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幸福安宁 高速还有什么意义

但愿“7·23”动车特大事故，能促使各方对当下经济运行方式进行深度反思。要抑制政府工程扩张之势，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意味着数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器物与工具的现代化，而是要让这种经济增长可持续，让每个人生活在更低的风险之中，生活得更有尊严与自由。

“7·23”动车特大交通事故原因究竟是什么？有种答复说，主要原因是天气、是动车系统运行失灵的技术，也有说法，是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问题，中国高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等。不过，在笔者看来，无论是中国高铁的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无论是天气原因还是技术及人为原因，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与片面追求经济“超高速”增长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

2008年下半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避免中国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政府动用多种资源让高铁出现了“大跃进式”的发展。短短3年，中国高速铁路营运里数、在建里数全球第一，旅客的运送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暴发式增长，日均旅客发送量增加2.6倍。不过，中国高速铁路这种“超高速”增长，是政府以过度使用种种资源的基础上来完成的。比如说，信贷资金的过度使用，政府让最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涌入高速铁路各项目，从而使得铁路部门的资产负债率奇高。比如，目前国内运营较好的北京－天津高速铁路，要实现盈利需有很长时间。还有，高速铁路各种技术过度使用，尤其是安全保障技术，远远跟不上高速铁路这样超高速发展的需要。尤其是没有把其技术的系统性、稳定性及运营安全性放在首位。

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许多部门的经济政策就是大力鼓励过度使用各种资源，比如说过度使用信贷体系及金融体系（2009年至2010年银行信贷增长速度是1998年至2002年年均增长的6倍多）、过度开发土地、过度开发矿产资源、过度使用现有的技术等发展模式等等。

在这种过度使用种种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下，GDP是上去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增加了，地方政府业绩亮丽了，但结果不仅严重透支了未来经济发展，损害未来经济发展之环境，使得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更为严重的是，过度使用各种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可能加剧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使得绝大多数人所面临的经济及社会风险更高。从这个角度看，“7·23”甬温线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给当前中国经济片面求快、过度消耗资源的增长模式敲响了警钟。

还有，“7·23”动车事件还与当前的“新国企”制度有关。可以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铁路是国有企业最为坚固的堡垒，也被认为当前“新国企”的典范。在不少人看来，当前的“新国企”完全走出了传统国有企业的困境，成为当前国内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这种“新国企”不仅能够在市场经济中主导整个国家经济走势，而且“新国企”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我们当然应该看到，这几年国有企业确实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大。但是，不能忽视的是，“新国企”的发展并非建立在新机制的基础上，而仍是建立在政府向企业注入更多的实质性资产及政策性资源的基础上。比如说，国内大型国有银行，就是建立在政府注资、向市场融资政策性注入、政府对利率及信贷严格管制的政策性获益这样的基础上的，从而使得这些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其运作收益可归自己，其成本及风险则让整个社会来承担。高铁的建设与运行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高铁的建设与运行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实质性及政策性资源，由于其运行的收益可归本部门，其成本及风险则可转移到整个社会来承担，那么其管理体制倚轻倚重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改变这种完全由国有企业或政府相关部门垄断主导的高速铁路运作模式，高速铁路运作安全性及效果始终是难以让人放心的。

再往深层推，政府愿意向以新国企为主导的高速铁路注入更多实质性资源及政策性资源，或与政府总是希望掌控经济活动思路有关。近十年，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尽管市场经济这种长足的发展并非容易逆转，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与渗透则是越来越普遍。政府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政府管控的范围在扩大，政府调控经济的力度在加大。可以说，如果这种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生活的思维模式不改变，客观上积集了多种形式的越来越高的风险。

但愿“7·23”动车特大事故，能促使各方对当下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度反思。要管住政府这只闲不住的手，抑制政府功能扩大之势，政府工程扩张之势，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意味着数量的增加，并不仅仅意味器物与工具的现代化，而是要让这种经济增长可持续。至于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让每个人生活在更低的风险之中，生活得更有尊严与自由。

如果不是这样，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意义又何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