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值得忧虑的是经济结构

“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说到底需要领导人的政治意愿

在外围动荡不止，对中国经济前景唱衰之声再起之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1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传递了一个重要判断：二季度后经济增速略为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没有超出预期。近期经济数据证实了经济增速确在放缓。如果经济增长是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GDP数据一时不那么光鲜夺目不是忧虑，真正值得忧虑的是经济结构调整。

二季度以来，在日本地震、国内电荒等短期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动，宏观层面的指标下滑与微观层面的经营困难同时出现。但总体而言，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强劲。机构普遍预测，2011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幅将在9%之上，减速实不足虑。重要的是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政策刺激效应削减后，自主增长动能有多大，还有待观察。相较经济数据的短期波动，中国目前更需关注的是中长期风险，即经济结构是否确有改善。如果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政府是否出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再次错失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良机。

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凭借低资金成本、低能源价格、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的带动下，实现了高速增长，2010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种发展方式也存在固有的缺陷，已经难以为继。为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再上新台阶，中国需要一次经济结构大调整。

知易行难。“九五”伊始，中国政府就一直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但是，多年来一直难有实质性突破。今年初公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再次提出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但观察家对其执行效果预期不一。

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相比其他大型经济体，中国政府掌控着充足的资源，在危机时刻，其调控政策可以迅速显效。但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这种模式往往适得其反。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4万亿”刺激计划的带动下，地方政府利用地方融资平台，将信贷、土地资源更多地投向国有部门、基础设施领域。有竞争力的民营部门和实体部门，其利润正在被资源扭曲和垄断资本攫走，资本去实业化的现象，愈发严重。

即便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政府主导资源配置也会带来意外的后果。中央政府提出的发展方向，往往会成为各地政府的资源投向。地方政府主导调结构的结果就是各地经济结构同质化，不仅不能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反而产生了“市场在哪里”的新难题。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一进程与实体经济的衰弱同时出现。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赢得未来的比较优势，亦为结构调整的一大考验。

推进经济结构调整，首先需要正确定位政府角色。政府应从资源配置中逐步退出，转向为社会成员创造平等的发展环境，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以及就业、创业和创新机会，构建适合当前发展水平的社会安全网。这不仅包括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包括面向不同市场的企业。

温家宝总理在此次讲话中还表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改革，力争取得明显进展。”应该承认，正是这些领域的改革迟迟未获进展。理顺要素价格问题堪称典型。在长期出口导向下，中国政府的巨额价格补贴通过产品出口而部分流向国外，这不仅导致国民福利净损失，也带来沉重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早已列入改革重要内容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或因通胀高企，或因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多次被推迟，而要推进结构调整，这项改革必须尽快启动。

对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虽然新老“36条”相继出台，确立了“贯彻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原则”，但实际上，这些纲领性文件屡次被部门文件轻松消解。一些国有企业占据利润丰厚的垄断行业，左右决策部门，用“玻璃门”将民企挡在门外。如此，自主创新极可能沦为镜花水月。

经济结构要调整，中国应看到自身不足。应警惕对所谓“中国模式”的迷恋和自我膨胀，对自身实力心中有数。如前所述，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是个老问题，对解决之道也多有共识，令人忧虑之处正在于现实格局难以触动，过度强调“维稳”，调整迟迟未见成效。“功夫在诗外”!“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难题”说到底需要领导人的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