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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是*江晚报创刊第4个年头，总共只有四个版，就为北京亚运会留出了一个整版。本报当时还没有单*的体育部，一个体育组总共4个人，就有三员大将被派往前线。可以想见，这届亚运会在当时分量有多重。正因为*江晚报多年来在体育报道上的一贯注重，得以让我们今天轻易从身边就可以找到几位当年北京亚运的亲身参与者。曾经在全国体育新闻圈里大名鼎鼎的“乔纳舟”，当年是奔波在亚运各赛场的主力；1990年还在读大学的方时列，亚运会期间为各国记者服务，一不小心成了中国*早的那批体育赛事志愿者；就算当年因资历尚浅而**留守后方大本营的康凯，尽管人没有去北京，也对20年前的各种新闻“武器”记忆深刻。
我在前方
至今还闻得到
那场新闻大战的硝烟
20年前，作为《*江晚报》的特派记者，我有幸与两位年轻同志一起采访过北京亚运会。亚运结束后，我作为中国体育记者代表团成员访问泰国，泰国奥委会主席他威将军还说：你们办了一届这么出色的亚运会，8年后我们泰国举办第13届亚运会，这可给我们出了难题哩！
亚运会除了是运动员的竞技战场，还是媒体间的新闻战。所以体育界有一句名言，在举办重大的赛事活动时，接待好记者等于成功了一半。话虽说得**了些，却也不无道理。
大幕未开，**各大新闻单位早已“摩拳擦掌”，日本的《共同社》、《读卖新闻》，韩国和其他许多国外通讯社的负责人也纷纷来京，与有关方面商谈采访事宜，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香港霍英东先生的公子霍震霆则率领由20家新闻单位组成的代表团前来考察，台湾方面也一下子来了33名记者探路。
至于国内新闻界的准备工作更是热*朝天。这届亚运会6000多人参赛，中外记者倒来了4000多名，压力确实是够大的，毕竟1990年时我国改革开放才十来年。无论软件还是硬件，亚运会组织者都竭尽所能为记者们***好的工作条件。当时在北郊建设了一个初装容量8000门的程控电话局，以此为核心组成综合通信网，并为记者的工作间配备了多部国内、**直拨电话和电脑终端。这些通信设施如今看来近乎“小儿科”，但放在20年前已经很了不起了。
新闻大战确实是异乎寻常的激烈。我们住在离新闻中心不远的惠侨饭店，安装了一台直拨电话，租用了一台传真机，通信的条件是不错的；但是每天面对在56个场馆举行的42个比赛大项目，还有各种新闻发布会和联谊活动，三个人无论如何对付不过来。我们只能**抓住我国的一些优势项目和有我省运动员参赛的一些项目，同时绞尽脑汁，开辟*家的新渠道。我们通过在京的一些关系和老朋友，请他们提供新线索。比如，运动员住的亚运村，一般记者进不去，我们在国家体委的一位老朋友正好担任着亚运村副村长，就请他爆料，把村里每天发生的一些趣事告诉我们，于是一个非常别致的栏目《村公所记事》诞生了。
亚运会大幕落下的第二天，几乎所有的记者都在收拾行囊了，我们三个人却还在苦思冥索，怎样为这次采访画一个**的句号呢？开始我们写了一篇关于亚运比赛成绩的述评性通讯，初稿完成，一看，觉得太浅。于是又重新研究，*后决定着重写这届亚运会所表现出来的精神，这样才能完整地体现出亚运成功的根本。这就是后来获亚洲体育记者联盟表彰的《弦歌不辍唱大风》，虽然那天一直写到凌晨三点，但是我们在这场新闻大战中拔得了*后一筹。
乔纳舟
我在后方
冰冷的机器上，都是温暖的记忆
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留下记忆的往往都是物质。
22年前，我刚进报社时，记者出差要发篇稿子回来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当时晚报体育组有一台收录机，记者在外地打通办公室电话，编辑就按下收录机的录音键，那头记者把写成的稿子念一句，这头编辑就充当复读机，跟着大声重复一句；完事后再把磁带录音倒回去，一句句翻出来。传篇稿子花个把小时是很正常的事。
稍后，这台录音机换成了用小磁带的电话录音机，省去了一道工序 鹦鹉学舌，但是翻抄仍旧无法省略，所以那时候的编辑，一半干的是抄写匠的活。再后来，我们出差都带上了传真机，虽笨重，但已经是飞跃式的进步了。传真机箱子里有两样东西不能少，一是螺丝刀，二是电话线，一进旅馆房间，先找电话接线盒，拆开接线装传真机，搞得跟装窃听器一样。有些地方电话线是做死的，那就得换旅馆了。
1990年，乘北京亚运会和世界杯足球赛的东风，晚报体育组引进了一台当时很先进的捆绑式传真机，也就是不用拆线接线了，只要有部电话机，和传真机上的话筒一捆绑就可以传稿子，除了速度稍慢点，其他都方便了不少。
1990年，4岁的*江晚报还只有4个版，为报道亚运会，领导决定拿出1/4的版面 不带广告的一个整版，这个版的编辑任务就落到了我身上，而开幕后规模又时常扩大到两个版。当时体育组总共4个人，其他3位前辈都去了北京，我一人在后方称王称霸了。于是索性把钢丝床搬进了办公室，晚上编稿子，早晨去排字房改大样，一住十多天，反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那时候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拼块版面可不像现在坐在电脑前这么文雅，实在是件脏活累活，光看看那些排字工在一大排一大排的铅字架面前倒看着排字，就够你惊讶的了。还有手动“哐当”一声的出大样机器、拼版师傅“嵌条抽紧”的口头禅等等，都成了记忆碎片。后来去外地时看到一家报社把几十年来用过的老东西、老机器都收集起来，搞成了一个报史馆，心里便有所触动。机器是冰冷的，而记忆是温暖的。康凯
我在新闻中心
和大大小小格子打交道
1990年，我在上海体育学院上体育新闻专业，大二，远在北京的亚运会组委会里，可能有我们的人，所以竟然想起上海还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故而向我们招了招手。其实比我们更兴奋的是老师，我们班主任让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梦见我在亚运会工作》。这其实是个很后现代主义风格的题目，不过被我们班的同学糟蹋得不成样子，有个同学写了长长一篇，内容是梦到他当亚运男足决赛的球童，过于写实的风格遭到了老师的嘲讽。
军训结束后，一群被晒得黑不溜秋的年轻人就出发了。那可能是我史上*清瘦的时间段，所以当套上组委会发的蓝西装、灰裤子，我看着镜子里像伴郎一样的自己，认为还是不丢中国人脸的。
在亚组委新闻中心，我们的任务是把当天比赛的所有结果，打印出来以后，兵分三路：一路往新闻中心里的一个个格子间里送，那里是全世界大部分重要新闻媒体的工作间，什么美联社路透社，以及CNN、ABC，都在那儿；另一路把这些成绩单送到一个个更小的格子里，那里是按项目分的一个木格子墙；还有一路，就是在新闻中心里为记者服务，当然，顺便可以品尝免费的饮料，在电视墙前看免费赛事转播，以及其它开洋荤的事儿。
亚运会结束以后，新闻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在一个大会议厅里开了个总结会，在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几位大佬，我记得有国家体委新闻司副司长姓凌，以及新华社体育部主任姓章，这两人竟然哭了，其中的一位说“这可能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大的一件事了”，让我非常感动，甚至超过现今选秀中被淘汰选手开口说“一路走来”的时候。
陈奕迅的《十年》，经常在KTV里被幻想沧桑的小年轻们点唱，于是我也试图在本文中流露一点点沧桑的味道，可写着写着，我觉得我想起来的，都是那些美好而温暖的事情，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工作着，总是美好的吧？所以我要郑重声明一下：我们当时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从早上六点半起床，一直要做到深夜，我记得有一场羽毛球男双比赛，竟然打到凌晨一点，我们也就守着。
祝广州亚运会成功！二十年来中国人见的大世面多了，现在的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可能不像我当年那么兴奋吧？不过，应该会更自信些。
方时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