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投资经济中国能否持续

中国经济已高速成长了30年，但经济起飞期并没有就此结束，即使增长率较以前会略为下降，但我们认为未来仍将有至少25年的快速增长。而在起飞期的一个共同规律是高投资率。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现在比较发达的所有国家在过去的某个时候都经过一个投资加速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年度净投资率从5%或不到5%提高到12%或12%以上。” 象中国一样，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阶段固定资本形成率经历了上升的过程。*为明显的是韩国，它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从1961年的12.0%提高了1980年的34.1%，其间gdp的年复合增长率达到8.4%。新加坡从1965年的21.1%提高到了1984年的47.7%，其间gdp年增长率达到了10%。即使在这些经济体进入平稳发展阶段，投资率仍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2000年以来，世界平均投资率水平为20%-21%，而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投资率分别为22%-25%，30%-31%，15%-33%，24%-33%。

日本、韩国的经济起飞期一般都在20年左右，但我们认为中国经济起飞期要比日韩时间长，将达到50-60年。原因在于日韩等国国土狭小，只能算小型开放经济体。而中国地域广阔，地区差距大，梯度转移空间大，内需发展对经济拉动作用期长。一个典型数据是各地资本存量的差距，中信证券估算2005年物质资本存量*高的省份是江苏，达到13869.10亿元(1978年价)，*低的是青海，仅541.87亿元，两者相差20多倍；而从人均看，*高的是北京，达到82200元/人，*低的是贵州，仅有4733元/人，前者是后者的17倍多。可见未来落后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仍将持续增长。
回到宏观层面，中国资本形成的加快与持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无论是国有企业部门还是集体企业部门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显然，正是投资推动了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推动了工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而工业化又反过来提供了持续的投资需求，两者形成了强烈的正反馈效应，导致投资率不断上升。而现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并没有结束，甚至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沿海工业往内地的梯度转移，地域广阔的中西部仍在期待工业化的阳光。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几亿闲置劳动力进入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身份逐渐转变为工人和城市服务人员。他们的进入深刻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加快进入投资建设期，而这种城市化进程甚至还落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相关的投资目前显然还处于初发阶段，谈不上触高点回落，更谈不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