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看管理 领导的方式与风格

从古到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有组织的地方就有管理。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大系统。

“*大国”与“烹小鲜”所用的原理策略，所需要的组织架构与**能力历来相差无几，只是规模大小与权力来源有别而已。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中，与**方式和**风格相关的诸多事例与人物都是可贵的“他山之石”，为21世纪的决策者们提供了*富底蕴的智慧与谋略。以史为鉴，可以多些领悟，少走弯路。

唐太宗与明太祖

唐太宗和明太祖都属于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皇帝，但他们创建帝业的方式、施政的风格却有极大的差别。通过比较这两位皇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同的**风格、决策方式对国家造成的*大影响。

唐太宗的大业依靠的是三支力量：一支是关陇集团，一支是山东集团，另一支则是江南文士。关陇集团以北魏鲜卑贵族为*，代北武川系军事贵族是其主体，也包括一些胡化的**和西域的胡人。他们握有兵权，多以军功致位通显，世代承袭封爵、勋阶，与皇室、关中郡姓通过联姻等方式相结合，成为西魏、周、隋三朝的政*核心力量，虽经改朝换代，仍然势力不坠，正所谓“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山东集团包括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两部分。山东士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宗族乡里基础，并由此产生出*大的政*能量。他们进可左右朝政，退可控御乡土，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山东士族却仍有生命力。山东豪杰是在隋末混乱的形势下崛起的寒门地主武装集团。换言之，他们是在隋朝末年大动荡的社会局面中力量迅速膨胀的山东地方豪强。所谓山东豪杰是以暴力形式提升其政*地位的。江南文士中，很多出自隋朝统一之前南朝以文学见长的世家大族，他们一方面参与政*制度、典章则例的制定，另一方面又在江南地区继续发挥影响。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和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了平衡各派政*势力，唐太宗下令修撰了《氏族志》，以抑制山东旧土族。他能够利用上述政*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保持平衡，不让其中的哪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他重用魏徵，一个重要原因是魏徵早年与所谓“山东豪杰”有密切关系。魏徵为李世民所用，能够“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社会势力之妙用”。

从**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同样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这种制衡不仅仅针对各个官僚集团，也包括控制皇帝本人的言行。

很明显，唐太宗不是把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这些部门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这就能较好地处理各种政务。

唐太宗本人很爱惜人才，能礼贤下土。他接受隋亡的教训，慑于农民起义的余威，与群臣“居安思危”，励精图*，国家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史称贞观之*。当时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任用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知人善任，进忠贤，退奸佞，朝政清明。太宗能够虚怀纳谏，以魏徵为代表的一些大臣可以面折廷诤，这就避免和纠正了不少错误。他下令制定刑律，以轻代重，君臣执法能不避权贵。太宗还重视吏*，慎择刺史，严惩贪官污吏，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他本人节俭自持，力戒奢淫。在他的言传身教的影响下，唐朝二十年间风俗淳朴。通过上述政策和措施，贞观时期形成了连年丰收、谷价低廉、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状况。

明太祖的作风与唐太宗差异极大。他主要是靠两支力量开创帝业的：一支是他*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号称“淮西功臣”或“淮西勋贵”，其中包括徐达、常遇春、汤和等能征惯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李善长、陶安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支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这两批人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元末朱元璋攻占集庆(今南京)后，实行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发展生产，且耕且战，为军需奠定了雄厚基础。这条策略就是徽州儒士朱提出来的。

明太祖夺取了全国政权之后不是继续利用这些文官武将的长处，相反，他对创业功臣心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朱元璋大肆屠戮有功之臣，正所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大肆诛戮功臣。经过这两次案件，明朝元功宿将差不多被屠戮殆尽。

从政*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也是集权路线。朱元璋在中央废中书省和丞相，政归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结束了自秦汉以来存在了一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从而加强了皇权。他又改监察机构御史台为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合称“三法司”，其职权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枉”。在地方行政方面，朱元璋废行中书省，设立布政使司，又设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都、布、按三司，分掌地方民政、财政、刑法、军事，各自直属中央，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朱元璋在废丞相的同时，又废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遇有战事，皇帝亲自选官派军，战后官归将印，军回卫所，以防止大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为保证统*的稳定，朱元璋制订了《明律》和《大诰》，还特别设立锦衣卫特务机构，以强化帝王的权威。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人的性格、行事风格不同，对国家的政*风气形成了极大的影响。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唐朝前期的国力强盛以及文化上的开放心态与唐太宗有很大关系;而朱元璋也给明朝政*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明朝长期出现君主与臣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文化上的故步自封倾向。

现代管理与家族企业：董事会、董事长、执行长

下面我们不妨用刚才分析的道理来和公司管理作一个比较。

董事会就像是政*统*集团，董事会里面有董事长，也有一般的董事。这和统*集团中既有皇帝又有官僚相似。董事长不如皇帝那样有权威。如果他是企业的创始人，那么他会有较大的威信，因为他的声望、地位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毕竟不是皇帝，只是一个私人集团的领袖，他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从整个公司的利益考虑，不能只凭个人喜好做事。一个任性妄为的创业者是不多见的。任何人都有退休的时候，到了他退休时，下一任的继承者未必仍有他的威信与地位。这时候董事会本身就必须维持一定的稳定性。假如董事会不安定，就没有办法管理整个公司，就没有办法去聘请专业的总经理。同样的，如果没有办法得到董事会在安定和协调的情况下的授权，总经理也没有办法执行董事会的政策。权威的来源就是公司的董事会，在权威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公司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任何董事会的内争或意见分歧，都会导致政策不分明、权力不稳定的局面，而使得公司业务无法开展，甚至失败。前面讲到朱元璋的例子，他不信任高层官僚，通过“胡惟庸案”、“蓝玉案”大杀功臣，这就使整个“董事会”无法发挥正常的职能。

董事会的安定非常重要。它是一个集体组织，创业者必须在董事会内制定一定的规则和秩序，使得人在制度在，人走了制度依然继续。否则人亡而政息，创业者退休了，公司就垮台了。所以一个创业者必须在董事长任内确定董事会的组织，确定董事的产生办法，确定董事会是一个集体讨论、贡献智慧的地方。在集中智慧下所产生的权力，才会是有效的。唐太宗就是一位能够很好地建立制度的君主。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他为唐初各项制度的完善采取的措施，这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调动集体智慧的机制。

一个稳定的、可以容纳不同意见、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的董事会，可以为公司决定一个长远有效、带来长久利益、使公司长期经营的政策。这样的董事会确定了政策、确定了方向，他们就可以聘请一位符合他们需要的，能够替他们实行理想、推行政策的专家来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就可以知道他的权力范围在哪里、任务在哪里、时限在哪里，那么他就可以放开手，以专家的身份去推行这个政策。他也可以聘请不同业务的专家来帮助他推行这种方案。总经理和古代王朝的宰相很相似。宰相的好坏，也会影响到国家的政策，就像上面讲过的诸葛亮和王导的例子。

一般说来，一个公司同时还需要几个永久性的常务性质的部门，比如会计部、稽核部、档案室等。除此之外，其他部门的负责人应该统统由总经理直接聘用、管理和指挥，这样一来，总经理就有一批人可以差遣，而不会有那些他差遣不动的人。所有的董事会的成员，包括董事长在内，都不应该干涉总经理在他职权之内的用人方法、在他预算范围之内的花钱方式、在给他任务之内的做事过程和方式。这样，总经理和董事会的职权就划分得很清楚，董事会考核也比较容易，不会有总经理说我本来要如何如何，但是董事会派给我的人无法差遣或能力不足，使得工作受到妨碍。当总经理有机会说出这种说词时，董事会就没有理由责备总经理没有实现他们赋予他的任务。

公司的这种组织机制要比中国古代**清晰。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职权和任务。总的成绩讲起来，就使得宾主都得到益处。公司、董事会得到了应有的利润，完成了应当实现的任务;总经理和他的属员得到应得的报酬，如果成绩出色，还可以得到一定的奖励。有功劳的人得到一定的升迂，公司的业务扩展，公司扩大，员工工作的机会也会增加，大家都得到了好处。这些都是短时间内看不出来的。

要达到上述目标，需要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共同努力，集思广益，通过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奇妙的。若干人摆在一起时，总会有意见不协调的地方。如果都是由亲人担任决策单位的成员，或是由共同创业的伙伴担任成员，在一个阶段内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论是大家长或是大家都佩服的大哥，都能控制住局面。但是等到董事会进入第二代，有新的成员加入或是旧的成员退休，那么斗争就难免了。甚至亲兄弟之间、父子叔伯之间，都可能有矛盾和斗争出现。很多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这种例子在古今中外实在太多，从皇位继承我们已能够得到不少启示。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必须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