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经济一体化构想浮出 经济圈合作壁垒待破(2)

“虽然京津冀晋蒙经济圈概念肇始于‘八五’规划期间，但真正付诸实际却是从1992年开始。”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正方回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加快环渤海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区域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要建立环渤海区域协作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至此，****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对京津冀才开始有了新的定位：以*都为中枢，具有京津双核结构特征和较高区域和谐发展水平的新型**化大都市圈；以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基地为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基础产业、**制造业与服务业等完整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都市经济区；以技术、信息、金融、客货交流枢纽为依托，是我国北方地区*具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门户地区。

在新定位下，北京作为“国家*都、**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天津作为“**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两市优势互补、“共举**”；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浦东、深圳并列为***的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而从京津冀都市圈周边环境看，山西是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不但与京津冀都市圈有着历史和现实都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存在着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基础和潜在的*大共同利益。到了这一步，京津冀晋蒙经济圈终于正式形成。

产业差异化形成*大潜在利益

无利不起早，产业差异化形成的潜在利益是区域间进行合作的前提。

“京津冀晋蒙五省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有着*大的潜在利益。”在北京市政协委员、*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看来，国家对京津冀地区新的战略定位，已经向人们展示了京津冀都市圈未来整体发展的美好前景，再加上晋蒙的合作，将使华北大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完整，各省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位分工更合理、优势更突出。“但这一前景的实现要靠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发现华北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产业结构协同升级的潜在利益。”

以北京为例，这个区域内现代制造业的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以及管理中心，无论从何角度看，都是京津冀区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对接平台，占据产业链条的**，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将产业链条的终端和低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天津和河北等地，是其从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中*想得到的“潜在利益”；天津的优势在于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手段，完备的制造产业和制造业基础，处于产业链条的现代制造业生产环节；河北省在区域中具有明显的低价商务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基础制造业优势，在钢铁、医药、纺织等制造行业具有相当基础，但在产出上大都属于资源型初级加工的低附加值产品，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内蒙古占据产业链条的下端，山西作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有力地支援着京、津、唐、蒙等地的用电，*都北京四分之一的用电量靠山西供给。同时由于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过高，外部经济发生波动时，山西经济就会受到较大影响；内蒙古资源丰厚、土地富饶，作为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和矿产能源重地，对华北乃至全国提供基础性产业的支持。”*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表示，产业和功能的差异化有可能成为华北区域合作的基础和潜在利益基础。构建京津冀晋蒙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就可能实现五地融合、联动发展、错位竞争，互利共赢。

行政区划导致区域合作壁垒

“虽然京津冀晋蒙地区基本不存在商品流动的限制和贸易壁垒，但仍然存在着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的种种羁绊。”邹正方认为，尽管华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使京津冀晋蒙的联系更加便捷，华北地区产业分工不断深化，走向融合步伐加快，但按照华北地区大区域经济的新构想，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协同升级，且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政策一体化和生态一体化，仍存在着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由于此前行政区划观念过强，适应市场经济的京津冀晋蒙合作机制还未形成，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京津冀晋蒙各省市的行政意识远远强于市场意识。“**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较强和对企业干预程度过大，导致整个区域经济不仅具有浓厚政治经济色彩，还产生了超强的垄断特征，垄断阻滞了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产业链形成。”正因为如此，区域内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更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如区内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在过去都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钢铁、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目前又都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天津、秦皇岛、京唐港，加上正在兴建的曹妃甸，四大港口集中在半径不到200公里的范围内，其密集度世界少见。

同时跨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治理还缺乏有效协调，由于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匮乏并导致的环境污染，使重化工业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20多年来，区域内围绕水资源的竞争之势不断加剧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对于存在的问题，区域内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长期以来区域间的协调还仅限于学术讨论，缺乏高层协作机制，*终造成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邹正方感叹。

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聚集要有必要的企业生态环境支持，即需要一个区域内有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以及金融、信息、物流跨行业的支持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工业化水平很高的现代城市，已经形成一种上下游衔接、大小配套、结构合理、分工细致的大规模产业群。珠江三角洲的顺德、东莞等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核心城市广州、深圳有差距，但无断裂，大中小城市产业梯度合理，产业扩散与转移自然流畅，整个区域被经济链条拴在一起。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发育也很完善，苏锡常等中等城市依傍在上海的周边，为产业的梯次转移铺就了一条平缓自然的通道。而京津冀晋蒙地区京津两大城市双雄并立，周边能与京津两市产业衔接的中等城市数量很少，小型城市的产业水平低下，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格局。

破壁 金融危机下的新希望

此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向北方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转移速度。受成本逐渐提升的影响，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外资和私营企业纷纷向内陆迁移，这场经济危机来临后，国家也通过政策引导扶持内地承接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京津冀晋蒙区域被寄予厚望。如何借此机会有所突破，造就经济危机下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成为当前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的关键。

“京津冀晋蒙区域要摒除羁绊，产业结构必须协同升级。”文魁认为， 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要抹杀各个地区的发展个性与独特优势，而是强调各个地区形成各具优势和特色的产业。要鼓励京津冀晋蒙地区的差异化发展，把鼓励政策、限制政策和诱导政策结合起来，促进各个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错位发展的机制，形成既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又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

在京津冀晋蒙五地产业结构方面，北京高级化程度*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天津与山西类似，第二产业比重*大，均超过60%；河北省与内蒙古类似，第一产业比重分别占12.6%和11.7%，第三产业只有33.2%和33.3%。京津冀晋蒙五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已开始迈向后工业化，天津、山西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河北、内蒙古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五地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为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创新空间。

“京津冀晋蒙要想利用现有的梯度差异进行错位发展，*先要明确京津冀晋蒙地区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界定各区域的产业定位。”对于文魁的意见，邹正方也表示赞同。

应建立区域资源补偿机制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实现区域内成员间资源互补的*大化？

在京津冀晋蒙五地的经济关系中，京津两地的电子、汽车等类大型制造业企业影响力较大，产业链条长，零配件需要多，但是近年来这些企业将零配件的选购仍然主要放在南方省份，究其原因，主要是南方企业的交货快、价格低、市场反应快、零部件质量高。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企业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提高主动服务意识，降低服务价格，提高产品质量，遵守合同约定。只有提高配套服务能力，才能在配套服务的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从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和经济效益提高等综合因素出发，应考虑将京津两市能耗高、物耗多、水耗大的产业如钢铁、化工、纺织等类工业转移到原材料丰富和自净能力强的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地区，以促进这些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按照环境准入标准对产生环境污染的老旧工序与环节进行更新改造。

“整个京津冀晋蒙都应该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注重运用现代先进技术与实用技术，改造京津冀晋蒙地区能源、钢铁、建材、有色冶金、化工、电力等传统产业，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邹正方建议，应该充分利用京津高校优势，作为区域发展的“人才储备基地”。

而河北、内蒙古则应利用自身农业、畜牧业优势，建立面向京津市场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供应基地。要面向京津地区生产粮食、蔬菜、水果、肉类，为京津居民提供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为京津食品加工工业、餐饮业等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来源。要重视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奶瓶子的建设，促进生态农业、城郊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后，努力将山西和内蒙古建设成京津冀稳定的能源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