人次，住院量560余人，远远超出同级同类医院。
“谁让我治得起，我就找谁治。”昨日，在江西打工的武汉居民严飞从商职出院。半月前，他患胆囊炎需手术，辗转南昌和武汉多家大医院后，他选择了价格便宜2/3的商职。他说：“我也想用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请最好的医生，但我是个打工的，只有一万块钱，我要的只是安全的、基本的治疗。”
改制改出8个*创 断奶断出医改新方
商职医院“意外”破解看病难
记者 鲁珊 田巧萍 祁燕 彭学明
看病可以不贵
47岁的汉阳区下岗工人夏照堂，无医保，无固定收入，单身一人，不背房贷，不遇上学难，但在去年，他遭遇了一次看病的“过山车”。
2009年夏天，夏照堂右手臂意外受伤，上不起大医院，他在厂医务室草草包扎。半个月后，伤口溃烂感染。姐姐带着他，先后在本地一家部级大医院、一家市级三甲医院就诊。
医生诊断，桡动脉断裂发炎， 不及时治疗引起全身感染的话，命就没了。问及治疗费用，前者估算10万元，后者则估3万。夏照堂懵了。姐姐能资助他的，只有3000元。街坊介绍他去了武汉市商职医院。
接诊的徐峰医生告诉他，这个病有几种治法：一是在显微镜下把动脉和神经细细接好，再进行功能康复，右手完璧归赵，10万差不离。二是抗炎、手术接上血管，右手基本复原，3万打得住。三是只将桡动脉和周围神经两头扎起来，抗炎。右前臂不能完全伸直，但对功能影响不大，费用不会高。通俗地说，这是羊毛呢、精纺棉与粗布衣裳的区别。
夏照堂选择了“粗布衣裳”，他在商职住了12天院，花了2034元。
武汉市卫生局曾在市民中做过“看病难”的调查：一难难在“看不上病”，专家难找，一号难求。二难难在“看不起病”，有心无钱。
时任湖北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李述永2007年时评价，商职医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看病难。
1999年，全国涨了挂号费，商职却取消了挂号费。病人来了直接找医生看，只要医生不在手术，随时可看病。B超室、CT室等检查科室24小时开放，病人随时可做检查。
“低价”是商职26年来走出的路。在“议价手术”、“单病种封顶价”、“检查费用优惠10%”等价格组合拳后，商职单病种价格约为武汉平均水平的一半。
为何会是商职
华中重镇武汉，医疗技术雄厚，大医院云集。偏居汉口一隅的商职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成为武汉市医疗格局的另类，商职是一个“意外”。
时间回溯26年。1984年，全国有两件大事。一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二是***起草了医改文件，预热次年的医改启动。
这一年，商职医院的主管单位，武汉市第一商业局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撤销，财政拨款骤然停止。商职成为全国第一家因体制改革而断奶的国有医院。商职必须自己找饭吃。没有先行者，也没有同行者，商职医院自己的说法是，“像一个孤儿”。
原任武汉市服装公司经理的王际德，在这一年成为商职医院党委书记，并在这个位子上一坐26年。商人出身的王际德说，26年来，他只干了一件事，给医院找条活路。
论技术，大医院占有绝对优势，论地域，周边居民大多收入偏低。商职并没有任何显著优势。但是，是人都要看病。生个孩子几千块，治个感冒几百块，太不正常，医疗的垄断价格脱离了国情民情。王际德用商人眼光看到了治疗费用中的水分，也看到了商职的出路：就走平价路线――水挤干了，价就降了，病人多了，医院就活了。
1996年，商职在全国率先推出生孩子封顶价，顺产800元，剖宫产1900元，轰动一时。业界质疑，病人是货物吗？便宜有“好货”吗？
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这经过了精心测算。分娩的医疗技术成熟，几乎已是程式化作业，成本可以控制也可预测。
事实证明，病人乐于当这样的“货物”，商职医院在随后的10年中连续成为武汉市“接生状元”。
妇产科的尝试坚定了商职“薄利多医”的思路。至今，医院不但有40多个单病种实行“封顶价”，还推出了“医患协议价”，甚至“病人给价，量钱而医”。商职没想过创新，它只要活路。但这些议价方式，总能误打误撞为“全国第一”。1984年，商职推出企业“保险医疗”，领先后来全国各地广覆盖的医保制度二十年。“全国第一个单病种封顶价”、“****治疗费用打折”、“全国*个议价手术”……这些在业界掀起风暴：看病像买菜一样讨价还价，把生命置于何处？
病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一位青山来的婆婆，坐两小时公汽到商职，只为不收挂号费就能看上病。她说：“几块钱不是钱？赚钱容易吗？”商职的病人群体遍布全市，甚至省内偏远地区。商职很少做广告，它的传播方式，是病人口口相传。
这种局面连王际德都没有预料到。
事实上，商职医院不是体制改革的惟一产物。更大的社会背景是，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大批国有职工在转型中下岗，收入微薄，且失去了劳保医疗。农村病人更没有医疗保障。而在大医院，“点名手术”、“特需医疗”盛行，医药费用快速上涨，“看不起病”民怨沸腾。王际德的“粗布衣裳”，为自己保了温，也为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提供基本保暖。
医学就是人学
低价只是一个支点。
70岁的郑婆婆，就住在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医院的隔壁。半月前她胆道病复发，85岁的老伴陪着她，颤颤巍巍坐了一个多小时公汽到商职住院。郑家爹爹说，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我哪里都看过，这里最便宜。
武汉大学卫生经济学者王保真说，病人的医疗诉求是三位一体，一是技术需求，要有充分的技术支撑，保证治得好病。二是经济需求，视自身经济状况治得起病。三是情感需求，人在身体疾创时，更渴望维护尊严。
郑婆婆的病区主任陈志武笑言，这么多年，早习惯了一只眼睛看病，一只眼睛看人。既当医生，用技术治病，又当会计，帮病人算账。
这种习惯从何而来？妇产科主任徐山洪说，为什么替病人着想？病人不来，我们就活不下去，我们其实是替自己着想。妇产科停用过一种名为“卡贝”的药，这种预防产后出血的药，每支334元。徐山洪说，到我们这来生孩子的，没多少人预防得起。特殊体质的，医生盯紧一点就行，所以就停了。
王际德常说一句话，病人是人，医生也是人，只有解决了人的问题，其他问题才能解决。在16年的实践之后，2000年，商职完成股份合作制改造。医生们以国有身份置换成股东，不能分红，但医院成了“自己”的医院。
“医德”没有三令五申出现在文件上，却成为自然而然的事。
商职医院是全国第一家免费设立“病人库房”的医院。几年前，一个农村病人夫妻俩一起来看病，大包小包都是被子、大米、菜――连盒饭都舍不得买。院长傅久洲说，如果自己的父母这样去住院，哪个儿子不掉眼泪？虽然寸土寸金，医院还是开出一间大库房，专为外地病人放暂时用不着的东西。
有时住院病人多了，为了不让病人睡走廊，医生们常把值班的休息室腾出来，自己在办公室桌子上铺被子睡。医生们开玩笑说，哪有让爹妈睡走廊，儿子睡房间的。
敏感的药品回扣，在这里也不是顽症。很简单，无论议价还是封顶价，治疗总费用对病人是挑明了的，高回扣的药，价格就高，突破了总费用，还得医院和医生自己掏。所以医生大都“药效相同取其廉”，比如全院用得最多的青霉素，160万单位一支才0.81元，哪有什么回扣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