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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富裕的重庆，已连续三年将半数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连续四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超过4%；并下定决心，**了字字亿金的“民生十条”等等。重庆的底气从何而来？答案之一就是重庆国企。
今年1月，重庆国资加入“万亿资产俱乐部”。此前，这个“万亿俱乐部”里仅上海、天津、北京三名成员。
从经营性国有资产1700亿元居全国十九，跑步跨入万亿门槛，重庆国资6年增长6倍，全国*快。
回顾“十一五”国企跨越发展之路，还有一条主线日渐清晰：作为市场和**之外的“第三力量”，重庆国企在党和**及人民需要的领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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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企相当于**“第三财政”
2009年，于**经济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年份，对重庆国企亦然。
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肆虐，世界经济变得扑朔迷离。而重庆国企却在遍地哀鸿中化“危”为“机”，实现弯道超车，主要指标再创新高。
与此利好呼应，2010年重庆“**”上，市长黄奇帆宣布，2009年，重庆财政民生支出资金682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达51.7%，创历史新高。这已经是重庆连续三年，将半数以上财政支出用于民生。
并不宽裕的重庆**，底气从何而来？
市委副***、市***主任崔坚道出玄机：2005年开始，重庆国企**实现“财政断奶”以来，每年至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相当于重庆**的“第三财政”。
“第三财政”的说法*早源于黄奇帆。在今年的国资工作会上，黄奇帆说，我管了七年财政，从来都是把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体系等；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
“第三财政”的作用不可忽视。重庆财政积弱已久，黄奇帆曾提到，自己刚到重庆时管城建，那时还没有“八大投”，市政委主任与建委主任整天“吵架”，吵到自己这里，为什么？因为，那么多的城市道路要维护，要几千万，甚至一个亿、两个亿的*，市政委就说建委不给*，建委说我就那么几个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给不出来*，大家扯来扯去。
“八大投”自组建之日起，便承担了为财政托底的重任，每年承担400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项目投资。
“全市重大基础设施的75％是‘八大投’干的。”崔坚说。在“八大投”运作中，重庆还实现了563亿元的资产升值，为重庆市**公共服务转型腾出财力空间，让并不宽裕的财政腾出一部分*，更多地用在民生上。
耳熟能详的案例包括，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中，只有重庆连续4年教育支出占GDP比例超过4%；在西部12省市中，重庆仍然实施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对企业只征15%所得税……
国资预算大大增强了**蕴财于企、藏富于民的底气。这份底气，也给了重庆实施“民生十条”的信心：在两年半的时间里，投入3000多亿资金，为老百姓造房子、找票子，解决民生大事。在“民生十条”中，建设公租房、推进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8大民生项目，由重庆国企主动承担。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对重庆国企改革颇有研究，他认为，以公租房建设为代表的民生大事，实则是一个将国资经营收益向城市低收入群体进行“利益输送”的过程，体现了国有企业在保民生、促和谐中的社会责任。
市场与**之外的“第三只手”
重庆超常规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国企基础设施“兵团”在发挥主导和核心作用。而在服务重庆发展的同时，重庆国资也实现了自我增值，迈入万亿大关。
偶尔也有质疑的声音：重庆国企的强势发展，是不是源于**大搞“国进民退”，是不是存在与民争利嫌疑？
黄奇帆正面阐释过这个问题：重庆的基础设施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有些事苦于没人来投资，招投标都没有人来。例如修高速公路―――不像广东、上海修高速公路，许多民营企业去追逐，因为那里高速公路效益好。重庆的高速公路1公里投资七八千万元，在边远区县甚至要八九千万元，而征地那么贵的上海，修一条高速公路1公里也就3000多万―――重庆每建100公里高速公路，几乎要打60公里的隧道或者修60公里的高架桥。
高成本，但是车流量只相当于沿海的1／3。“投资大两三倍，车流量小两三倍，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招投标都没人来。”黄奇帆说，在没有人干的领域里面，“八大投”只能承担起开山铺路的重任。今年10月，重庆2000公里“二环八射”高速公路提前10年完成。
崔坚说，这就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一马当先，发挥控制力、带动力、影响力，往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国有企业就是干这个活的，不是逐利而去，是奔着为全社会服务的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而去。”
另一方面，黄奇帆曾强调，“国有企业不管怎么市场化发展都有政策性功能，都不能忘了政策性的意图贯彻。”重庆国企在政策与市场之间，发挥着“第三只手”的杠杆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重庆工业企业亏损面达16%，而且有2%到3%的中小企业有倒闭的风险。
重庆打出组合拳破解融资难题，其中包括注资10亿元，使重庆三峡库区产业担保公司增资到30亿元；再注册两个资本金分别为50亿元、30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为中小企业撬动600亿元到800亿元的资金。目前，重庆多家国企出资60亿元，先后成立8家担保公司，可为重庆中小企业提供近500亿元的融资担保。
“这是国有企业的责任。”黄奇帆认为，三峡担保公司若拿这30亿元去搞小额贷款公司，可以保证一年有10个亿的利润，但是做担保却是为他人做嫁衣，民营企业一般不愿意做，那，国有企业就要主动承担，这就是国企营造市场健康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贡献，对落实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政策发挥重要的助力作用。
同样，重庆农商行1200亿的贷款余额，70％是“三农”贷款、中小企业贷款和民营企业贷款。不是农商行找不到大项目、大企业，而是必须针对中小企业，必须在郊县活动，因为农商行姓“农”。
“国企事实上成了国家政策延伸的杠杆，使全社会包括民营企业受益于这种调控政策的延伸、服务。”崔坚说。
经过多年摸爬滚打，重庆国资运作的基本原则已逐渐清晰―――即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其他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在投资风险大、其他资本不敢投入的领域，在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型经济领域，通过国有集团先投先试，激活市场信号，搭建市场平台，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一些市场信号逐渐活跃起来的领域，重庆国企尽量不去‘与民争食’，甚至会审时度势，主动退出一部分。”崔坚说，近几年，通过BOT、BT、TOT等模式，重庆已经引导大量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如今，在上万亿元的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占比近40%。
有一组数据佐证了这一观点：重庆的民营经济也从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受益匪浅，每年获得20％以上的增长，在GDP中的占比以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占比已超过“半壁江山”。
