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产”是GDP下的蛋

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沉重的生活压力让中间阶层疲于应付，**着他们半生**，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同时，也迫使我们对这个“橄榄型”模型和“中产阶层”的概念本身，进行一番认真的打量和思考。倘若这个概念模式，在现实中原本就是一个“死循环”，我们却还寄望于为低层人群搭建向上流动的“梯子”，不就是更显得天真地可悲吗？亦如“被增长”和“被中产”的滑稽，我们还要在这样的漫漫长路中摸索多久呢？为了破解这个假设和疑惑，我们先来看几条相关时讯，然后再继续讨论。

****探访”中产“群体：都是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

据****2010年09月09日报道，保民生、促和谐，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作为中间阶层，中等收入群体本应是社会的稳定器。然而，畸高的房价**了很多人半生**，再加上“短腿”的社保、**度的工作、子女教育、户籍门槛……国内的所谓“中产”背负着种种生活压力。“房奴”、“车奴”、“卡奴”、“孩奴”……浸透着“中产”的苦恼与无奈，也使建立“橄榄型”社会显得长路漫漫。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触摸到部分“中产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编者

房子是一座山。

买了房子，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新买的轿车也不能开了。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变了模样。4月，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项目经理周猛实在受不了高房价的刺激，狠下心，花150万元在双桥附近买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为了这套房子，周猛不仅花光了自己和妻子的积蓄，还向亲朋好友借了20万元，从银行贷了100万元，“尽管每月有5000多元的贷款，但好歹算有个家了。”33岁的周猛毕业于南方某财经大学经济系，2003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两年后进入北京某风险投资公司，开始了新生活。然而，住在北京，房子是压在周猛肩头一座无法躲避的“大山”。

买了房，布置新家，原本还算轻松的生活，**变了模样：工资的一半交了房贷；由于离公司远、道路堵，一年前新买的“伊兰特”轿车不能开了，只能挤地铁――当然，这也能节省不少开销。买了房，暂时解决了居住问题，可新问题接踵而至：房子太小，将来生了孩子，保姆住哪儿？妻子是外地户口，生了孩子怎么落户？到哪里上学？这些事总是困扰着他。周猛想不通：从1999年参加工作，10多年过去了，“工资是10年前的近10倍，可生活为啥总是很紧张？”

“钟摆”式的日子。

185公里的距离，把家庭分成了两半。坐地铁、乘高铁、换出租……回一次家，要折腾4个小时。9月3日，又是周五。晚上19时20分，从上海开往常州的G7204次高铁准时进站，家住常州新区的上海某证券公司客户主管程跃强**个走下*车：明天是女儿10岁生日，他迫不及待要回家了。2002年，跃强离开常州的家，进入位于上海浦东的这家证券公司。8年来，上海―常州，185公里的距离，将他和家庭分成了两半。他就像一个钟摆，在两地之间来回摆动。到上海时，女儿刚两岁。转眼8年过去，却从未给女儿按时过一个生日、从未到学校参加一次家长会，跃强十分愧疚。

为了女儿，跃强也考虑把家搬到上海，“可这件事实在太复杂了！”

说到“中产”，跃强说，8年来，他从一名基层的客户经理晋升为客户部主管，年收入也从*初的四五万元上升到近30万元，再加上家里的两套房，单看收入，也许已经“中产”了。可这8年，除了周末回家，自己一直住在浦东一套出租房里，那只能算是一个“窝”。“如果一名‘中产’5/7时间是在‘窝’里度过，这样的‘中产’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真不好说呢！”

跃强说：“我有许多上海朋友，可据我观察，在上海有房子的不多，特别是这两年才上班的年轻人，单靠自己的**积累，根本无法应对这个房价高涨的世界！”

被**的青春。

一年中“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无休止的加班，让人疲惫不堪。

作为北京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艳承担着跨境诉讼等涉外商业纠纷业务，她戏称：“一年中有2个月住在飞机上，6个月住在宾馆里，在家里的时间不超过4个月。”王艳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华盛顿一家专门从事诉讼业务的事务所工作。2007年，同样留学美国的丈夫决定回国创业，于是举家返京。随后，王艳加盟这家律师事务所，从一名“美国律师”变为一名“中国律师”。良好的教育背景、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王艳俨然是标准的“中产”。可是，面对记者的提问，她忍不住笑了：

“我是中产？中产至少应该有一定的资产吧，可我现在连房子都没有，谈什么中产？”

王艳全家住在中关村，是一套租来的公寓：“只能算个居所，不是个家。”她承认收入不低，难啊！王艳说：“家庭的压力还能扛，工作上的压力扛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由于承担涉外诉讼，仅近几个月，她就连续去过纽约、悉尼、伦敦、法兰克福、迪拜等10多个国外城市，在不同国家的法庭上慷慨陈词，为客户争取权益。而在国内，早上飞上海，晚上回北京，更是家常便饭。除了紧锣密鼓的“空中飞人”节奏，事务所内的人际关系、业绩、竞争……更成为无法释怀的“苦经”。律师的工作相对*立，每个人都是*当一面，彼此之间没有太多交流。“每天傍晚，当我走出办公室，随着拥挤的人群穿过长安街、挤进国贸地铁站时，总是感到无比孤单。国贸周围灯红酒绿，可都与我无关。”

王艳在美国生活过10年，又频频在国内外大城市出差，每日都是埋头于枯燥的法律文案中，对于除此之外的世界，自认知之甚少。一次在北京聚会，同学好友议论着PRADA、GUCCI等**品牌。她疑惑地问：GUCCI是什么？是一个眼镜品牌吗？因为她只见过GUCCI的眼镜。好友大笑。王艳告诉记者，这是真事。

连年的辛苦让王艳疲惫不堪。一次参加聚会，一位年长的大姐说自己的儿子即将出国留学，并突然反问：你孩子在哪里上大学？这让王艳哭笑不得，也让她体味到了什么是**的青春。王艳说，美国肯定不回了。眼下的“苦日子”，还不知道要熬多久。

提前遭遇“中年危机”。

自己创办的小企业还是“社会关怀”盲区，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谈何容易！一次投资不准，就赔上了几年的利润。

“这就是我奋斗7年的收获之一。”近日，在北京马驹桥附近一家仓库，某文化信息传播公司总经理沈放盯着一堆堆崭新的书籍，自嘲般地对记者说。毕业于中文系的沈放有个梦想：自己办一家文化创意公司。7年前，他离开工作5年的**公务员岗位，走上了艰苦的创业路。

沈放说，做企业，难！难在不确定因素太多。社会风险大，经营风险更大。经过7年打拼，36岁的沈放自称提前遭遇“中年危机”：企业初具规模，维持下去，已经不易，想上水平、求突破，谈何容易！文化创意公司的淘汰率很高。经营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努力，更要有把握复杂关系的能力。7年来，沈放眼看着多家和自己同时起步的公司关闭、转行，甚至一些规模很大的公司也常因投资失误陷入困境。

如今，沈放住在京城北郊一套简单的两居室里，每天挤地铁到公司上班。他说，作为一家小企业的**，每一分生活成本都要自己承担：动辄数百万元的房子，上万元的医疗费用，就连上幼儿园也要交上几万元……赚来的辛苦钱在这些巨额花费面前简直是不堪一击。

谈及未来，沈放说：“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他觉得，像他这样“撑不死、饿不着”的小业主，还是“社会关怀”的盲区。沈放告诉记者，七八年下来，原先**机关的同事多已晋升为副处级以上，房子也调了几次，“他们有着牢靠的福利待遇，甚至单位还给职工的孩子开办了幼儿园。对生活的担心，他们肯定比我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