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经济一体化构想浮出 经济圈合作壁垒待破

商报讯正当东南沿海饱受**金融危机、需求不振带来的困扰时，“环渤海经济圈”、“京津冀都市圈”却逐渐显示出****的发展前景，华北经济一体化构想已初现雏形。

昨日，由京津冀晋蒙五省市政协联合发起的第二届京津冀晋蒙政协区域经济合作**在京举行，五省市政协委员、****从政协组织的视角，围绕“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并将于今日讨论并签署《京津冀晋蒙政协区域经济发展**共识》。共识将涵盖华北地区开展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和战略目标，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任务和实现途径等重要内容，一个华北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大区域经济新构想随之浮出水面。

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表示，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开始呈现多元化格局，华北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华北地区的竞争优势明显，通过充分发挥北京得天*厚的**文化、总部经济和天津滨海新区国家政策支持等优势，加上河北、山西、内蒙古优越的能源、矿产、生态农业等资源条件，五省市**有可能通过紧密合作，在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上造就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

华北经济圈合作壁垒待破

商报记者 齐琳 刘爽/文

京津冀晋蒙山水相连，血脉相通，地理上、历史上均是一体，堪称我国北部的地带。但是，几十年形成的行政区划，将京津冀晋蒙地区分割成了三个“片断”。“片断”之一的“京津冀”内，北京与天津仅相距137公里，呈现特有的“双子星座”态势。尽管五省市均有特长，产业差异化明显，但由于种种原因，过去长时间形成的区域合作瓶颈却是京津冀晋蒙五省市不得不面对的。

而今，受**金融危机影响，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外资和私营企业纷纷向内陆迁移，京津冀晋蒙区域被寄予厚望。如何借此机会有所突破，造就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成为当前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的关键。

本报专访五省市政协主席

阳安江：北京市政协主席

五省市能造就“第三增长极”

“北京本身具有得天*厚的优势，加上兄弟省市的政策、资源条件，我们**有可能造就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作为本届政协区域经济发展**的东道主代表，北京市政协主席阳安江对于五省市未来的合作更为有信心。

他强调，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中心开始呈现多元化格局，华北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华北地区的竞争优势明显，通过充分发挥北京得天*厚的**文化、总部经济和天津滨海新区国家政策支持等优势，加上河北、山西、内蒙古优越的能源、矿产、生态农业等资源条件，京津冀晋蒙**有可能通过紧密合作，在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兴产业的基础上，造就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

邢元敏：天津市政协主席

合作将推动环渤海发展

近年来，随着天津被列入我国重点规划区域，这个传统的北方港口城市重新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而它的发展对环渤海地区兄弟省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也日渐显现出来。天津市政协主席邢元敏的一番话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天津市今后将协办全球绿色经济峰会、第二届津台投资合作洽谈会、首届天津与**友好城市交流合作圆桌会议等活动，这对推动天津乃至环渤海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

他认为，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如何抓住环渤海地区各省市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这个宝贵契机，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新格局的形成，在互补互动中共进，在互惠互利中共赢，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和迫切解决的问题。

刘德旺：河北省政协主席

区域经济深层合作恰逢其时

“对于京津冀晋蒙来讲，产业转型升级中加强区域合作是应对危机的路径选择。”在谈到区域经济合作时，河北省政协主席刘德旺认为，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区域经济的深层次合作恰逢其时。

刘德旺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旅游业合作，今年3月，京津冀三省市推出了‘旅游一卡通’，以市场化方式整合旅游资源，以同城效应繁荣旅游市场，使京津冀旅游合作从纸上走到路上，成为三地相互协作、互利共赢的有效载体。”他表示，这就可以充分说明，在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无论是推进自主创新、实现技术跨越，无论是促进资源节约、加强环境保护，无论是优化产业布局、合理产业分工，京津冀晋蒙五省区市的利益共同点很多，合作的空间很大，合作的愿望很强烈。

薛延忠：山西省政协主席

合作将促进煤炭基地转型

“毫无疑问，与兄弟省市的合作，将促进我省由资源依赖型发展向创新驱动型发展转变，由规模数量型增长向集约效益型增长转变，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山西省政协主席薛延忠称。

薛延忠用“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16个字来形容京津冀晋蒙五省区市的合作基础，因为本届**关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题正符合山西省当前的经济发展。

山西既是煤炭资源大省，又是贫困面积大的欠发达省份。针对发展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山西提出了一系列转型的思路，争取实现由煤炭大省向新型能源和煤化工大省的跨越、由老工业基地向新型工业基地和精品原材料基地的跨越、由自然人文资源大省向经济强省和文化强省跨越。

陈光林：内蒙古自*区政协主席

五省区合作在内蒙古现成果

“在首届京津冀晋蒙区域经济**的推动下，天津海关与呼和浩特海关签订了《陆港过境业务便捷通关备忘录》，使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正式成为具备**海运港口功能和服务功能的无水港，对于发挥二连浩特口岸功能和促进内蒙古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内蒙古自*区政协主席陈光林表示。

本届**将焦点锁定在“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区域经济合作”这一主题，很符合当前的形势要求和经济发展需要。就内蒙古来说，产业转型升级是这些年来一直探讨、实践的问题，尽管危机使内蒙古自*区经济发展的脚步有所放缓，但得益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的应对措施，内蒙古在促进产业升级、承接先进生产力转移、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华北大区域 20年磨一剑

用20年磨一剑来形容京津冀晋蒙经济圈一点也不为过。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省深圳市开始从渔村变身为全国首个经济特区，从而带动珠三角经济区崛起，成为南沿海一颗明珠――当时的京津冀晋蒙经济圈仅是一个被经济界寄予厚望的概念；上世纪90年代，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中心的长三角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中的另一颗明珠――当时的大华北区域全面合作仅停留在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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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京津冀晋蒙经济圈概念肇始于‘八五’规划期间，但真正付诸实际却是从1992年开始。”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邹正方回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加快环渤海地区开发开放的战略要求；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强区域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国家“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明确，要建立环渤海区域协作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至此，中央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对京津冀才开始有了新的定位：以首都为中枢，具有京津双核结构特征和较高区域和谐发展水平的新型**化大都市圈；以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基地为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强，拥有基础产业、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等完整产业体系的现代化都市经济区；以技术、信息、金融、客货交流枢纽为依托，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具影响力和控制力的门户地区。

在新定位下，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天津作为“**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生态城市”，两市优势互补、“共举龙头”；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作为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浦东、深圳并列为国家级的区域增长极；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

而从京津冀都市圈周边环境看，山西是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内蒙古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不但与京津冀都市圈有着历史和现实都极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而且存在着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基础和潜在的巨大共同利益。到了这一步，京津冀晋蒙经济圈终于正式形成。

产业差异化形成巨大潜在利益

无利不起早，产业差异化形成的潜在利益是区域间进行合作的前提。

“京津冀晋蒙五省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利益。”在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文魁看来，国家对京津冀地区新的战略定位，已经向人们展示了京津冀都市圈未来整体发展的美好前景，再加上晋蒙的合作，将使华北大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更强、经济结构更完整，各省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定位分工更合理、优势更突出。“但这一前景的实现要靠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而创新的前提是发现华北地区经济合作、特别是产业结构协同升级的潜在利益。”

以北京为例，这个区域内现代制造业的研发中心、技术创新中心、营销中心以及管理中心，无论从何角度看，都是京津冀区域制造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对接平台，占据产业链条的高端，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将产业链条的终端和低端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天津和河北等地，是其从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中最想得到的“潜在利益”；天津的优势在于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和手段，完备的制造产业和制造业基础，处于产业链条的现代制造业生产环节；河北省在区域中具有明显的低价商务成本优势、廉价劳动力优势和基础制造业优势，在钢铁、医药、纺织等制造行业具有相当基础，但在产出上大都属于资源型初级加工的低附加值产品，处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到，山西、内蒙古占据产业链条的下端，山西作为全国的能源重化工基地，有力地支援着京、津、唐、蒙等地的用电，首都北京四分之一的用电量靠山西供给。同时由于能源原材料产业比重过高，外部经济发生波动时，山西经济就会受到较大影响；内蒙古资源丰厚、土地富饶，作为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和矿产能源重地，对华北乃至全国提供基础性产业的支持。”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表示，产业和功能的差异化有可能成为华北区域合作的基础和潜在利益基础。构建京津冀晋蒙新型产业分工格局，就可能实现五地融合、联动发展、错位竞争，互利共赢。

行政区划导致区域合作壁垒

“虽然京津冀晋蒙地区基本不存在商品流动的限制和贸易壁垒，但仍然存在着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的种种羁绊。”邹正方认为，尽管华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大规模的建设和发展，使京津冀晋蒙的联系更加便捷，华北地区产业分工不断深化，走向融合步伐加快，但按照华北地区大区域经济的新构想，真正实现产业结构协同升级，且在推进经济一体化的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政策一体化和生态一体化，仍存在着体制和机制的障碍。

由于此前行政区划观念过强，适应市场经济的京津冀晋蒙合作机制还未形成，在实际的合作过程中，京津冀晋蒙各省市的行政意识远远强于市场意识。“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较强和对企业干预程度过大，导致整个区域经济不仅具有浓厚**经济色彩，还产生了超强的垄断特征，垄断阻滞了按市场经济规律要求的产业链形成。”正因为如此，区域内不但没有形成统一的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服务市场，更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重复建设问题突出，如区内大部分省市自*区在过去都形成了自成体系的钢铁、化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汽车等传统行业，目前又都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天津、秦皇岛、京唐港，加上正在兴建的曹妃甸，四大港口集中在半径不到200公里的范围内，其密集度世界少见。

同时跨区域的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理还缺乏有效协调，由于北方地区的水资源匮乏并导致的环境污染，使重化工业发展与水资源短缺的矛盾日渐突出，20多年来，区域内围绕水资源的竞争之势不断加剧并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对于存在的问题，区域内并不是没有认识到，但长期以来区域间的协调还仅限于学术讨论，缺乏高层协作机制，最终造成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邹正方感叹。

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聚集要有必要的企业生态环境支持，即需要一个区域内有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以及金融、信息、物流跨行业的支持体系。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每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工业化水平很高的现代城市，已经形成一种上下游衔接、大小配套、结构合理、分工细致的大规模产业群。珠江三角洲的顺德、东莞等中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核心城市广州、深圳有差距，但无断裂，大中小城市产业梯度合理，产业扩散与转移自然流畅，整个区域被经济链条拴在一起。长江三角洲的城市群发育也很完善，苏锡常等中等城市依傍在上海的周边，为产业的梯次转移铺就了一条平缓自然的通道。而京津冀晋蒙地区京津两大城市双雄并立，周边能与京津两市产业衔接的中等城市数量很少，小型城市的产业水平低下，难以形成有效的分工格局。

破壁 金融危机下的新希望

此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向北方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转移速度。受成本逐渐提升的影响，珠三角、长三角众多的外资和私营企业纷纷向内陆迁移，这场经济危机来临后，国家也通过政策引导扶持内地承接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京津冀晋蒙区域被寄予厚望。如何借此机会有所突破，造就经济危机下支撑全国未来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三增长极，成为当前京津冀晋蒙区域合作的关键。

“京津冀晋蒙区域要摒除羁绊，产业结构必须协同升级。”文魁认为， 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要抹杀各个地区的发展个性与*特优势，而是强调各个地区形成各具优势和特色的产业。要鼓励京津冀晋蒙地区的差异化发展，把鼓励政策、限制政策和诱导政策结合起来，促进各个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错位发展的机制，形成既符合市场竞争规律又能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形成地区之间的合理分工。

在京津冀晋蒙五地产业结构方面，北京高级化程度最高，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天津与山西类似，第二产业比重最大，均超过60%；河北省与内蒙古类似，第一产业比重分别占12.6%和11.7%，第三产业只有33.2%和33.3%。京津冀晋蒙五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北京已开始迈向后工业化，天津、山西正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河北、内蒙古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五地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为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创新空间。

“京津冀晋蒙要想利用现有的梯度差异进行错位发展，首先要明确京津冀晋蒙地区产业发展的总体方向，界定各区域的产业定位。”对于文魁的意见，邹正方也表示赞同。

应建立区域资源补偿机制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如何实现区域内成员间资源互补的最大化？

在京津冀晋蒙五地的经济关系中，京津两地的电子、汽车等类大型制造业企业影响力较大，产业链条长，零配件需要多，但是近年来这些企业将零配件的选购仍然主要放在南方省份，究其原因，主要是南方企业的交货快、价格低、市场反应快、零部件质量高。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的企业要想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就必须提高主动服务意识，降低服务价格，提高产品质量，遵守合同约定。只有提高配套服务能力，才能在配套服务的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

从环境保护、资源有效利用和经济效益提高等综合因素出发，应考虑将京津两市能耗高、物耗多、水耗大的产业如钢铁、化工、纺织等类工业转移到原材料丰富和自净能力强的河北、山西和内蒙古地区，以促进这些地区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并按照环境准入标准对产生环境污染的老旧工序与环节进行更新改造。

“整个京津冀晋蒙都应该积极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注重运用现代先进技术与实用技术，改造京津冀晋蒙地区能源、钢铁、建材、有色冶金、化工、电力等传统产业，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邹正方建议，应该充分利用京津高校优势，作为区域发展的“人才储备基地”。

而河北、内蒙古则应利用自身农业、畜牧业优势，建立面向京津市场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供应基地。要面向京津地区生产粮食、蔬菜、水果、肉类，为京津居民提供不可缺少的生活必需品，为京津食品加工工业、餐饮业等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来源。要重视河北、山西和内蒙古米袋子、菜篮子、果盘子、奶瓶子的建设，促进生态农业、城郊农业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

最后，努力将山西和内蒙古建设成京津冀稳定的能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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