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与CPI挂钩 是市场办法不是行政手段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在15日举行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谈到眼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时做出了一个非常给力的发言。他说如果想要依靠消费来拉动经济的话，就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那么**条就应该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同步提高，工资要和CPI挂钩。他甚至还透露，已经有28个省市已经实行了*低工资和CPI挂钩的制度。 在谈到收入分配关系时，成思危表示，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强调效率，忽视了公平；现在讲公平的比较多，如果忽视效率就容易出现平均主义的现象，应该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成思危：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分配的比例不要再减少人民群众这一块。当然增加是更好的，但是不要减少人民群众的，这里也有一些观念问题，以前老是强调国家利益至上，这是对的。在分配问题上有的说法就是有的可能不是很合适。以前讲的只要国家富了，人民群众才可以富，小河没水大河也得干，所以民富国才可以强。国强民富是相辅相成，我们要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同步增长。我们工资要和CPI挂钩。当然现在有28个省市*低工资已经和CPI挂钩了。 此外成思危还提出了造成现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的一些机制性问题，强调二次分配时**要注意把资源用来扶持弱势群体。 成思危：现在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我发现沿海地区，有些农民工的工资600到800，十年没变，那他回老家也可以拿到这些*，他为什么这么远跑到沿海呢？这些都是基本制度性的安排，是一定要做的，当然还有辅助措施。比如提高低保**标准，提升系统消费。我们的贷款主要是贷给企业和**，个人贷款过去是10%，只有09年到了23%，国外都是60%到70%贷给个人。第二是完善社会**体系，让大家敢消费，第三提高适销对路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我们不能老靠汽车、住房拉动消费，要靠各种创新来提高。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对于进行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者的购买力，尤其是以民富带动国家进一步强盛的说法，多数**都表示赞同。但对工资与CPI挂钩的制度设计，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经济学家马光远提出了担忧。 马光远：CPI与工资挂钩总体来讲可以这么说，比如说作为社会的总工资作为社会的CPI的表现，我们通过工资与CPI之间的联动机制、增长机制，我们能够恒量工资的增长也能够恒量CPI的，我觉得总体可以，但是就每一个行业来讲，由于它的利润率不同，对CPI的表现也是不同的。比如有些行业可能是亏损的，但是有些行业本身利润率就很低。 通胀的情况下很多企业的利润是下降的，因为企业也在承受着通胀的这么一个税收，你让他再涨工资的话他就不干了，我觉得大的来讲很简单，但是要涉及到每一个行业，每一个方面的话，恐怕还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长安曾经做过工资与CPI联动的研究，在他的研究里，发现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其实是超过CPI上涨速度的。 李长安：职工工资增长跟CPI挂钩我觉得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怎么挂钩，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数据来看，国家***的数据显示，我们国家职工工资的增长速度绝大部分的年份里面都超过了CPI指数的增长。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们职工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都已经超过10%了，但是我们的CPI指数绝大部分的年份基本上都在10%以下，比如说5%、6%超过7%的年份都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跟CPI挂钩。 第二个问题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的情况来看，CPI指数有若干年是负数的情况，如果CPI指数出现了负数，我们的工资增长跟CPI挂钩，是不是职工的工资还要跟着CPI指数往下调呢？我想如果制定政策的话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方面。 在采访中，许多居民都普遍认为，当工资涨幅落后于物价涨幅时，**就应当采取措施，使工资与CPI挂钩，而不能让老百姓的*袋子憋下去。然而有**提出：如果真正实行收入与CPI联动的机制，是否意味着这又是一次**对市场的干预？是否会破坏表现为工资的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以及企业依法拥有的分配自**？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马光远： 马光远：干预机制我觉得一定要慎重，我们有*低工资**机制，有这么一个根据就可以了，我觉得其他的政策是企业和员工来谈，我们对应建立的是一种工会机制，工资的集体协商机制，我们要让工会真正发挥作用，如果说**直接干预的话等于替代了工会的作用，所以我是不主张**直接干预工资的。 除了*低工资以外，**干预的话可能适得其反，我们看这几年以农民工的工资为例，农民工的工资*终谁说了算？*终不是**说了算，农民工自己让自己涨了工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工资非常低的时候他们不干了，出现民工荒，民工荒以后企业只能涨工资，这是一种机制，这是农民工自己救自己的机制，我从来没觉得这几年农民工工资的上涨是由**干预实现的，这种干预我不认为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与马光远持不同意见的**也不在少数。在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工资和CPI挂钩是不是一次干预市场经济的行政手段时，李长安回答说： 李长安：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做法西方国家有一些也是比较通行的，而且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来了，主要是为了保护职工的实际购买力不至于因为物价上涨而下降，无伦从政策还是理论来讲都是可行的，这就是一条市场的办法，不是行政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