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能否成为金融危机中的稳定器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眼看二季度将过，比甲型HINI更深刻和广泛的**经济流感，正在引发经济学家们对未来走向各种可能曲线的热议。

这半年来，人们*熟悉不过的词，是“内需”和“4万亿”。农村，几乎一向被认为是现代化的包袱，如今被寄予****的希望。

2009年春节前开始，贺雪峰带着他的学生们再度下乡。贺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理研究中心主任，这次的关注焦点，是返乡农民工。这样的调查对这支被称为“华中乡土派”的学术力量而言，本是常态，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颇受关注。

眼下，覆盖六个省区、1200余名调研对象的素材正在整理，可望于半月后成稿。贺雪峰说，他的一个预测得到了验证：农村并没有惊慌。他试图提出一个观点：在金融危机中，农村在中国充当了一个稳定器和蓄水池。

调研素材的主要整理者、“华中乡土派”学者之一董磊明说，虽然农业收入在农民工现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低，很多家庭只是老人在家种田。但有农业收入、有粮食来兜底，“不至于挨饿，这给他们提供了基本的安全感”。

这个逻辑直接指向中国的基本土地制度。面对是否会放弃农业的问题，有农民对他们说：“不会，我不敢。”这个回答让董磊明印象深刻：“他们有风险意识。即使在农业生产条件非常恶劣的时代，**抛荒的还是少数。”

在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争论中，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一直持这样的立场：土地是农民的基本**，不可过快私有化。

一个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农业收入在农民收入的构成中，已是**少数。对此董磊明表示：“单靠农业肯定不行维持农民和农民工的生存自信心，但反过来想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一块呢？一个家庭，老人种着5亩地，一年的收益也就5000来元，刨去成本就更少，但假如没有这5亩地的产出，增加的开支可能不是5000元，而是2万到3万。如果农民都在买粮食吃，粮食价格会怎样？现在是半劳力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70岁干活的多的是，60多岁的是农业的主体。对满怀梦幻色彩的初中毕业生来说，父母打工，爷爷奶奶种着地。一个农村的家庭在背后提供着支撑，才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

因为这些观点，在这个春天里，“华中乡土派”的**人物、长期做农村实证研究的学者贺雪峰，再一次扮演了一个逻辑挑战者的角色。

春节前后，2000万就业缺口的数字正被人们反复提及，并被一些人不断扩充，忧虑心态四处蔓延，逻辑十分鲜明――外向型出口加工受冲击后，将直接带来就业危机，一旦大批农民工无法就业，问题就由经济领域延伸至政*、社会的方方面面，代价有点可怕。

而贺雪峰对《广州日报》记者说：“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他认为：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2009年 3月，《南方农村报》刊发文章《贺雪峰：无须高估金融危机对农村的负面影响》，文章根据贺的数篇调研随笔摘编而成。

争议旋即出现，更伴随各种揣测。

1月28日，一些**认为以下迹象显得“蹊跷”：“***在春节前政*局集体学习时还强调，扩大内需的*大潜力在农村。但昨日内地多份报章大唱反调，引述中国乡村*理中心贺雪峰教授近日的调查结论，痛斥‘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作者猜测这样的声音，或许预示政府高层应对经济危机政策导向的分歧。

事实上，这只是主流思维方式对一个学者的脸谱式解读。在贺雪峰看来，金融危机只是提供一个展示日常基本结构的平台，并没有太多新逻辑的出现――农民工摇摆在特定的城乡二元结构之中，这种局面持续了近三十年。从客观上，工业的低利润和城市自身的容量，都无法支持他们转化为结构意义上的“城里人”，他们无法在城市完成再生产，他们家庭的医疗、教育，大部分都还是在低成本的农村完成。制度的限制容易打开，而价格的制约才是真正的门槛。

这三十年来，一个*为残酷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大的奥秘和真相：中国成功地变身为世界工厂，之所以如此之快、如此之顺利，无法否认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一部新劳动合同法足以引发轩然大波，正是因为它走在改变这一要素的方向上。

在贺的逻辑体系中，在这个经济奇迹中获益的人们，都应该感谢作为这些廉价劳动力的农民工。恰恰是他们的相对被盘剥，才确立了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这不是任何满怀价值感的理论探讨所不能改变的现实。

这样的现实，就是缓冲期和蓄水池的关键要义。让他担心的是：农民今天还能够在农村找到生活的意义，而不是唾弃自己的家乡、鄙视自己的出身吗？

近年来，消费主义和市场力量对农村社会的侵蚀，是引发众多学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视角。让贺雪峰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葬礼上出现脱衣舞的商业表演。他触目惊心，深感农村社会意义系统的深刻变化。

贺雪峰及其学生们依然往返于书斋和乡间。他们的主要方法，是相对非结构性的访谈和一定数量基础上的个案。这样的方法受到一定的质疑，但贺雪峰相信：足够的数量、样本覆盖面和足够的扎实程度，能够起到别的方法起不到的作用。

于是，参与调研的研究生们，用数万字的篇幅叙述一个村或一个家庭的基本情况，包括自然条件、生产规律、历史习惯、村庄渊源、格局分布、人的年龄、家庭结构、结婚时间、耍朋友谈恋爱的过程和感受，甚至厕所的形制等等信息，可以说是将农村景观的方方面面事无巨细地收入其中。贺雪峰相信，不从整体上把握，便难以把握。

在他们的观察中，很多农民并不会被家电下乡的政策刺激出额外的消费，只不过提早兑现一些原本就存在的需求。

这样的农民说法被保留在访谈记录中：“我不想买电视，优惠10%我也不会去买。”“农民不傻”的论断，在这里被用以支撑一个与市场理性相对的观点。农民“知道这是在钓鱼”。

正相反，他们按照自己的生活轨迹，该做什么做什么。“比如有些地方，前几年打工收益比较高，反正这段也没事，索性回家盖房子。”但这不是因为金融危机，而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建起的这批房子，已经近30年了，到了翻新或重建的时候。董磊明说。

他承认：“就业岗位的不足，可能还没有充分辐射到农村，可能是一些失业者滞留在城市，处于就业但半停工状态，还怀有预期，如果再过一年，期待破灭、这部分人大量回家，可能就有新的东西要来调查了。那么他为什么处在半停工状态，仍能安稳地待着、观望呢？说明农村有蓄水功能，假如没有，可能一两个月都呆不住。”

在**化和消费理性盛行的今天，贺雪峰继续扮演异类。他的忧虑是：媒体似乎始终没能准确、全面地传达他的观点。

他强调农民的幸福感不**来自于现金收入。如果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现金收入的不断提高，则出路不妙。道理似乎非常简单：这个国家的土地、资源、一切的一切，支撑得起十几亿人都去过向往高消费、实践高消费的生活吗？

这只是一个老讨论，在**经济危机下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