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资讯
创业资讯
章培恒，浙江绍兴人。1934年1月生，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先后受教于朱东润和蒋天枢，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在上世纪80年代内地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学谨严、注重实证，视野广阔且富于*创性。
在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背景下，章培恒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并致力于中国文学的古今贯通研究，主持“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他与骆玉明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6年)及《中国文学史新著》(1998年)，出版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和读书界引起强烈反响，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研究上的突破。据章培恒的**，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陈广宏教授和郑利华教授回忆，章培恒先生是在病榻上完成《中国文学史(新著)》的编撰，把这170万字的著作呈现于世的。“‘要对读者负责’是他坚持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信念，他大胆提出了‘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的观点，重新建构*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其主要著作还有：《洪昇年谱》、《献疑集》等，另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此外还主编有《全明诗》、《辞海·中国文学卷》、《古本小说集成》、《近代小说大系》、《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国禁书大观》等。
“有古风”的章培恒教授平素望之俨然，实则以性情见闻，嗜茶喜酒，讲出的文史逸闻轶事有根有据更有趣，似有魏晋风习。用更现代的话说，有些“才子范儿”;虽然整天专注于古籍，但身为鲁迅先生同乡、上世纪50年代曾受胡风事件牵连的他，在精神上并不与时代世事隔膜;学术上，他受了朱东润、贾植芳、蒋天枢等前辈学人的影响，对着记者谈起三位并不在眼前的师长时，神情用语总是端肃尊敬的;作为复旦大学的**教授，研究生们见他多半都说有点怕，因为他重视基本功，对学术研究较真。
文史研究界之外，章培恒大概远算不上**。毕竟，他不属于那类只须二三十年就能“著作等身”，随时随地都能在电视里露脸儿、报纸上留名儿、对各种热门事件发表见地的那一类**。相比之下，与所承袭的几位师长一样，他留下的著作实在不多：散论文章不算，早年是一部《洪昇年谱》，中间有一部《献疑集》，晚年出一部《中国文学史》。但几乎每一部，都见得出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并不哗众取宠的新判断。往小处论，在30年前，当金庸武侠小说还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时，章培恒就是**写论文、认为小说*先要做到“自娱娱人”的极少数知名学者之一。上世纪90年代，章培恒与骆玉明合作新编的《中国文学史》，以深厚的学养，敏锐的视角，以人性为主脉，重新梳理中国文学史，广受赞誉。仅此一部书，足可奠定他一生的学术声名。
认真*学，不以论文著作的数字堆砌成学术成就的“高度”，不在这个时代媚俗从众流于肤浅，这恐怕才该是学术人士“古风”的更重要、更本质特征，也是章培恒先生的*学与做人态度里，*值得我们记取的东西。
“章先生是一个很有**的学者。1957年被打为右派以后，不能继续从事教学工作，就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在资料室里继续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文革’以后，凭《洪昇年谱》一举奠定其学术地位。其次，他是一个重情感、重情义的人，也爱打抱不平，但是‘出手’的方式多还是在学理上进行批评。2003年，他曾在某报发表《恐非正解》，为余秋雨辩护。”
我认识章先生是源于2002年在《收获》杂志做《好说百说》的专栏。印象中章先生是一个很温和、说话慢吞吞的学者，但他不是一位苟且的人，涉及观点时，他一定会讲清楚，不含糊。印象*深刻的就是章先生对文史知识的娴熟，提问者在对话之前没有就问题和章先生交流，但是章先生的回应依然非常详细。(一次)谈到《西厢记》时，信手拈来金圣叹的一段点评，我回去翻阅资料才证实章先生所言非虚。
此外，他也是一个毫无架子的文人，一辈子就是在自己的学术中探索，从不做经营，自己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给社会带来了更大的价值。章先生拒绝自己的遗体告别仪式，我打算多读章先生的书，这就是对章先生*好的纪念。他拒绝遗体告别式，我猜测，应该是他觉得这样的仪式没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